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美国的日裔拘留营：一件尘封已久的和服揭开的家族秘密和黑暗历史（组图）

80年前，美国政府开始把所有日裔美国人集中起来，并强迫他们在二战（1939-1945）的最后几年生活在监狱式的拘留营里（也有称集中营）。

和服

但年轻一代的日裔美国人正在努力确保这段黑暗历史不被人遗忘。

科诺向BBC自由撰稿人张永贤（Elaine Chong）讲述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和服揭示出的往事和秘密。

谢恩·科诺（Shane Konno，也称谢伊）的祖父在2013年去世时，他家人到祖父家帮助整理遗物。

在他祖父花园的储藏间里，东西堆得满满的，每次只能一个人挤进去。当时正值少年的康诺腿脚灵活，于是自然就扮演了进去搬递东西的角色。家人然后再把这些物品搬到房子里一一查看。

在最远处架子中隐藏着一个米色硬纸壳箱，箱盖上贴着密歇根大学的标签。打开箱子后，科诺看见里面有一些面料，他的第一反应是“哦，是漂亮的桌布”。

进屋后，科诺把面料展开让大家看 - 原来是一件和服。

所有人都惊叹于它深紫色的面料，以及用银线手工刺绣的白色桃花在光线下多么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科诺告诉BBC，自己那时从未亲眼见过和服，更不用说亲手触摸了。

装和服的箱子有密歇根大学的标签。

箱子里一共有7件丝绸和服，而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意味着这些宝贝一直被藏在箱子里，不为人知。

当科诺再仔细检查箱子时发现，在密歇根大学标签下还有一个用白漆草写的陌生名子：“富田贞德”（音译，Sadame Tomita），旁边还有5位数码07314。有人曾故意用标签盖住它们。

这时，科诺的叔叔突然说：“那是你祖母的日本名”，“那是她家人在拘留营中的登记号码”。

科诺从未见过自己的日本祖母，她在科诺出生前就去世了。她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Nisei），当时在拘留营中还是一名少女。战后，她取了一个西方名叫海伦。

科诺后来了解到，那是她允许带到拘留营的一个手提箱，所以她一辈子都保留着。

她的丈夫，即科诺的祖父当时也是一名少年。他当时被关在科罗拉多的阿马奇集中营收留中心。

他们在战后相遇。科诺表示，他们过去也想多了解点这方面的事情，但每次提起这一话题时似乎都得不到鼓励。

科诺祖父当时被关在科罗拉多的阿马奇集中营收留中心

“我祖母甚至对她自己的孩子都保密。为什么有人会隐瞒自己名字？为什么要把这些和服藏起来呢？”科诺说。

科诺说，他并不是唯一有这些问题的人。

2021年夏天，美国反亚裔袭击事件增多之际，在一次呼吁停止对亚裔仇恨犯罪的烛光守夜活动中，科诺可以看到参与活动中也有另外一些日裔美国人，大家都觉得想说说这件事，一吐为快。

科诺说，“我们互问的第一问题是：你家人是在哪个集中营”？“第二个问题是：你家人告诉了你多少？”

科诺说，他从未有机会在祖父在世时聊起关于他的这段经历。而如果他问姑姑这些问题，她非常擅长转换话题。

科诺还说，他父亲以及叔叔认为纠结过去的历史将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出于对家人的尊重，最后科诺也就不再强迫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了。

一些第一代日本移民（Issei）以及第二代移民把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经历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把这些痛苦记忆传给下一代。

日语中还专门有一个形容术语叫shikata ga nai，意思是接受不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不因为现状失控而内心崩溃。

曼赞纳拘留营建于1942年。

科诺的父亲以及兄弟姐妹为第三代日本移民（Sansei）。科诺说，对他父亲那一辈人，不多问并不难。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你可以阅读的一段历史。因此，这要看他们第四代日本移民，如何保持这一遗产不消失。

“我们这代人距离（那段历史）足够远，因此可以以不同方式看待它 - 同时，也可以为这一不公而呐喊，”科诺说。

1942年2月19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2个多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日裔美国人从美国西海岸的社区“撤离”，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间谍活动。

实际上，这些法律的动机是源于种族主义、战争歇斯底里以及恐惧。在二战期间，并没有任何日裔美国人曾被判叛国罪或是严重间谍罪。

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几个国家也都有类似的项目。

在1942-1946年间，大约有12万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到政府所开设的集中营中生活。其中有几千名老人和儿童，还有几名囚犯被卫兵开枪打死。

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美国公民 - 任何有超过十六分之一日本血统的人都符合条件，它意味着只要你有一位曾曾祖父母/外祖父母是日本人，你就可能会被赶离家园，被送往遥远的拘留营。

在几个月时间里，美国就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以及阿肯色州建立了10个集中营。

在营地修建期间，这些家庭往往被送往临时“集结中心” - 位于游乐场的临时住房，游乐场的赛马道周围还有马厩。

每一家庭都被安置到一个马厩中睡觉。科诺祖母被送到了圣马特奥的赛马场。

科诺后来了解到，在他祖母一家入住前的一天才刚刚把马匹牵走，因为气味很难闻。科诺说，等后来他们住进集中营时，相比之下，这里一定会觉得更好。

直到1988年，即将近50年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才向8万多曾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和他们的后裔道歉，并赔偿每人2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万美元，1美元约等于6.3人民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集中营历史的布莱恩·尼亚说，当时的日裔美国人社区对这一道歉和补偿感到满意。

布莱恩对BBC说，这在当时机会并不大，人们从未想到过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结果。

他说，但有关集中营的复杂遗产意味着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人仍不知道有关这些拘留营的历史，但这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加州最近刚通过了一项在高中开设种族研究课程的立法，加州高中将教授这一段历史。有关这段历史的教科书正在出版。

曼赞纳目前是博物馆和国家历史遗迹。

各种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在建立纪念碑，每到周年纪念时放映集中营的影片也有所帮助。

在布莱恩现在所教的班中，有几名学生正在着手他们自己的研究项目，讲述他们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祖父母的故事。

“我们希望到100周年时，所有美国人都将了解关于营地的历史”，布莱恩说。

科诺自己承担起了解这一遗产的责任。当他们在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书籍中找到自己姓氏时，他们首先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的祖先做了一些值得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事情。

科诺表示，他家人不只是日裔美国人社区的一部分，他们也在起到领导作用。

“当我阅读全部段落时，我感到相当不舒服”，科诺说。

由于担心被人当作外国人，一些社区为了能更加融入美国社会焚烧了他们的日本物品。

科诺后来了解到，他们的曾祖父走访了附近的一个日本社区，说服他们销毁自己的手工艺品，并销毁家庭照片、信件以及一些日文文件。

一本厚厚的日本字典要一个星期才烧完。而用于日本刺身料理的刀和剑道设备也被扔到火堆里，因为人们担心当局可能会视它们为日本武器。

科诺认识到他的家人帮助做出了销毁这些有情感价值物品的可怕决定 - 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还是被关进了集中营。

摧毁日本文化还将影响他们的后代。科诺的祖父母会讲日语，但在集中营经历之后，他们决定不教孩子日语。

科诺说，他祖母认为说日语无助于她的孩子在美国取得成功。

现在，科诺正试图找回所失去的几代人的知识。他同时对当时祖父母的选择表示理解，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家人。

2019年，科诺约了一个有车的朋友去“朝圣”。“我一直希望最终能去曼赞纳（Manzanar）”。

现在，曼赞纳是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经营的一家博物馆。曼赞纳是美国建立的第一家日裔美国人拘留营。它坐落在加州内华达山脉的脚下，大多数拘留营的人来自距离这里约370公里的洛杉矶。

尽管科诺过去看过一些拘留营的照片，但当他看到为历史教育原因而还原的拘留营状况时，还是感到震惊。

各家被安置在长长的木制营房中，房间则用床单隔开，即使外表看似有一些隐私，但人们依然会穿过别人正在睡觉的地方。

白床单摇曳着，风吹得木墙嘎嘎作响，灰尘则透过墙缝飘进来。科诺了解到，“他们每天必须要打扫2次才能清除灰尘”。

拘留营周围用8英尺高（约2.5米）的铁丝网围起来，铁丝网顶部向内弯曲，出去是不可能的。

科诺的祖母和她的2个姊妹在拘留营中时还是少女。她祖母从15到18岁被关押在那里，她们3个姐妹和父母共享一间临时房间的空间。

公共浴室是开放式的，卫生间里有淋浴喷头，但厕所没有墙，因此毫无隐私可言。

女性们会耐心地在外面排队，以便能让前面的人能有一点隐私。它意味着，一晚上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在淋浴洗澡。

从营房向外望去，科诺可以看到日本禅园的一些遗迹。“他们试图想让这个充满敌意的监狱看上去更好看些，”科诺说。

科诺解释了日语中的gaman，就是“有尊严地忍耐难以忍受的苦难”。

左侧，科诺参观曼赞纳；右侧， 科诺祖父母。

科诺说，在拘留营中，日裔美国人受到非人待遇。但他们仍在这一可怕地方试图相互尊重和帮助。

科诺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多年前他父亲送完他们到大学后也顺道去参观了曼赞纳。

科诺惊叹道，他父亲在回程的路上去了曼赞纳，好好看了一遍，但却对别人只字未提。

现在科诺明白了，老一辈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敬意。

直到最近，当科诺自己开始寻找答案后，科诺的父亲和叔叔驱车绕道前往他们父系亲属曾被关押的莫塞德收留中心。

科诺叔叔参观莫塞德收留中心。

营地早已被夷为平地，但游乐场还在。那里还有一座雕像：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堆行李箱上，以纪念曾在那里被关押过的家庭。

在她身后有一面墙，上面有1600个日裔美国人的名字，包括那些在集中营中出生的婴儿，都雕刻在石头上。

科诺的父亲和叔叔停下来寻找他们家人的名字，并拍了照，发给科诺。

回顾过去，科诺在思索之所以让他们花了如此长时间才开始研究的部分原因是否是他们担心自己的问题不会受欢迎呢？

但其实，他们后来得知其他几代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说，“80年后进行这些对话的机会正在消失。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找到答案的时间甚至更加紧迫，而不是仅靠听第二手故事”。

“在我生活待办清单上又增加了更多内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