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汉学家贾佩琳和她的中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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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国际畅销书作家，最新著作《极简中国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China）将以十多种语言出版；她是跨文化的翻译者，《霸王别姬》、《英雄》等中国电影在她的手中走向英文世界扣动无数心弦；她还是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杨绛、杨宪益、丁聪等人家中文化沙龙的座上宾，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亚太历史部担任访问学者。澳大利亚汉学家贾佩琳（Linda Jaivin）接受ABC中文采访，谈为什么学习中文、她眼中的中国历史和中港台文化差异。

误打误撞学习中国文化

贾佩琳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怀抱着对政治和政府学的浓厚兴趣进入布朗大学，但当时的布朗大学鼓励大一学生在专业之外挑选一些科目选修，贾佩琳很快就选定了拉丁文和非专业物理学，并在一名学长的推荐下，误打误撞地选修了《东亚历史概论》。结果李·威廉姆斯教授（Prof Lea Williams）的这门课一下子把年轻的贾佩琳吸引住了。

“他真得讲得好。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在我的意识里。我是一个60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我当然对那些激进的政治很感兴趣，但是真的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我真的是从零开始，”贾佩琳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东亚历史在美国属于比较冷门的专业，鲜有人问津。贾佩琳回忆说，在看到自己一连选修了好几门和中国相关的课程后，教授对她说，“你这么感兴趣中国历史，一定要学中文，否则你只会了解皮毛，绝对不会深入。”

自认缺乏语言细胞的贾佩琳于是报名参加了当地一个教多种语言的暑假班，这个暑假班不准许学生在公开场合说英文，以此来锻炼他们的外语表达。

贾佩琳记得第一天用餐时，刚用英文说完让同学把盐递过来，结果就遭到一名老师的严格提醒，在老师的示范下反反复复多次终于用中文完整地说出了这个句子，才把盐顺利拿到手中。

暑假开了小灶的贾佩琳开学后发现，自己九周的中文学习，居然胜过了许多在布朗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同学。

就这样，四年后贾佩琳以优异的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手握亚洲史学位的她发现自己面临的职业选择却寥寥无几——深造读博，做外交官或者做特务。她说到这里哈哈大笑，直言这些都不合适自己。

贾佩琳回忆说，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对国外开放，身为美国人的她没有任何机会去中国进修。于是她选择前往进修中文。

文化的官民割裂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毕业的贾佩琳只身前往。在的几年里，她亲眼目睹了本土意识的萌生。

“虽然那时候还是戒严，不能把这些事情很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年轻人一直在造成一个很独特的文化，”贾佩琳说。

“我住在那儿的时候，1977到1979年，有一个校园民歌的文化活动，他们有时候会用话唱，他们的这些歌词都是的本岛文化和自然环境。有一首歌叫《美丽岛》，是校园民歌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贾佩琳所说的戒严，直到1987年才解除。而1977年诞生后不久就烙上政治烙印的民谣《美丽岛》也直到解除戒严后才被解禁，此后愈发成为日益高涨的本土意识的象征。

“连一些大陆人的孩子[也这样想]，因为他们的女朋友可能是本省人。还有一些老兵和本省女人结婚，所以开始有一种[反抗]。那个时候是一个转折点。”

贾佩琳亲眼目睹到文化由上至下的一种割裂：一方面在电视上只能用国语；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却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

“很多人说话。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官方文化和真正文化的差异。”

贾佩琳说，后来到80年代末戒严解除后，本土意识就变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感觉，它已经很脱离了中国，很倾向爱他们自己的土地，爱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也很有意思，有一部分是跟日本学的。我有很多朋友，包括导演杨德昌，他的家都是榻榻米。”

自豪又好奇的香港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贾佩琳离开前往香港工作，先在牛津出版社做编辑，后在《亚洲周刊》做记者，采访中港台三地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中国开放了，我想接近中国，就搬到香港，在那儿找工作，”贾佩琳说。

“我那时候很开心，到去采访，到中国大陆去采访，采访运动员、和尚、统战部，什么人都有。”

贾佩琳回忆，80年代初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因为中国正在开放，香港人热衷于到大陆旅游，认识大陆，并且对大陆的文化很感兴趣。

“80年代香港人很感兴趣上海40年代的文化，”贾佩琳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听白光、周璇，都在看中国的默片《大路》。”

但彼时的香港也正在酝酿着自己的粤语文化。以徐克、许鞍华等为代表的年青导演将各种社会、家庭、人际问题纳入创作题材，掀起一股香港电影新浪潮。和两位导演相交为友的贾佩琳表示，他们在发明一种新的文化表现。

“徐克就给功夫片一个新的发展、一个新的可能性，比如他的《蝶变》，”她说。

为了方便沟通，贾佩琳还认真地学了一点粤语，因为她看到粤语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基因。贾佩琳还发现，香港的粤语和广东的粤语不一样，而香港人特别喜欢自己的本土文化。

当时的香港充满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气氛，贾佩琳说，这和她在时感受到的非常类似。

“我在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种气氛，因为通过校园民歌，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声音。然后在80年代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声音，然后在电影里也有表现。”

学贯东西和无知并存的北京

贾佩琳和诗人芒克在一起。(Supplied)

1985年贾佩琳搬到北京居住。当时的北京在经历十年浩劫后，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各种思想激烈碰撞，从对历史的反思到对生命的感悟，涌现出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一大批诵读至今的诗人，进入现代诗歌的“黄金时期”。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多因素造成的文化。一个是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一个是毛主席时代造成的新的文化、新的语言，”贾佩琳说。

“[西单]民主墙给了已经存在的现象一个声音、一个机会，就是好多年轻人特别积极地想创作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感受的语言，不管是在艺术还是诗歌上。”

贾佩琳指出，虽然同样涌动着文化复兴热潮，但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现象和香港的非常不同。

贾佩琳回忆自己曾经和一位同龄人去逛北京一个道观，这位年轻人是一位教授的儿子，人很聪明，读过很多书，理想是做联合国译员。但是当她谈到老子的《道德经》时，他却问“《道德经》是什么？”原来他不仅没有看过，而且根本不知道这本古代经典。

在因朋友的影响而开始对佛学有所涉猎并常常去听和尚讲佛经的贾佩琳对此颇有触动。

“[]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教、《道德经》，他们谈到老子、庄子。但是一到大陆，谈到佛教，他们知道有个佛教，但是那个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够和你讲。“

“我很喜欢道家思想，现在还只了解了皮毛，但那个时候80年代我居然成了我认识的朋友中的道家、佛教专家，多么可笑，”贾佩琳说道。

与年轻一代文化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文化界老人，包括漫画家丁聪、《红楼梦》译者杨宪益、戏剧家吴祖光和新凤霞，还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因为经常参加他们在家里举行的文化沙龙，贾佩琳与这些中国文化界顶流相交为友。

“这些人是我又崇拜又爱的，我住在香港的时候如果去北京一个星期，可能有三四天都在杨宪益家里头，”贾佩琳回忆说。

“他们可以谈到布莱克和拜伦，同时可以谈到芒克和北岛，可以谈到庄子。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非常非常深，而且他们的生活经验也很丰富，很多都很惨。”

贾佩琳说，直到现在她还时常怀念在杨宪益家经常吃的小米粥。

“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有意思的女人”

1986年，贾佩琳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居住，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亚太历史部担任访问学者。

贾佩琳自称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爱读书的孩子，笑称11岁时写的散文就让老师刮目相看，直接问她有没有想过做一名作家。而当时的她觉得这一切都离自己很遥远。

“我小时候觉得写书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大多数应该都是男的，”贾佩琳一边回忆一边笑起来。

当年的文学少女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创作十多部著作的国际畅销作家。贾佩琳的两部畅销小说《Eat Me》和《The International Optimist》入围2007年澳大利亚文学界金奖。她关于中国的传记作品《The Monkey and the Dragon》广受赞誉。

贾佩琳说，2019年，澳大利亚Black Ink出版社找到她，约她撰写各国简史系列丛书中的《极简中国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China），而这部书则让她学生时代以来的心愿终于成真了。

“当时我觉得中国历史这么有趣，哪一天如果我能写作，我就写一本中国历史的流行读物，”贾佩琳笑着说。

目前，《极简中国史》的英文版已经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市，并即将出版包括中文、俄语、日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在内的12个语种的版本。贾佩琳表示，一般的历史书，无论写的是不是中国，都很忽略女人的角色，除非是女皇，而她想做到不一样。

因此在她的笔下，用英文娓娓道来的故事里，不仅有发明了造纸术的宦官蔡伦，还有师从海南黎族人对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发明家黄道婆；不仅有文章流传千古的李白杜甫，还有名动京城、破格担任“校书郎”的女诗人薛涛。

“在各个朝代，我都突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女人，我觉得这样的话，整部历史会更加完整，”贾佩琳说。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贾佩琳在香港地铁里偶遇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张艺谋，从此开启与电影字幕的不解之缘。从《霸王别姬》、《英雄》、《梅兰芳》到《东邪西毒》、《一代宗师》，贾佩琳的翻译助力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获奖连连，而她时至今日仍然笔耕不辍。

周二早上采访前，贾佩琳还在为陈凯歌的新电影做一些翻译。周四，贾佩琳将前往西悉尼大学，在澳华艺术文化研究院举行的《我的中国故事》（My China Story）系列活动中发表演讲，向来自各行各业的澳大利亚人讲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她在、香港、中国大陆生活了九年，当过学者、编辑、记者，并且在三地结识了艺术家、音乐家、作家、翻译家、媒体人、漫画家、学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公民。

“我不太满意主流媒体这几年对中国的报道。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是联盟党政府造成的。他们为了自己在澳大利亚本地的政治优势，就会说很多关于中国的大话。他们会大喊大叫，他们会用我称为‘高音喇叭外交’的做法，他们喜欢谈论擂响战鼓这样的事情，这根本没有帮助，”贾佩琳说。

“困难的是，要完成一篇报道，既不讨好也不强硬。我觉得，一些鹰派的人士认为，只要你说了任何关于中国好的一面，那你就是绥靖主义者，你就是拥抱熊猫者，你就是叛徒。这就是我们全国讨论中发生的事情。”

“我真切希望，在工党的执政下，我们能产生一个能够容纳下更有分寸感、更具智慧、更务实、更少歇斯底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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