紫荆党：香港管治团队应心怀“国之大者”，跳出部落主义的窠臼

作为中国一个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团队理应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在工作中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作为公职人员，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公务员、立法会议员、纪律部队人员都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服务，杜绝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冲突，其行为不得损害“国之大者”。在广大市民眼里，政府代表着国家，是国家的具体化，而政府则通过各个职能部门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官员之间的关系呈现模糊状态：“部门官员=政府部门=政府=国家”。实际上，四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面对立法会里反对派力量可以忽略不计的现状，在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弱化的情形下，管治团队成员更应注意自身行为检点。

近来香港冒出诸多热点问题，管治团队的不同派系在处理意见上出现明显分歧，迄今为止仍不能达成共识。其实，只要相关公职人员认真领会习近平的谆谆教诲，把国家和香港的利益置于派系和个人私利之上，再难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具体到这些争议性问题的处理方案上，各方宜遵循“帮法、帮理、不帮亲”的原则，多想想“国之大者”，努力维护香港政治系统的总体稳定，而不是片面追求一个或几个社团的利益。

首先，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容践踏。在现代社会中，市民建立起一套对同一法律和条规的规范性期望。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就会规范性地期望他人支持自己的诉求，而社会也期望大家会协助此人去捍卫权利，而不是沉默地接受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所以，法律系统作为一个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体，其实正是在对同一法律和条规的规范性期望基础上进行运作的，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反身性运作，法律系统才得以确立自己的权威，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社会才能产生对于法律的信赖和支持。这也正是现代法治社会区别于非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两种法治、两种规范标准，尤其是“立法者”、“执法者”本身以双重标准参与社会活动，那么社会对法律和条规，要么无所期待，要么期待适用特权者的法律和条规。如此，市民对制度的信仼不复存在，现代社会的秩序不复存在，市民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诉诸大规模社会运动，重建同一的法律和条规体系。

其次，处理问题要以事实为根据，公正公平，符合逻辑，做到“是其是，非其非”。各方都可以就热点问题提出意见，但需要尊重事实，以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任何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并进行有效的符合逻辑的解释。如果仅仅从立场出发，从社团利益出发，相关各方热衷于泼妇骂街似的口水战，那么这只会令香港政治进一步变质。如果解决方案与事实真相完全无关 ，那么纠纷的解决将被市民视为朋党政治，所涉各方就会失去民意支持。这种方案即便被冠以正义的美名 ，即便在媒体连篇累牍地重复，但终究错误就是错误，假象就是假象，它不可能令市民心服口服。政府一旦长期失去市民的信赖，其自身的正当性就岌岌可危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在统计意义上做到与客观事实保持一致 ，那么市民普遍就会相信政府的立法和施政充斥着不公和不义。

再次，处理问题要跳出部落主义的窠臼。香港是一个受部落主义影响较深的经济体，部分社团和公职人员倾向于排外的亲密小圈子交往，并且不断强化小范围特殊利益，甚至占山为王，党同伐异，这导致他们对所在社团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常把社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其实，前几年猖獗的排外本土主义，也与政坛的部落主义蔓延有关。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忽视导致部落的认同聚焦在社团利益上，也导致部分人藐视“国之大者”。国安法实施和新选制确立扫除了反中乱港分子，但并不能包治百病，特别是不会有力遏制部落主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彻底消除此现象是一项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工程。

当前香港新法新政初立，百废待兴，亟需特区政府汇聚万众一心的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更新、更大成就。针对目前出现的一些争议，管治团队成员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宜首先从大处着眼，站在国家、社会、整体、全局的角度考虑社团和自身发展定位。“国之大者”关乎香港未来发展根本，管治团队必须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并将其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