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恶老板”，韩国民众对职场霸凌说“不”（组图）

使用霸凌语言、行贿、盘剥承包商以及不按时支付工人工资都属于gapjil行为。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悬挂标语牌，指控“gapjil教授”进行性骚扰。

这些活动似乎起到了作用。政界人士、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大亨中都有人因gapjil丑闻而名誉扫地。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因为自己的恶劣行为而倒霉，公众不禁会感到骄傲，而且还有一丝丝的幸灾乐祸。

在总统竞选期间，gapjil成了一个选举议题。热门候选人李在明的妻子被指在丈夫担任道知事期间，把政府官员当作私家仆人对待，让他们帮自己买外卖，为她在假日期间购物，她因此被迫道歉。李在明以极其微弱的差距在选举中落败。

“韩国人在生活中对于虐待有极大的容忍度，但现在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爆发了愤怒，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gapjil，”前大韩航空空乘人员朴昌镇（音）说。朴昌镇是规模不大的反对党正义党的领导人，曾发起反gapjil的运动。

朴昌镇知道那种感觉。

2014年，因为不喜欢头等舱送上夏威夷果的方式，前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的女儿赵显娥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迫使一架正在滑行的客机返回登机口。朴昌镇和另一名空乘人员被要求给赵显娥下跪，赵显娥在朴昌镇被赶下飞机后才让飞机起飞。

2018年，大韩航空家族再次成为gapjil的缩影，当时出现的音频和视频文件显示，会长的另一个女儿赵显旼和她的母亲李明姬大声辱骂员工。会长不得不道歉，并解除了两个女儿在公司的管理职位。

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的民间组织“Gabjil 119”的官员朴珠奎（音）说，曾几何时，韩国人更多地会选择容忍这种行为，尤其是涉及该国企业集团（即财阀）的超级富豪家族时。（该组织使用了“gapjil”的另一种拼写方式。）

“但人们现在对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可以接受有了更高的标准，”朴珠奎说。“现在，当有人对一个权威人物说，‘你在对我gapjil吗？’这样的指责很有说服力。”

在世界较富裕的国家中，韩国是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gapjil经常被认为是该国工作条件糟糕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工作时间过长却没有加班费，以及主管人员的霸凌行为。

“我讨厌他们总在办公室里评论女性员工的穿着，好像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事干，还说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是嫁不出去的。30岁的洪采英（音）说，她指的是她以前公司里的年长男性经理。她还说，这种行为是她辞职的原因之一。

企业和政府精英因为一种被称为“帝国礼仪”的礼节而臭名昭著，其中包括让下属排成一排撑伞，或者霸占电梯，让普通人只能走楼梯。2017年，政治领导人金武星在机场向助手推过去一个手提箱，于是成了这种特权做派的象征。他后来成了公众嘲笑的对象。

一些人把gapjil的起源追溯到韩国的军事独裁者，他们推行一种命令与服从的文化，这种文化至今仍很普遍。它既是韩国社会的“基本语法”，也是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弊病”，反映了“其人民沉迷于等级主义”，媒体学者姜俊万（音）在他关于gapjil的书中写道。

“那些在工作中遭受gapjil的人，等到身处权威的位置时，自己也会搞gapjil，比如他们和呼叫中心的员工通电话时，”37岁的赵恩美（音）说。今年4月，她因为经理的辱骂而辞去了在文具厂的工作。

但在这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也充满反抗强权的故事：公民驱逐独裁者，拿起武器反对军政府，举行大规模集会以赢得自由选举的权利。

朴槿惠总统2017年被弹劾的导火索是她的秘密顾问崔顺实被曝光强迫一所精英大学改变录取政策，以便她的女儿能被录取。“金钱万能，”崔的女儿在Facebook上发表评论说，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最近揭发gapjil事件的趋势也反映出韩国对司法体系的严重不信任。许多人表示，法院很少惩罚那些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企业精英。2007年，韩华集团会长金升渊在殴打工作人员后仅短暂入狱。

2010年，经营SK集团的家族成员崔哲元（音）用铝制棒球棍殴打一名工会活动人士，只被判处缓刑。

当gapjil的受害者用尽资源，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冤屈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借助手机拍照和社交媒体，让施暴者在舆论法庭曝光。2018年，一家网络文件共享公司的负责人杨镇镐残忍掌掴一名前员工的视频被曝光。

2017年，制药公司钟根堂的会长李章汉（音）用一连串辱骂骚扰司机的音频文件曝光。“你父亲是有多混蛋，才养出你这样的儿子？”他说。

杨镇镐因暴力和其他罪行被监禁，而李章汉被迫举行新闻发布会道歉。

虽然有了反gapjil运动，但韩国要想让工作环境更加公平，社会更加平等，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项针对职场骚扰的法律于2019年生效，但它只要求对违规者采取纪律处分，或处以最高8000美元的罚款。“Gabjil 119”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29%的员工报告工作中受到虐待。

帮助gapjil受害者的人权律师尹智英（音）说，“gapjil仍被视为应该在公司内部解决的问题，人们对于把问题带到外面的人抱有极大的敌意。”

不过，Gabjil 119的朴珠奎担心，如果没有更多的问责，韩国员工仍然会受到虐待成性的老板折磨，这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结束了军事独裁，我们弹劾了一位总统，”他说。“但我们仍然需要改变我们的职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