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选举：李家超背后的北京考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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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出线后，很多疑问也随之产生：为何北京会选择李家超而放弃林郑月娥？选择李家超背后透露出北京接下来怎样的治港思路？纪律部队出身的李家超真的能带领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吗？“一人模式”的特首选举会否成为今后的惯例？原本应该为修例风波被问责的李家超真的能超越利益集团的羁绊，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吗？……

以上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北京究竟是怎么想的？以结果为导向，李家超背后的北京考量，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目的，没有安全，发展也注定无法持久和有保障。

2019年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对北京研判香港问题无疑产生了直接且剧烈的刺激，彼时肆虐的黑暴、横行的揽炒，以及港版“颜色革命”，不仅将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彻底暴露出来，同时也让香港沦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之后，虽然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香港国安法”，但国安法并不是万能药，香港的安全问题并不会因为国安法的落定而万事大吉。

纪律部队出身的李家超今次成为香港特首唯一人选，无疑是北京对香港安全问题的再发力、再保障。于2021年担任政务司司长前，李家超曾长期在香港警队，2017年升任保安局局长，2018年还带团到新疆考察反恐设施，并表示新疆的反恐经验值得香港参考。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李家超亦以强硬姿态示人，多次发表“撑警”言论，并多次高调表示香港已“亮起恐怖主义活动警号”，要求警队等准备和检视反恐应变计划。这样的经历和强硬姿态，无疑符合北京对香港接下来如何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

对于香港的安全问题，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有过明确说明，“只有‘安’下来，香港才能好起来，才能有希望，才能有发展。”“国家安全历来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事关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试问，哪一个国家会容忍在自己的国土上搞分裂、搞颠覆？哪一个国家会容忍搞恐怖活动？哪一个国家会容忍外部敌对势力肆意插手本国内政？”

可以说，如果没有修例风波，没有修例风波以来香港的激烈变局，时与势的天平很难倾向李家超。

其次，香港的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关乎自身，也关乎中国整体的大安全观。

早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便首次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概念，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在内的16种安全。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安全从一开始就已被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观的体系中。但因为“一国两制”长期以来习惯隔绝，强调“井水不犯河水”，故而虽然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香港并不认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就像同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北京首次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其中最为核心的第五部分对于厘清香港问题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了系统阐释，但不少港人要么将其当做一份官样文件，要么只是揪着其中首次提到的“全面管治权”不放。

自国家总体安全观提出至今，不管是香港自身的小气候，还是国际的大气候，安全的威胁和隐患确实愈发凸显，香港自身经历过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6年的旺角骚乱、2019年的修例风波，整个社会千疮百孔，再加上第五波疫情的冲击，更加雪上加霜；而国际上法国黄背心运动、朝鲜核试验、缅甸军事政变、哈萨克斯坦变天、美国撤离阿富汗引发的动荡轮番发生，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更是给原本波谲云诡的国际社会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基于中国自身的体量和国际影响力，任何地方发生的安全危机都会直接或间接对中国造成影响乃至危害，而这，也必将进一步加剧北京严防死守国家安全的底线和红线。

所以，李家超担任特首的周期，香港既需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需要融入新时代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局。为了此大局，北京在李家超之外亦有其他部署与先手棋，比如今年1月初，北京任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少将为驻香港部队司令员，这也是第一次由武警部队特别是有反恐经验的人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京堂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之后，既强调“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同时也表示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再比如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将担任港澳办副主任，王灵桂的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战略、反恐、新疆问题、港澳问题，将熟悉国际政治和反恐问题的学者加入港澳办，也是意在驾驭香港复杂多变的形势，严防香港变成颠覆大陆的基地。

可以说，放在国家整体安全观的维度，李家超今次被北京属意为唯一人选，并不意外。

最后，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长期积累起来的，要想解决也非一日之功，所以李家超五年任期内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破”，至于能不能“大破”后“大立”，仍是未知数。

李家超表明参选特首的意愿后，舆论纷纷聚焦他的“武官”身份，因为自香港回归至今，经历过“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专业人士治港”，还从来没有一位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担任过特首。这样的不同寻常本身，就是在打破和彻底摆脱香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观。

以此作为“大破”的第一步和必要前提，接下来香港还有望在各个层面展开“大破”，比如：破除“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模式，以结果为目标解决问题，既想干事，也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破除港人对自由主义的迷思，以强势姿态更多发挥政府这只手的力量，让行政主导实至名归，推动解决住房、医疗等关涉经济民生的难题；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以及以往官商共治的模式，让发展的利益更多惠及普罗大众；打破内地与香港长期以来形成的隔阂，让区隔的、消极的、被动的“一国两制”走向融合的、积极的、主动的“一国两制”，由此开始“一国两制”的下半场。

可以说，不破不立，有破才有希望立，李家超可能不是“大立”的最佳人选，但在目前来看，一定是“大破”的最合适人选。

今天的香港，已经走到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经历过轮番社会动荡的折腾，和新冠疫情的冲击，香港迫切需要看到改革的曙光，迫切需要积蓄面向未来的勇气和自信。这样的曙光、勇气和自信，不仅需要一个好特首来推动、来赋予，更需要香港民众的集体努力。李家超可能未必符合广大港人对“好特首”的期待，但至少，如果他能在任上实现“大破”，而非因循守旧，如果他能带来让民众切实感受到的变化，又何尝不是新香港的曙光？

同样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夏宝龙曾畅想过第二个百年（2049）时的香港：经济更加繁荣，各项事业发展更加均衡，社会更加和谐安定，特别是现在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劏房、“笼屋”；民主制度有更大进步，法治更加完备，权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人人可望实现更全面的发展；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学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广阔的就业创业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长者都能颐养天年，全体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之外，会增添新的桂冠，将成为活力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将成为全世界都为之心驰神往的新的东方明珠……

希望这样的香港，能快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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