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进入解封后生活 但中国新冠清零政策仍将困扰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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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居民走上街头庆祝城市重新开放时，杨雨辰（Yuchen Yang）和她的同龄人仍然不确定对他们的封锁何时会结束。

这位22岁的上海大学生自从她所在的大学在3月份实施了封控后就一直呆在校园里。

在上海的新冠封锁期间，该市的64所大学关闭了校园，大约74万名大学生被困在宿舍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天中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离开他们的房间。

许多人不得不经历每天的大规模新冠检测，并依靠大学提供食物和用品。

而那些正在读最后一年的大学生错过了中国最大的两个毕业生招聘季之一，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工作。

学习机械工程的杨雨辰正在读最后一个学期，她说她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工作机会。

她无法参加求职面试，因为全国各地的许多公司仍然坚持要同本人见面。

“5月份的时候我非常焦虑，”杨雨辰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我即将毕业，但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完成我的论文。”

最终，杨雨辰在接受一家上海公司的电话面试后收到了一份入职录取通知，这使她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大的青年失业潮中的少数幸运者之一。

中国年轻毕业生前途未卜

最新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有大约1076万名即将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是历史上最高的记录。

中国还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青年失业率，16至24岁的人中有18.2%无法找到工作，而同期澳大利亚同年龄段的失业率为8.8%。

年轻的毕业生即使找到工作，他们的收入也比前一年少。

根据一份劳动力智库的报告，最新毕业生工作的平均工资约合每月1356.55澳元，比去年下降了12%。

尤其是女性毕业生发现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她们今年的就业率比男性毕业生低22.2%。

“这是一个不仅在今天和今年面临非常糟糕的就业前景的群体，”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杨大利教授说。

“而且在就业市场等方面，这一代人在未来几年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经济放缓的最新受害者

作为中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上海被中国的年轻人戏称为“魔都”。

在这里，你可以猎取更多的职业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不仅仅是上海的年轻人面临较少的工作机会。

经济学家已经预测，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只达到4.5%，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原定的5.5%的目标。

上上周三，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来自地方政府和公司的数万名代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警告说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形势比2020年疫情开始时要糟糕得多。

他还敦促地方政府和公司“尽快降低失业率”。

杨教授说，对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说，降低青年失业率对其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但是，即使有李总理的要求，一些公司仍然发现很难雇用更多的毕业生，因为去年最受年轻毕业生欢迎的行业遭受了重大打击。

自2020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对其技术行业展开了严厉打击，以限制技术公司的权力。

到今年4月，约2.9万亿澳元的价值从该行业中抹去。

这一打击现在引发了该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滴滴在内的几家科技巨头解雇了成千上万的工人。

另一个面临类似困境的行业是教育业，在中国政府禁止私人辅导以提高年轻人口的出生率之后，该行业去年遭受了约合1400亿澳元的损失。

在现代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之高令人望而却步，其中可能包括为了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大学而支付的约合数千澳元的额外学费，这被认为是该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自从课外辅导班禁令颁布以来，该行业急剧萎缩，导致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减少。

本学期将从上海一所大学毕业并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的伊斯戴尔·刘（Estelle Liu）说，在去年的第一轮毕业生招聘中，她班上的20人中只有4人获得了工作机会。

她就是这四名幸运的学生之一，但她也获得了一家营销公司的入职录取通知，这与她接受的教学培训大为不同。

在北京对辅导学校进行打压后，伊斯戴尔·刘成为一名私人辅导员，为学校的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课程。她每个月从这份工作中赚取约合3128澳元。

伊斯戴尔·刘说：“做家教的收入比我收到的任何入职收入都要高得多。”

但随着上海进入封锁，伊斯戴尔·刘失去了工作。

年轻人的无声抵抗

在疫情和失业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年轻人对他们的未来越来越感到沮丧。

这促使许多人重新思考他们的个人自主权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对年轻人的控制。

今年3月，一个名为“摆烂”的短语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意思是“让它腐烂”，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

这是在2021年走红的“躺平”的升级版，在针对年轻人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上升的情况下，鼓励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躺平”这个词已经被中国政府视为“对稳定的威胁”。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媒体研究员、博士生温迪·周（Wendy Zhou）说，“摆烂”和“躺平”都显示了集体“对过度竞争和窒息的社会环境的不满”。

她还说，这两个短语的传播是对政府的间接对抗，显示了对自己生活选择的一种集体追求，而不是由政府控制。

同时，与“摆烂”并列的是另一个在上海封锁期间疯传的短语，它让中国政府感到威胁。

今年5月，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上海警察穿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要求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的居民离开他们的房子，前往隔离医院。

这些居民拒绝遵守。

“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警察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其中一位年轻居民回答说。

这句话在中国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许多人用这句话来表达他们对严酷的新冠清零措施和当局权力过度膨胀的绝望。

“最后一代”这个词也让许多人想起政府为解决人口危机而实施的三胎政策所带来的婚姻和生育压力，政府担心劳动力的缺乏会拖累经济增长。

这段视频和这句话已经在微博上被禁止。

杨教授说：“当我听到年轻人说‘哦，我们是最后一代’时，你不会再听到我们的笑声。

随着新冠从上海蔓延到北京，更多的学生选择站出来，在封锁期间为他们的个人权利而战。

5月，来自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学校阻止他们离开校园的决定举行了抗议封锁示威活动。这两所大学在推动中国政治运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媒体研究员周女士不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会形成一种抵抗模式。

在她看来，这取决于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机构是否允许有谈判的空间。

她说：“中国的其他一些高校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行为，但学生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变成可持续的抗命行动。”

尽管在经济压力以及来自政府创造的幻觉中人们的挫折感越来越强，许多年轻人仍然选择继续忍受这个体系。

许多人正在加入公务员队伍，长期以来，这被视为中国最稳定的工作。

新的官方数据也显示，今年有202万人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比去年多5.2万人。

同样，虽然年轻人互相鼓励“摆烂”，但许多人仍然努力完善自己，以便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今年，约有457万名学生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创下最高历史纪录，比去年多出120万人。

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劳动力报告也显示，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去年约有100万留学生回国。

杨教授说，与其他国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中国的年轻人也是“新冠一代”，他们的生活受到了疫情大流行的重大影响。

但他也观察到，这些年来，与他们的父母一代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正在悄然做出改变，因为他们“不太尊重权威”。

“我认为这种[对新冠清零政策和失业问题的]绝望将再次反映在他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仍受到如此限制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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