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次生灾害”：崩溃、猝死、自杀…（组图）

戾气像疫情一样快速蔓延。这是居住在上海宝山的陈瑶近日来最强烈的感受。自从4月1号封控以来，小区居民们足不出户已经二十多天。起初，小区还算安稳，但近些日子，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吵架的声音。

上周清晨，楼道志愿者在通知居民做抗原检查时，被一位老住户骂哭。有的居民执意下楼遛狗，与前来劝阻的民警起了矛盾，动手袭警。有时，吵闹声穿过寂静的小区：“来啊，往死里打。”她听到有人挑衅着大喊。陈瑶意识到，封控期延长之后，人们积攒下来的负面情绪，或许已经到了某种峰值。

疫情下的心理健康问题，犹如水面下的暗礁。比起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层面的影响是一场更为隐蔽，也更加持久的“次生灾害”。

前北京大学副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师徐凯文向“医学界”表达了他的忧虑：“没有任何一场灾难，像今天的新冠疫情这么复杂，席卷全球，造成持久和严重的影响。”

在他看来，新冠疫情有点像慢性病，反反复复。疫情最终带来多大的影响，至今仍还难以评估，“但现在至少有一个共识——疫情肯定对人类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疫情之下，人为什么会变得敏感、易怒？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仍在执行着最严格的防疫措施。徐凯文博士告诉“医学界”：“小区封禁，生活状态被打乱，一定会给人的心理造成很强的负面影响。”活动不受限制、工作正常进行、拥有亲密关系的陪伴，这都是人心理健康重要的基础。但疫情破坏了这一切。

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姜长青，是最早接触疫情心理健康问题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长期封控下，焦虑、愤怒、抑郁，都是最常见的情绪问题。

有些特殊人群，比如患病者，或是家中有人去世的民众，还会出现明显的应激反应，比如自我封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跟人来往。有的则会陷入兴奋状态，变得爱说话、容易发脾气。最严重的，还会出现自杀的倾向。

无处不在的负面信息，也让身在上海的陈瑶觉得喘不过气。网上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部分病人无法就医的新闻、弱势群体发出的求助，变成一条条消息推送，不停轰炸着她的手机。有一段时间，她没法集中精力工作，陷入迷茫与绝望感中，排斥一切关于疫情的新闻。

徐凯文博士认为，疫情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很大一部分是失控感和无力感。普通人接触负面消息，但无力扭转现状，就会陷入焦虑和抑郁情绪中，甚至还会出现“替代性创伤”。 （替代性创伤是指一个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只是目睹或听说就产生了与当事人相似的症状。）

因此，徐博士建议，普通居民，尤其是本身心理状况就不太好的人，应该尽量避免接触这些信息，只关注政府发布的防疫指示和通知即可。

姜长青主任也建议，关注新闻，但不要时刻关注新闻。武汉疫情期间，专家呼吁普通人每天关注新闻不超过10分钟。此外，姜主任认为，要把焦虑等负面情绪看作正常的事情，接纳它，而不是努力摆脱它。越想摆脱，心理负担反而越大。

崩溃，猝死，自杀，为何频频发生？

4月12日下午，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干部钱文雄在55岁这一年不幸身亡。

4月14日，71岁的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不堪病痛折磨，自杀身亡。

此外，网传上海一女子求助外卖员给27公里外父亲送菜，在遭遇网络暴力后自杀。

在不受新冠病毒直接威胁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生命接连逝去？

徐凯文博士曾撰文指出，在巨大的压力下，人会变得疯狂，无法理性思考。在负面信息和情绪的围追堵截下，只看到问题和危险，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从而做出草率的决定。

“无论多么心理坚强，身体强壮，人在长期的压力和危险下，都会导致身心耗竭，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崩溃的情况。”徐博士写道。

在本次上海疫情中，也有一线防疫人员发生过类似状况。4月12日中午，徐汇区天平路街道永康居民区总党支书记张臻接到了居民于老先生打来的电话，老人身体不适，但家里缺药、断粮，想去医院做CT，跟居委会反映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应。

面对老人的不满，张臻也变得失控：“我也很着急，我也很愤怒，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了了，我先退出了。”

在媒体采访后，人们才得知，张臻从3月12日起就驻扎在属地社区，已经30多天没有回家，没法跟在浦东的父母妻女见面。在接到老人的求助之前，张臻还在紧急转运一名孕妇，为高龄过世老人料理后事。

徐凯文博士观察到，一线抗疫人员常常面临压力过大的问题。上海疫情中，很多一线抗疫人员都是本地的，本身是疫情的受害者，又需要长时间在高压下超负荷工作，也会面临情绪崩溃和能量耗竭，自身的状态岌岌可危。

这在2020年的武汉，早已有前车之鉴。当时，疫情发生后，湖南省卫生计生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张辉一直守在防控一线，带队到各大医院发热门诊、车站码头、疾控中心、高速公路的路口、关卡等地，督导疫情防控措施。2月1日凌晨，因劳累过度，张辉局长因突发心梗，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6岁。

徐博士认为，要保证好一线抗疫人员的休息，给予 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因为只有帮助好一线人员，他 们 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别人。

而对于封控中的普通居民来说，应该怎么做，才能尽量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徐凯文博士认为，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人与人的“连接感”。他解释道：“虽然经历了很糟糕的事情，但你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你有家人、朋友、社区的支持。”

这点在汶川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得到过验证。徐凯文博士曾与《大河报》记者朱长振一起关注映秀、都江堰的10个失独家庭长达十年。在所有类型的心理创伤中，失独是最严重的一种。徐凯文观察到，想让人从这种巨大的创伤中走出来，除了政府的政策救助，还需亲朋好友和所在社区提供的社会支持。

在上海疫情中，社区团长、楼道志愿者们维持着社区居民的生活供给和秩序。以往互不相识的邻居，开始守望相助，再次体验到邻里关系的温暖。在徐凯文博士看来，这是对心理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行为。他也在思考，如何让小区里的人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做一些活动，促进社区团结融合和理解支持。

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至今难以评估

疫情与其它灾难全然不同。

徐凯文博士指出，首先，绝大多数灾难会在短期内结束，但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何时结束仍是未知数；其次，灾难通常都是局部的，没有一场灾难像新冠一样，席卷全球范围内的每个人。再者，一般性的灾难不会对整个人类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变，但新冠疫情做到了，这使它具备了“集体创伤”的特征。在疫区之外，没有被感染的人，也会因为集体创伤而抑郁。

在姜长青主任看来，从2020年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疫情慢慢演化为一种“慢性应激源”，成为心理健康问题一个潜在的、长期的诱发因素。

姜长青主任近期接到的咨询中，有一位患者因为疫情原因，收入来源断了，商铺也出租不出去，家里存款很少，每个月还有房贷车贷要还。经济重压下，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2020年后，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迹象正在显现。徐博士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明这一点：疫情导致2020年抑郁症患者增加约0.53亿，增加幅度约27.6%；此外，疫情导致2020年焦虑症患者增加约0.76亿，增加幅度约25.6%。

徐博士发现，疫情之后，青少年自杀率是往年的两三倍之多。这类问题，目前都还在研究当中。

集体创伤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心理影响？徐凯文主任认为，这个问题至今难以评估，也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因为疫情尚未结束，也远远谈不上治愈集体创伤的问题。

从调节焦虑、抑郁的角度来看，徐博士指出，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疫情可能会长期存在的事实，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变，不要去想象疫情在某一天会突然消失，生活会完全恢复正常，这种期待越强，当它实现不了的时候，挫败感就会更强。不去控制无法控制的事，只有接受焦虑，才能够消除焦虑。

（根据受访者要求，陈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