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学会“放下”以提升软实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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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提及中国如今面对着软实力不足以及在实际的要素输出中存在诸多争议性的问题。软实力不只是一个关乎国家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的观瞻评价的议题，更是一个反映政治道理与逻辑的重要载体。具备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在论证自身体制时，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可以以最小成本和代价消弭及反驳外界的批判，当中包括有利或无利的攻击。提升软实力，也能巩固国家在国际组织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将国家影响力拔高，并减少针对自身国民与文化的恶意。综合实力不能缺乏软实力一环，正如任何辩证关系中不能只有正论而没有反论，只有正反论而没有合论的道理一样。在此前提下，中国若要提高软实力，必须先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执念，下放更多的论述塑造权、活力以及丰富的论道力于民间，依靠民众，推动有机温和的改革，将更多元而可爱的中国声音呈现在体制内外，这才是新时代大国应有的风范。

问题已经清楚，接下来就是怎么办？

其一，中国有必要在官方与类官方层面精心设计外交语言和宣传话术，对激进和偏见性的言辞进行降温及收敛，谦逊，多讲学习、包容而不求同化，从而解除外界的消极评价与误解。按照常理，任何国家均需一定的武备，中国已经是全球性军事大国，在硬实力方面具有一流水准。中国在过去的一系列宣传中，固然使本国的武力以及武备得以外显，激发了国内民众对国家整体的乐观及自信，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刺激了海外出现高涨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妖魔化为国际秩序的思想、行为、规范和利益的“异类”，这一点绝对与事实不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国际多边主义的受益人与捍卫者，而且是主要的受益国家，并没有任何直接诱因去破坏制度的稳定性，却在与他国的制度磨合、融合层面上出现了种种障碍，为排华者提供了切实的话柄，削弱中国模式的可信性。在众多场合中，中国的武力被解读为具备“进攻性”及“挑战性”。尽管中国通过海军互访、联合军演以及反海盗等途径，力求塑造军队的“和平文明”形象，但近些年，在中美对峙增多的现实下，中国的武力和国防的发展并末有被外界和平解读。在此前提下，中国要通过积极开展以和平主义为核心的外交，以外国和国际社会能了解的具体且巧妙的语言增信释疑，同时针对外界的批评做出积极而具建设性的回应，不堕入越描越黑、不得脱身的骂战之中，方能降低外界对本国的消极认知。

其二，中国体制也好，民众也好，自信是好事，但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民族主义与极端爱国主义，其中尤以反对民族主义的偏激思维为关键。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在商业诱因及社交媒体渲染之下，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自我鼓吹和自我陶醉的旋涡中，盲目加强己方的优越性，进而矮化其他民族，将对方道路描绘成走不通的死路。这种做法几近与美国长年累月对中国体制逻辑的抹黑及攻击无异，反映的是一种未能求同存异的狭窄。由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国人你要自信”、“中国人很生气”等一系列宣传鼓吹民族主义甚至吹捧激进战争等口号式的思维。当文化与知识精英也转而鼓吹民族主义时，在这样的论述氛围和文化中，这就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在释放战争信号，是中国政府进行试探的象征与符号，进而产生敌意和防备乃至政治不信任。强烈民族主义带来的风险极大，而且难以控防，更大可能会演变成“灰犀牛”，变成外交以及国防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变量。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下，中国的“善意”可能被“曲解”，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与代价实现外界认知的转变。体制内外的务实派有必要在社会舆论调控和整体教育规划层面确立健康但多元的自信世界观，包括善用学术界及知识界中多元多彩的声音，让他们在规范性议题上有更大的空间，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积极而开放的辩论，尤其在“反美主义”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上，任性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只会让西方世界认为中国“不可理喻”，或使中国成为行为他者、价值他者，最终是利益和角色他者，而不是合作伙伴和信任对象。

其三，持续深化国际化以及“走出去”是提升软实力的真正道路。继续改革和开放仍然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题中之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改革，中国已经深度地融入到原本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之中，并推动全球化变得更加公平和普惠。“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也必须长期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求同存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各国政府的职能都是通过发展国家以提高民众的福祉，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中外执政党可以在经贸、科技、医疗、公共卫生等领域实现广泛的交流，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成就与成功之道，积极争取淡化意识形态及立场冲突。求同存异则是弱化中国威胁性、提升亲和力与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在此前提下，中国必须尽快复苏与外界的正常人员交往，推动真正民心对接的二轨外交，促进以教育及旅游为基础的非官方交流，在非争议性议题上尽量落实国际多边合作，在争议性议题上寻找多方共识及空间。

其四，务必“柔”中带“刚”。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均在寻求塑造本国软实力，这包含了由政府机构和资金推动的面向全球主权国家大学和教育机构的“孔子学院”以及吸引留学生来华学习等一系列“引进来”“走出去”活动，但效果都不理想。孔子学院被西方怀疑为“文化渗透”和“情报与间谍基地”，其发展受到重创。同时，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尝试通过积极吸引留学生来华进修及居住培养外国苗子的亲中感情，但又给予外国学生“超国民待遇”，从而招致中国学生及社会的反感和指责。这也说明过往的“矮化”自己、“拔高”外国人的路径，难以实现软实力的有力提升，反而使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土知识精英多有微词。实际上，须将“软”化为“柔”，然后再将“刚”配以“柔”，提升己方方案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性，才不至于如此费力不讨好。这需要在制造同频性、降低威胁性、提高论述的认可性上努力，而不是单纯强调所谓的“中国例外”论，更不能因中国现在经济或军事有了底气而锋芒毕露。国际关系所有理论的逻辑起点无非是出于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解读和放大，中国可以把“锐气”藏于胸，应当把好事“办好”，办得“柔”且“和”，要通人性，更要通人情。同时，中国无须刻意“遮丑”，真水无香，应当让开放而理性的批评成为社会内部及外交方向和层面上改进及推动改革的契机和空间。这样才能符合新国际格局对中国的期待，成为国际社会“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领导型大国，争取新的机会窗口，这也是塑造全球胜任力的关键一环。

目前，官本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损害了中国的软实力。疫情三年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中国治理能力的薄弱环节。多地信誓旦旦力求打造某种“精细化”公共服务的样板，供其他兄弟省份学习，最终交出的“答卷”却反映出，原来无论东西南北在应急、应难、应险方面基本在同一水平。行政令下的“围城”，却不断曝光出诸如食物匮乏、就医难、上学难、配送难、“最后一公里路梗”等令人心痛唏嘘的短板，触目惊心，这与歌舞升平时的宣传所能有一定的脱节。当然，这些场景不仅国人看，通过传媒，对中国好奇的外国人也在看。在21世纪，面对一系列的非正常事件，外国人会如何看？这与主体宣传的反差，其中的间隙如何平复？如此景象，软实力会大打折扣，要挽回信任，甚至有相当多的要素需要重设重置。

此外，普通百姓的被剥夺感和无助感、不公平感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冲突，这当然会产生消极的国际舆论外溢和影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基层民主实践的迫切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软实力的塑造与广告营销不同，务求一个“真”，务求一个“实事求是”，而最大的“真”和“实事求是”就是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须承认无论国力还是动员能力与资源均有限，避免出现战略透支，做好风险规避。无论选择何种传播手段，首先要契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要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困难，而非是“敲锣打鼓”卖力吆喝，宣传与软实力的塑造在于久久为功。同时，做任何对外传播，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违和感”、是否契合大众审美、是否有助于提振国民精气神，为外交添彩而非制造争议、误解误判甚至添堵，自娱自乐期待花钱买认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放下”也意味着优先立足国内，只有优先满足普通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先让国民相信，国民有信仰的力量，才有认同国家行为的动力，才有可能谈及塑造软实力，否则就有急功近利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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