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从难民到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的风云一生（图）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37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奥尔布赖特的原名为玛丽·亚娜·科尔贝洛娃（Marie Jana Korbelova）。家人先是称她马德拉（Madla），然后是马德蓝卡（Madlenka）。

直到1950年代成为美国公民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才正式成为“彻头彻尾的美国麦迪”（Maddy）。

她出身于外交世家。奥尔布赖特出生时，父亲约瑟夫·科贝尔在贝尔格莱德为捷克政府工作。

1939年，在纳粹入侵他们的祖国后，科贝尔与家人逃到了伦敦，继续为捷克流亡政府工作，同时还参与BBC的广播工作。

战后，他回国担任大使，后来成为联合国代表，帮助斡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问题。

但随着共产主义席卷他的祖国，科贝尔担心家人的安全。他成功地为自己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申请了在美国的政治庇护 - 他在美国获得了在科罗拉多州丹佛教授政治的资助。

“家庭悲剧曝光”

年轻时的奥尔布赖特

直到多年以后的90年代后期，奥尔布赖特才了解到她在欧洲的家人当年处境有多危险。

《华盛顿邮报》发现，她的十几名家人，包括3位祖父母因为是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被杀。身为罗马天主教的奥尔布赖特之前一直不知道他们死亡时的境遇和原因。

在奥尔布赖特11岁移居美国时，她已经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会说4种语言。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回忆了自己如何努力适应跟其他美国青少交往的挣扎 - 加上她父母欧洲式的“严格及焦虑般的管教”，更加让她觉得困扰。在学习方面，她父母觉得美国文化格格不入，而她又太严肃认真。

高中毕业后，她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韦尔斯利大学攻读政治学，这是一家在马萨诸塞州的女子私立大学，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后来也来该校就读。

正是在这段时间，奥尔布赖特第一次开始对民主党政治产生兴趣，并遇到了来自美国著名出版世家的未来丈夫，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奥尔布赖特（Joseph Medill Patterson Albright）。

当时，她在《丹佛邮报》做实习生，而他则是该报的年轻记者。几周之后，两人订婚。

奥尔布赖特（中间）在上大学时为学报工作。

奥尔布赖特从韦尔斯利大学毕业后，两人结婚，开始组建家庭。他们在1960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爱丽丝和安妮，1967年，第三个女儿凯瑟琳出生。

丈夫约瑟夫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作为妻子的奥尔布赖特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和继续她的国际关系研究，先是在乔治城大学，之后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直到1960年代末，当他们全家回到华盛顿特区后，奥尔布赖特开始直接涉足政治。她先是跟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 Muskie）密切合作，一开始为他竞选总统筹款，然后担任他的法律助理。

奥尔布赖特最终在1975年完成了博士学位。几年后，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为她提供了第一份政府工作。

布热津斯基被任命担任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并希望自己之前的学生能帮助他联络国会事宜。

当民主党最终输给罗纳德·里根时，奥尔布赖特转而为非盈利组织工作，而此时她的丈夫突然结束了两人23年的婚姻。

奥尔布赖特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她成为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作为老师，她鼓励学生们在各种外交政策局势中进行角色扮演。她特别强调让女生来扮演通常由男性主宰的角色，教导他们勇于发声，以及打断别人，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重要性。

奥尔布赖特的一些研究集中在波兰的持不同政见的新闻业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课可能有点喧闹，但女生们学到了东西，而男生们也习惯了”。

在从事教学期间，她也一直关注着民主党的政治动向。她的家（一座乔治时代风格的联排屋）也成了政治聚会的社交中心和场所。奥尔布赖特还担任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以及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两人总统竞选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

“十四套西装和一条裙子”

1993 年，奥尔布赖特（左）与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在一起。

比尔·克林顿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先让奥尔布赖特帮助其政府过渡事务，然后让她出任相当于内阁级别的驻联合国大使。这一任命获得参议院的一致通过。

对联合国来说，那是一个既特殊、又重要的时期，世界正因为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倒台而动荡，一系列血腥冲突考验着这个试图站稳脚跟的国际机构。

奥尔布赖特是安理会15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形容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为：一个房间里14个穿西装的男性和一个穿裙子的女性。

正是在这段时期，作为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赖特经历了她所称的职业生涯中“最深切的遗憾” - 即国际社会未能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

在世界舞台上，奥尔布赖特积极倡导美国和民主利益。也许是因为她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太熟悉的缘故，她在国际舞台上坚定支持人权和反对威权主义，即使这意味着军事干预。

创造历史

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一起

克林顿赢得总统连任后，提名奥尔布赖特出任国务卿。

“提到我的名字时，你可能还以为是外星人被提名了呢，”她在2018年对《卫报》说，“人们真说了：‘阿拉伯人是不会跟女人打交道的’”。

但经过另一轮全票通过的提名，奥尔布赖特成为美国第64任国务卿，并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在任期间，奥尔布赖特主张扩大北约影响力，并帮助斡旋巴以和谈。

她还积极参与旨在遏制朝鲜核野心的谈判，但谈判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

奥尔布赖特务实、但有时好斗的外交方式偶尔也会令人惊讶。

1996年，古巴战斗机打下了一个位于美国的流亡组织的2架飞机。无线通讯记录显示，其中一位古巴飞行员吹嘘说：“我们把他的蛋（balls，睾丸的俗称）都打飞了”。

奥尔布赖特大使引用西班牙语中（古巴使用西班牙语）的睾丸一词对媒体说：“坦率地说，这不是英勇（cojones在西班牙语里既是睾丸，也可以形容为胆量、勇敢）；这是怯懦”。

她成功游说联合国强烈谴责那次袭击，美国数据证明该袭击发生在国际领空。克林顿后来说，奥尔布赖特的cojones引语在他政府的外交政策战略中“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诙谐用语”。

“胸针外交”

胸针外交还可以为谈判活跃气氛

奥尔布赖特还有其独特的外交技巧：胸针配饰。

她说，她最开始使用胸针外交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当时伊拉克媒体形容她对待萨达姆的方式就像一条“无以伦比的蛇”，这让她得到启发。

奥尔布赖特2009年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古董蛇胸针。所以，当我们与伊拉克打交道时我就戴上这枚胸针”。

奥尔布赖特决定使用胸针外交，并觉得这将是她表达外交情感的一个不错的手法，比如，对她来说，海龟、鲜花以及气球胸针都有其不同的潜在内涵。

在俄罗斯卷入“窃听丑闻”时，奥尔布赖特佩戴了一枚巨大的昆虫胸针。

在另外一次外交场合上，她回忆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冷冰冰的相遇。当时奥尔布赖特佩戴了一枚猴子胸针，就是想表达对俄罗斯出兵车臣的不满：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非礼勿听”（“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hear no evil”）。

奥尔布赖特离任后，开始自己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并曾暂短担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的董事。她继续为一些机构担任主席，发表公共演讲，甚至还在美国一些电视节目中客串她本人。

她还继续倡导政治活动。由于已经与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建立起密切关系， 奥尔布赖特分别在2008和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总统竞选活动。

在其中一次活动中，她引用了她最喜欢的成语之一：“地狱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专门收容那些不帮助其他女性的女子”。奥莱布莱特此举也引起很大争议。

奥尔布赖特在晚年继续从事写作和公共演讲。2018年，81岁高龄的奥尔布赖特出版了《法西斯主义：警告》（Fascism: A Warning）一书，她在书中谴责了她所看到的全球威权主义的兴起。

在世界各地推销新书时，奥尔布赖特一再将特朗普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不民主的”总统。

她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享年84岁，留下三个女儿以及外孙子和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