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文章风波：不必庸人自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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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经过40多年发展，明清闭关锁国论在国内外学界中遭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在社会大众中也日益广为人知，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进步很大。

最近几天中国网络上爆炒《历史研究》今年第3期刊发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称其鼓吹闭关锁国，甚至进一步把这种解读说成是中国的政策发展动向；而且抨击该文者多以197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为准。

把这两篇文章浏览了一下，作为宏观经济、中国外经贸、国际经济与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史实与数据详实丰富，论述冷静、客观、全面，文中主要论点我找不出明显破绽，是一篇有理有据、逻辑严密的高质量论文；相比之下，《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文中一些主要论点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我尊重戴先生，20年前就自费买了他的著作私人收藏至今，而这不影响我实事求是地评价他那篇文章。

我感到戴先生那篇文章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一些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技术性问题上纲上线，太政治化了。如那篇文章中批评清政府限制很多商品出口，其中包括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等等。其实，限制军器、火药、硝磺出口应该不难理解，现在哪个正常、像样一点的国家不管制武器出口？

限制铜出口，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铜矿匮乏，国内铜资源不足以满足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铜钱短缺的影响尤其广泛深入。须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铜资源严重短缺，当时国家计委还曾发文列举二三百种产品明令禁止用铜制造；现在，中国每年铜消费量也有百分之七八十要靠进口。在此情况下，包括铜钱在内的铜出口对国内经济与民生损害巨大，明清政府限制铜出口，自有其必然性。

明清两朝铸钱时就已经屡屡受到铜资源短缺的制约，而早在两宋时期，铜钱外流就已经开始严重困扰中国经济，而中国铜钱的国际化正是在宋朝发生了巨大飞跃，从契丹、西夏、大理、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到当时脱离中国自立的朝鲜半岛、交趾（越南），到日本、南洋各地，无不大量输入和使用宋钱，宋钱成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通行货币，流通使用远至印度、非洲，日本等国甚至出现了全面的“货币替代”现象，即该国政府自铸货币根本无法赢得本国人民信任而彻底失败，不得不干脆停止自行铸钱而完全依靠输入中国钱。中国铜钱在朝鲜流通使用至少直到1910年代（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4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印尼一些地区直到二战期间。

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时期，白银仍能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流入，而黄铜生产不足，致使铜钱短缺成为约束国内经济正常运行、妨碍国民生活的突出问题。为解决铜荒，清政府除限制/禁止使用铜器、搜集铸钱原料、增加国内铜矿开采等措施外，限制铜出口，实属必然。

即使是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现代的多边贸易体系，建立该体系的1947年《关贸总协定》开篇即明确其目标是“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实现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货物的生产和交换为目的”，宗旨是“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在强调普遍最惠国待遇、国内税和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条款明确其成员方有权利为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保障基本民生、保护公共道德等目的而对自由贸易实施一定限制，从第十二条“为保障国际收支而实施的限制”，到第十八条“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援助”，到第十九条“对某些产品进口的紧急措施”，再到第二十条“一般例外”……莫不如此，明清政府限制铜出口又有什么问题呢？

限制米麦出口，这主要原因应该是国内人口增长和东南沿海工商业取得长足发展，粮食供给紧张，清政府需要优先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朝时期商品粮生产中心就逐步从长三角转移到了两湖，宋朝以来的俗语“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我20年前读书时就注意到，康熙帝等人颇为热衷开拓从东南亚进口大米等粮食的渠道，对从泰国等地进口大米等粮食一再给予关税等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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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有些对外贸易限制措施确实很成问题，如戴逸文中提及，清政府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等等。但有些错误规定只不过表明清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调控认识水平尚待提高，实在不必提升到路线高度。

如戴逸文中提到的乾隆二十四年因国内丝价上涨而禁止丝绸出口，此举目的是抑制国内丝绸涨价，保障国内消费者利益，但结果是打击了国内增产的积极性，来华采购丝绸的“番船”及其运输进口的“洋货”减少，导致国内洋货价格上涨。最终清政府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归根结底，这只是个清政府经济贸易管理水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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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求戴逸先生，人的认识都受时代局限；经过40多年发展，明清闭关锁国论在国内外学界中都遭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明代及清代前期、中期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渠道持续大量流入中国已成为学界常识，在社会大众中也日益广为人知，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进步很大。我从小被灌输明清闭关锁国论，到武大读世界经济系研究生之后，读到国内外那么多明清对外贸易、白银内流的专著、论文，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上世纪90年代刊发的关于明代对外贸易、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的论文，现在还有人引用。如果现在还有人几乎没有读相关文章，也不了解相关学术研究进步，就随着别人的片言只语人云亦云掀起舆情浪潮，要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强拖倒退回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那不仅可笑，更是可悲。

通读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全文，我一点也没有读出主张“闭关锁国”的意味来，而是对“闭关锁国”一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以扎实的论证否定了声称明清对外政策“闭关锁国”的不符史实的陈说，在分析了明清政府“自主限关”限制性政策的正面作用时，也讲了负面后果，完全符合冷静、客观、全面的标准。即使没有时间阅读全文，只要阅读此文206字的摘要，就不难明白，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在倡导“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文中提及，通过明末高宇泰《敬止录•贡市考》引述永乐《鄞县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为等史料，比较分析宋元明时期宁波的贸易物品、仓储规模和市舶司及其行人设置等等，发现明初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这就很有说服力。文中引用的17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来华商船数量、粤海关关税收入等数据，也很扎实，很令人信服。对我来说，读后增长了新知。

这几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上升，已经连续数年保持在二战之后和平年代美国综合国力鼎盛时期的水平或略高；利用外资规模在扩大；自贸区建设已经扩展到全国几乎所有省份，我昨夜22点多钟还在和地方上领导干部通话讨论相关研究事宜；中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我还欠着今年进口博览会的约稿文债要还；连续近10年中国一直在推进这个那个自贸协定，而美国在不断“退群”、不断发动新制裁，以至于我最迟2015年起就开始在各类媒体和讲座论坛上主张中国要担当自由贸易旗手，包括《人民日报》、《China Daily》（英文《中国日报》）、《半月谈》、中国网等官媒和众多市场化媒体……睁开眼睛看看真实世界吧！即使想要抨击当前的“闭关锁国”现象，至少该先弄清楚是哪个国家正在“闭关锁国”。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实干兴邦，空谈无益，用断章取义、曲解等手段制造争议更不可取。我要继续干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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