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硝烟愈浓 “中国故事”不妨更具锋芒（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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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日节目中，对于主持人Margaret Brennan“中方会否参与谴责俄罗斯”的问题，秦刚回应称中国是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的一方，中国能与所有相关方对谈，这独特地位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秦刚亦称中国一直劝和促谈，认为一味谴责无济于事。

期间，由于拒绝谴责俄罗斯，秦刚在约9分钟的访谈中被打断23次。相较之下，参加同档节目的美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和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尔卡罗娃（Oksana Markarova）则几乎未遭打断。

一定程度上，这是美国主流舆论面对当下的乌克兰问题，乃至面对更为宏观的俄罗斯和中国时的缩影：那一次次的打断和追问，无异于是在说“我不想听你要讲什么，将你请来演播室，就是为了向你表示我对你的否定与批评”。这与美国对俄制裁的态度如出一辙，“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哪有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呢？

乌克兰局势的对错是很鲜明的——俄罗斯的安全忧虑可以理解，其解决安全忧虑的方式却全然不可接受——但乌克兰局势的解决又绝非“论断对错”所能解决，本文对此也就不复赘言。

本文要谈的是，当下国际舆论场的分化程度较之地缘分化更甚，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只是西方的阶段性对手，中国才是其眼中的死对头、篡位者（usurper）。这时，中国如何改进舆论攻伐的手段？如何应对这场耗日持久的战争？

开宗明义，针对舆论战这一环，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软实力，诸如TikTok等舆论平台、“原神”（Genshin Impact）等电动游戏、李子柒等原创内容KOL，乃至动漫、音乐、小说，以及各种亚文化（sub-culture），这才是最重要的战场。这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城市文化的进一步成熟，90后尤其是00后愈发积极地参与到公共舆论圈，本身也是未来可期。

而在涉及政治经济议题的“硬舆论”，则更为复杂，或需分两条战线进行。

一、“媒介即是讯息”，藉“中立第三方”发话

可以预期，西方政界和主流舆论会愈来愈拒绝倾听中国声音。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近60年前的判断今天依然成立，也即“媒介即是讯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是人们理解一个讯息时会受到其传播方式的影响——中国无论讲什么、用什么方式讲都不重要，只要话筒是中国官媒，是中国政府，那么西方就会闭耳不闻；即便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甚至是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虽说会更易被接受，大抵也会被理解又或被刻意描绘为“五毛”。

这时，就需要有“中立方”客观陈述中国，既不选择性正面描绘，也不选择性负面污蔑，仅以其身为第三方对中国的了解，平白陈述现况。

这可以是欧美内部被重视的主流代表，譬如马斯克（Elon Musk）等人（类似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老一辈则未必有足够影响力）；又或许可以是诸如新加坡等熟稔中华文明、了解中国实情，且被西方重视的第三方——又或者，亦可以是香港，当然这就有需香港寻得自己“属于中国，却又‘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和论述。这不啻为香港的一大挑战，却也是香港的一大机遇。

而无论是马斯克等个人，又或是新加坡等第三国，中国都不应采取“刻意争取”的方式。因为这更可能适得其反，一如当年“千人计划”一般令原本愿意与中国共同发展的人与国也要在西方的口诛笔伐之下“独善其身”。相反，中国只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外开放，向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为“马斯克们”提供上海特斯拉（Tesla）工厂这种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机遇，“中立方”就会越来越多。

二、无惧“硬碰硬”，积极抢夺话语权和议题设定权

在官方纬度，既然西方政界和媒体界不愿认真听“中国故事”，不愿为“中国声音”提供传播，那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也不必刻意寻求对话（自是要保持官方纬度的沟通畅通），不如自行设定论述，自行发展舆论平台。在国际舆论场，直接喊话所能发挥之效果，未必比对话更差。

譬如，可以同“今日俄罗斯”（RT）一样，更为强势地在联合国等公共平台及自己的对外平台上表态。要知道，中国毕竟跟俄罗斯不一样，在受众的感知中，中国不似俄罗斯那么“匪”，中国人自己的文明性格与风格，也决定了即便再怎么“强势”也不会予人以“匪”的印象——更何况，只要有前文言及的软实力之加持，在“硬舆论”维度采取这般策略的效果也会比RT好得多。

应该说，秦刚大使面对CBS的访谈还是太文质彬彬了。而另一方面，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3月19日出席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国际论坛时的讲话，虽然针针见血，但终究是面对国内受众。

这一批为我们在当代国际舆论场厮杀的60后外交体系顶梁柱们，面对国内观众时都讲得非常精辟，这既是因为国内观众认可核心价值，也是因为我们熟悉其话语体系。但是当面对的是国际尤其是西方观众，当观众“皱眉头”的时候，似乎却仍会刻意收敛锋芒。这或许是数十年“韬光养晦”的结果？或许是为了维护哪怕仅存于面子上的友好关系？又或许是“君子不愠”的文明传承？

可是，当大环境愈发针锋相对，当CBS主持Margaret Brennan等人明显是为了苛责和说教而交谈时，又有何好收敛的呢？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8月22日曾褒赞俄国外交官，称“外交工作不再只限于在装潢精美的密室里会谈，而是与其他参与会谈的国家代表，就国家利益进行斗争”——这番表态适用于所有独立大国的外交官：外交绝非请客吃饭，没必要太在意与他国政府或媒体发生碰撞。

过去数十年美国一国独大，主导国际秩序，从事外交工作者自是需要顺应时势，将“维护与美国的关系”摆到最重要的序位——但而今世界正经历巨大变革，国际关系正在此消彼长的对立过程中解构、重构，在这种环境下，有时就是需要“刺一刺”观众，刻意让他们感到一些不适，如此才能令其印象深刻，令其听得进去——对中国这种独立于美国势力范围的大国而言，就更不妨如此。

是时候形成一套新的范式

终了，中国已有足够的实力，足以支撑其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和舆论策略——也只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及手段才足以匹配当下中国的国力，足以保护国家和国民的正当利益。

且还是那句话，中国不是俄罗斯，中国再如何“匪气”也不会变成第二个“俄罗斯”，数千年的中庸文化，令中国知道何谓“允执厥中”、“适可而止”——今天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之所以需要进一步“展露锋芒”，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仍旧显得谦逊”之现况。

中华文明迥异于各个其他主要文明，其基地并非某个民族、血缘或宗教，数千年的文明史本就一直处于学习、借鉴、吸纳、融汇的过程，最终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做法和标准。

百余年来，中国历经自大、苦难、失败尝试以及成功之路上的挫折，而今对西方各方面的良莠有了深刻的理解。马列也好，民主自由也罢，都已然融汇。然而只有当中国再次形成一套新的范式（paradigm）之后，才可谓“贯通”。

中国的发展进程本就已经令这项“贯通”的工作变得愈发急迫，而今又适逢中美国力竞争白热化、世界正经历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此时再客客气气，死板地理解“韬光养晦”，忽视邓公当年“积极有为”的辩证思维和动态史观，就只会事倍功半，还会使世界各国产生疑虑和误会。

需知，国际关系终取决于现实力量的对比。过去40年中国虚心、低调、不争论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战略需要；但今时今日时局已然不同，中国已经成为被美国“锁定”的目标，退让与低调不会换来和平和友善，只会被视作软弱可欺。

更何况，过去数十年西方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譬如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就很大程度上撕裂了美国过去多年固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优势。待拜登想重新再搭建的时候，已是覆水难收——念及特朗普上任绝非偶然，这也说明传统的“西方故事”也正在崩解重构，中国更该抓住这些时机。

“锋芒”不等同于“战狼”

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说与不说，人家都对你有很多问号，那不如主动出击。如今中国已经在学界、外交体系等很多领域已经在跟西方进行讨论、辩论，正积极建构“中国理念”和传播“中国故事”——但叙事方法还是少了些“国际范”，较难被外国受众接受；叙事态度或狂傲“俯视”，或卑微“仰视”，仍显不够平衡，既理解他人，又有高度自信的“平视”仍在少数。

是以，中国就应该大胆进击，善用大量既熟稔西方又熟悉中国、无论放到全球各地都泰然自若的90后与00后，善用堪谓中共“法宝”的辩证精神，该借鉴的借鉴、该扬弃的扬弃、该补充的补充，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标准，在不断自我挑战和挑战对方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国民和世界观众辨明“西方模式”的良莠，将中国成功的经验、不同的理念推荐给世界。

归根结柢，面对西方的舆论战，个中关键还是在于“媒介”和“传播途径”。民间软实力也好，“中立第三方”也罢，又或是官方“亮剑”，都是方法，那就多管齐下，打出一套“组合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平台，包括CBS这类敌对舆论——只是在此过程中，要有更具侧重的配比，抓大放小，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合适的契机摆出更为合适的态度。

国际舆论场的硝烟本就愈来愈浓，如今更因乌克兰局势而来到燃点。是时，“中国故事”，不妨更具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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