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普俄关押乌克兰人的“过滤营”，饥饿和酷刑之外他们还想干什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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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月13日上午，20岁出头的男子塔拉斯，听到他的狗在前院狂吠。

这是俄罗斯开始围攻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47天后。两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马里乌波尔“完全被摧毁”。俄罗斯军队轰炸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了90%的建筑物，包括几十所学校和一家妇产医院。市长估计，至少有2.1万名居民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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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斯和他的家人躲在一个小地下室里，度过了被围困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电和自来水。他断断续续地爬出去，收集水桶里的雨水饮用，或者用柴火准备小麦粥饭菜。

所有的手机信号塔都坏了。但塔拉斯通过一个熟人了解到，邻近街区的一个亲密朋友还活着，他邀请他的朋友来 “喝个烂醉，小哭一会”。当塔拉斯听到狗叫声时，以为他的朋友已经到了，于是冲出去迎接他。

门口，是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抱着突击步枪。塔拉斯看到来人膝盖和肘部上方包裹的白色带子，他们是俄罗斯人，占领军用这个标识来避免友军开火。

他们的口音也有区别，这些人用硬邦邦的 “g”，而乌克兰人在“govori”或“speak”这样的词中用的是轻巧的“h”。

其中一名士兵问：“谁住在这里？”

塔拉斯说：“我和家人。”

这些人从他身边走过，开始逐个房间地搜查。他们记下了塔拉斯的全名，汽车品牌和型号。其中一名士兵研究了塔拉斯的车辆登记信息，发现上面有一个不同的地址。塔拉斯试图解释，在被围困之前，他在城外有一套公寓。

那个士兵喊道：“出去！你必须通过检查。”

塔拉斯听说，在一些街区，男人们正在消失。他紧张地问士兵：“这需要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塔拉斯感到一阵饥饿带来的痉挛，他前一天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他穿上运动鞋、蓝牛仔裤和一件薄外套。俄罗斯人把他押送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不是一个人，六个邻居，都是到了征兵年龄的人，也被围了起来，由一群士兵看守着。

他瞥了一眼街区，看到更多的俄罗斯人挨家挨户地把年轻的乌克兰男子拉到街上。最后，大约有四十个人和塔拉斯聚集在一起。

一辆白色巴士停了下来，塔拉斯和他的邻居们被赶上车。在他们排队上车车门关闭后，其中一个俄国人站起来说：“你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你。我们信任你们，就像你们信任我们一样。”

他发布了一条基本规则：“如果你们想搞事，我们会把你们整的服服帖帖，每个人都明白吗？”

当巴士驶离时，塔拉斯盯着窗外。巨大的伊利奇钢铁厂，以及它曾经耸立的烟囱、滚动的传送带和汹涌的高炉，变得越来越小。

前一天，俄罗斯声称有1026名乌克兰士兵在威慑下投降了。塔拉斯看到大型公寓楼已经变成了废墟，房屋的墙壁和天花板都不见了。他看到院子里挖得很粗糙的坟墓，在一座桥下，躺着三具腐烂的人体。

他想，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车上的人都凝视着这片废墟。

向东北方向行驶了半个小时后，大巴到达卡尔米斯河畔一个叫萨尔塔纳的居民点，在一个破旧的宴会厅前缓缓停下。士兵们收集了这些人的身份证，把他们赶到里面。在那里，一个士兵会叫一个被抓者的名字，并把他带到办公室，临时的审讯室里。

当塔拉斯的名字被叫到时，他走进办公室，发现12名士兵坐在几张桌子旁。

其中一个人问：“你在军队服役过吗？”

“没有。”

“为什么不呢？”

塔拉斯说：“我有豁免证明”。这指的是一张政府证明，表示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服兵役。

塔拉斯有点男孩子气的特征，和蓬松的金发。他在踢足球时撕裂了半月板后，膝盖出现了问题。豁免让他失望，他曾以为自己会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入伍。现在他只是说： “运动伤害”。

另一个士兵要求：“脱衣服。”

塔拉斯脱下了内裤。这些人检查了他身上的纹身和任何可能表明他最近参加过战斗的标记：手上的茧，脖子上因穿防弹背心而产生的摩擦，肩膀上因枪支的后坐力而产生的瘀伤。

一个审讯者设了个陷阱，问道：“你打算在哪里服役？”

“哪儿也不去。”

中午时分，被抓者被带到了外面。地面上有雪，上午一直是阴天，现在开始下雨，加剧了寒冷。又有四辆大巴抵达，塔拉斯站在那里等待，又有大约一百五十名被抓者送过来了。

当他回到车上时，外套和运动鞋已经湿透了，冷的浑身发抖。

巴士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越过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乌克兰不承认其独立的分离地区。他们在科扎茨克村停了下来，这个村几年前已落入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手中。

在那里在一所旧小学的食堂里，每个人得到了一小勺像水一样的汤。

夜幕降临，被抓者们在教室和走廊里铺上了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薄垫子。所有被拘留者似乎都是来自塔拉斯的工人阶级社区的平民，这些人在之前的几周里，并不是忙着打仗，而是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日复一日地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

塔拉斯本来就很瘦，在被围困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瘦了20多磅。他的胸部出现了慢性疼痛，他认为这是由于呼吸地下室的发霉的空气，或睡在混凝土上造成的。

塔拉斯把他的垫子拖到走廊里。他的肚子咕咕叫，衣服还被雨淋湿了。饥饿、寒冷、疲惫，他蜷缩成一团，陷入了不安的睡眠。

此时，他还没有听到一个很快就会变得熟悉的术语：“过滤营”。

二

过滤，广义地理解为战时政府或非国家行为者，识别和隔离其认为有威胁的人的过程，其本身并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最近一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关于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的报告指出，“国际冲突中的占领国有权对其控制区内的人员进行登记，控制的部队甚至可以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拘留平民”。

这个系统可以包括各种检查站、登记设施、收容中心和拘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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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俄罗斯的联合国大使瓦西里·内宾兹亚甚至将其过滤计划描述为“正常的军事程序”。

过滤是正常程序还是更糟糕的事情，取决于是如何执行，以及为了什么目的。

1994年，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入侵，以夺回车臣，这是一块三年前宣布独立的分离主义飞地。在俄罗斯坦克开进的第二天，俄罗斯内政部发布了第247号指令：“建立过滤点，以识别在作战行动区被捕的人及其参与的作战活动。”

在俄罗斯，“过滤点”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当时苏联当局开始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领土上，筛查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伦蒂·贝利亚所说的“敌对分子”。

位于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第一个营地，于1995年1月20日开始投入使用。第二年，人权观察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俄罗斯军队正在殴打和折磨被关押在那里的车臣人。许多人后来在战斗中被用作“人盾”，并被用作“交换俄罗斯被拘留者的人质”。

三年后，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将军维克托·卡赞采夫扩大了过滤范围，在“解放区”实行“身份验证制度”，并呼吁“加强检查站的搜查程序”。车臣平民被任意拘留的人数更多。他们常常被释放时没有给身份证件，这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使他们在检查站再次被捕。

一份人权观察报告概述了已经成为标准的战略：俄罗斯军队轰炸车臣社区，然后进行“扫荡”，士兵们挨家挨户逮捕被怀疑与叛军有关系的男子，有时还有妇女。

研究人员将车臣的过滤过程描述为一种“集体惩罚”，不仅强加给失踪者，也强加给他们的家人。一位妇女在提到一位被带走的男性亲属时告诉研究人员：“他不在任何地方……不在活人里，也不在死人里。”

据著名的人权组织 “纪念”估计，在俄罗斯在车臣的两次战争期间，至少有七万名平民死亡，超过二十万车臣人进了过滤营。

2014年初，俄罗斯军队入侵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几个月后，一个俄罗斯“人道主义车队”，由大约1.2万名士兵组成，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以支持民主党和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第二年冬天，乌克兰议会委托15个国际和乌克兰人权组织，编写一份关于顿巴斯被占领地区非法拘留场所的报告。这份报告于2015年发表，确定了79个由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附属武装团体管理的设施。根据广泛的证词，报告发现“对被非法拘留的平民和军事人员，普遍存在酷刑和残忍待遇”。  

幸存者详细叙述了殴打、剥夺睡眠、强迫劳动、强制锻炼、模拟处决、无端向被拘留者的四肢开枪，以及威胁伤害被拘留者的家人。一位幸存者告诉调查人员：“他们用带电的金属棒触碰我的头部和生殖器。他们用棒子打我。他们把我吊在天花板上，在冰天雪地里浇冷水”。

调查人员发现，营地看守的惩罚力度取决于一些变量，包括军事背景，最重要的是，被拘留者的“政治观点”，特别是表示“支持国家主权”的程度。

一种被称为“大象”的手段，是将防毒面具放在被拘留者的头上，阻断空气流通。两名男子在其他被拘留者面前被阉割。在一个设施中，营地看守在一名被拘留者的胸口上刻下了 “bandera”一词，这是为了纪念1959年被克格勃处决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合作者斯捷潘·班德拉，然后将他杀死。

人权观察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谭雅·洛奇娜告诉我，根据目前冲突期间被关押在14个地点的乌克兰平民的叙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男人们正在类似的设施中遭受酷刑。”  

今年3月21日，即当前入侵的第25天，俄罗斯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媒体上流传的乌克兰当局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军队建立了过滤营”。

声明说，马里乌波尔出现的任意拘留和失踪的故事是“捏造的”。声明将过滤营描述为仅仅是“为离开现行敌对行动区的平民设立的检查站”，并坚持认为俄罗斯人正在“帮助他们生存，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药品。”

三

黎明时分，塔拉斯被俄罗斯士兵命令大家出去的声音惊醒。

那天早上，他们被送往另一个营地，在附近的一个无名村庄，在那里，俄罗斯和顿涅茨克卫队又关押了大约六百名被拘留者，包括一些妇女。

车开到营地，塔拉斯看到了一簇蓝色和白色的帐篷。上个月，俄罗斯国有报纸《俄罗斯报》承认了这个营地的存在，称乌克兰人被输送到那里，以阻止他们“通过田地渗透到俄罗斯，或伪装成难民，从而逃避惩罚。”

在这个无名村庄，每个被拘留者都被从四面拍照，按指纹，并被再次脱衣搜查。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必须交出手机并提供密码；营地官员打开手机，滚动查看照片、短信和浏览记录。他们将这些设备连接到一台电脑上，并记录了它们的15位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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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帐篷里，塔拉斯接受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审讯：他对基辅的政府有什么看法？对马里乌波尔的地方当局的看法？他是否有家人在乌克兰军队中服役？在志愿兵营中？他在俄罗斯有什么熟人吗？

塔拉斯圆滑地回答了每个问题，但都是实话实说。他告诉审讯者，他相信在俄罗斯的“特别行动”之前，马里乌波尔一直很繁荣，而且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

偶尔，一个审讯者，出于似乎是沮丧或无聊的原因，会脱稿问问题。有时，即使是看似正确的答案也不够好。如果一个被拘留者说他不赞成基辅的政府，他的审讯员可能会坚持要求他详细说明为什么不赞成。

塔拉斯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访谈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可靠的信息吗？还是这整个屈辱的程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筛选？

之后，一名营地官员递给他一张盖有“F.P. Bezimenne”的蓝纸。F.P.是过滤点的意思，Bezimenne是这个村庄的名字，在俄语里意为无名。

塔拉斯认为他已经 “通过”过滤，可以回家了。相反，这些人被遣送回科扎齐克的临时监狱，过滤收据被拿走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很灰暗。被拘留者只有他们被捕时穿的衣服。似乎是肺炎或新冠的病例爆发了，但士兵们没有提供任何援助或药品。当一个生病的被拘留者开始变得虚弱时，其他人恳求叫救护车，但没有用。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看守人员命令两名被拘留者将尸体搬到体育馆内。

看守们什么都没说。对问题过于执着的被拘留者会遭到殴打。一个特别痛苦的人乞求被释放，原因是他的母亲，他说她瘫痪了，独自在家。他后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很可能是饿死的。

看守们不允许她的儿子离开营地去参加葬礼。

其中一个人用粉笔标出过去的每一天。食物在上午和下午各供应一次。在为儿童准备的公共餐桌上，男人们吃米饭或水煮的通心粉，一位被拘留者后来说那玩意儿“像胶水一样”。

建筑物周围生长着野生大蒜，塔拉斯就把整个蒜头像吃苹果一样吃。送到营地的水，每隔一天分配一次，还常常不够用。在教室里，被拘留者不得不使用苏联时代的监狱黑客技术，将金属丝的一端放在水罐中，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对水进行煮沸和消毒。

即便如此，腹泻还是在营地内蔓延。

没有可用的厕所，被拘留者就在田野里解手。偶尔，有人会不安分或试图逃跑。据塔拉斯所知，没有一次尝试逃跑是成功的。有时，士兵们会把一个人按在地上，用胶带把他的手腕绑在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会把他拖进一辆车，把他带走。

最后，看守人员允许一些人在白天离开营地，到附近的农场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当地商店为自己购买额外的食物和香烟。到了晚上，他们总是不是不回来。每个方向都有军事检查站，而且在顿涅茨克共和国，一个没有证件的乌克兰人被抓到，会有比无限期拘留更糟糕的命运。

令人费解的是，被拘留者的手机在检查后退回给他们了。塔拉斯通过翻阅美好时光的旧照片来打发时间：与两年前在Instagram上认识的女友的自拍、巴黎之行的照片等。

没有办法直接与马里乌波尔的家人联系，那里仍然没有手机服务。但学校有无线网络，这些人可以关注新闻。有些人与顿涅茨克共和国政府有联系。他们会四处打电话，试图得到答案。

一个人被告知“你很快就会被释放”，另一个人被告知“他们将把你转移到俄罗斯”。还有一个人说，顿涅茨克共和国武装部队“将征用你，把你送到前线”。

其中一名被抓者甚至给顿涅茨克共和国当局打了电话。塔拉斯听到这个人说，“我的护照被偷了，他们违背我的意愿关押我。”

几个小时后，一辆当地的警车来了。营地看守人员传唤了被拘留者。

一名警察平静地问：“你提出申诉了吗？”

被拘留者回答：“是的。”

一名俄罗斯士兵走过来，把他的护照递给被拘留者。

警官问：“那么，你有你的护照吗？”

被拘留者犹豫了一下，“是的。”

军官说：“你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现在你去一个地方，他们会解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四天后，当地警察将这名男子送回营地。其他被拘留者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去了哪里？他们说了什么？他是如何被对待的？

他身上没有被虐待的痕迹，但显然受到了打击。最后，他说他被带到了顿涅茨克的某个监狱，被留在牢房里，只有一块面包。他沉默了，拒绝回答任何更多的问题，并缩到他的垫子上。

在这些人被捕的两个多星期后，塔拉斯打电话给顿涅茨克共和国国防部的失踪人员热线。

接线员问： “失踪者的名字是什么？”

塔拉斯给出了自己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居住城市。他可以听到接线员在输入信息。他深吸了一口气，下巴的肌肉绷紧了。

经过一分钟的搜索，接线员回答说：“这个人在4月14日通过了过滤，被送回了马里乌波尔。”

塔拉斯开始惊慌失措，他的心跳加速。他把这个电话告诉了一个被拘留的同伴，然后这个人询问了自己的情况。接线员告诉他，他也通过了过滤并被释放。

另一名被拘留者打来电话。然后是另一个。总共有半打人拨打了失踪人员热线，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们都在4月14日通过了过滤。他们已被释放，并安全返回到马里乌波尔的社区。

四

6月中旬，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一家露天咖啡馆里，我见到了人权观察组织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这个组织莫斯科办事处的最后一位负责人谭雅·洛奇娜。两个月前，俄罗斯司法部已经“取消”了这个组织的注册登记。

头发红得发亮的洛奇娜穿着一件绣花上衣，戴着珠子手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文理学院的教授。在这个机构运作的30年中，有9年是她领导的。她和其他同事一样，现在在流亡中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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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土耳其咖啡和抽着当地香烟，洛奇娜告诉我，2月24日，就在普京发动入侵的几小时前，当世界上许多人仍然相信他在虚张声势时，她收拾了一个“装满泳衣的小箱子”，登上了飞往墨西哥坎昆的航班，这是为她九岁的儿子计划已久的寒假之旅。

当飞机降落时，她打开手机，得知俄罗斯坦克已经进入乌克兰。海滩去不成了。洛西娜和她的儿子飞往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亲戚家，而她花了36个小时前往波兰，收集乌克兰难民的证词。她继续在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边境进行采访。

4月，她短暂地去了一趟莫斯科，解散了人权观察组织莫斯科办事处，然后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基辅和利沃夫，与在被占领土上遭受过滤的人会面。几周后，她接回了儿子，并永久地搬到了第比利斯。

洛奇娜认为，俄罗斯的过滤中心网络服务于多种相关的战略需要。其中包括处理转移到俄罗斯的平民，筛选战斗人员和破坏分子，收集军事情报，为乌克兰士兵犯下的战争罪行索取虚假证词，收集平民的个人资料，以及清除被占领土上对莫斯科不够忠诚的居民。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过滤的意图比较狭窄：抓捕“逃犯”。顿涅茨克共和国内务部说，“过滤措施”对于拦截“与乌克兰安全部队有关联的人、民族主义营的参与者、破坏和侦察小组成员以及他们的帮凶”是必要的。

这些官方的理由并不完全是假的。8月，《纽约时报》采访了几位乌克兰“游击队员”，他们是在被占领土上活动的战斗人员。他们都是现役士兵，使用化名和便装，在甚至彼此都不认识的秘密小组中工作。

在克里米亚，游击队员帮助炸毁了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在扎波罗热，他们毒死了一群大约15名俄罗斯士兵。据《纽约时报》报道，“战士们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隐蔽地进行攻击，使用汽车炸弹、诱杀装置和用手枪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然后混入当地居民中”。   

尽管如此，哪怕过滤的最初目的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将平民和战斗人员分开，这一过程很快就会演变成一些怪诞的事情。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评估，乌克兰东南部的大部分男性人口已被审讯和释放，被拘留，被驱逐，失踪，或被杀害， “那些被认为不具威胁性的人可能会被发放证件，并被允许在某些限制下留在乌克兰。那些被认为威胁性较小的人，将被强行驱逐到俄罗斯。那些被认为最具威胁性的人可能会被拘留在监狱里。”

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督团的官员乌拉基米尔·谢尔鲍告诉我，“如果你的手机上有蓝色和黄色的背景（乌克兰国旗、国徽颜色），你就没法通过过滤。不用解释。”

被关押在俄罗斯和被占领土上过滤中心的乌克兰人确切人数不详。根据俄罗斯自己的说法，近400万乌克兰人已经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过滤，并被“疏散”到俄罗斯，其中一些人运到了最远在俄罗斯与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参崴。(美国估计这个数字在90万到160万之间）。

出生于俄罗斯的律师、国际人权联盟东欧和中亚分部负责人伊利亚·努佐夫，称俄罗斯的过滤系统是“一项强制转移大部分人口的计划，这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5月，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高级官员安德烈·图尔恰克，访问了黑海边的战略港口城市赫尔松，这个城市在战争初期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并宣布“俄罗斯永远在这里了……不会再回到过去了”。

几周后，国家杜马的一名成员写道：“赫尔松地区加入俄罗斯将是彻底的，与克里米亚相似”。

6月27日，由俄罗斯设立的赫尔松市军民管理部门副主任基里尔·斯特雷穆索夫在电报上宣布，这个市正在准备进行公投。这个省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在俄罗斯控制之下。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热省省长叶夫根尼·巴利茨基紧随其后，在一个名为“我们与俄罗斯在一起”的论坛上宣布：“我签署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命令，开始准备就扎波罗热地区与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举行全民投票。”

前一天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在对全国的讲话中说：“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占领者沿着虚假公投的道路继续前进，他们将为自己关闭与乌克兰和自由世界谈判的任何机会。”

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迈克尔·卡彭特告诉我，俄罗斯正试图在东南部的领土上确保有一个更加“顺从、服从的人口”。

他说：“在五角大楼，有一个术语叫做行动准备环境，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为控制领土创造条件。”

8月，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在顿涅茨克发现了21个明显的过滤营地；这是迄今为止对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所称的“大规模筛选和法外拘留营地”的最全面评估。

两个月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已经确定了18个。

利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耶鲁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两个明显的动过的土地标记区域……可能是潜在的独立或集体坟墓。”

从研究人员发现的一些设施中被释放的被拘留者报告说，那里“食物和清洁水不足，暴露在空气中，拒绝提供医疗服务”，以及“使用电击，极端的隔离条件和身体攻击。”

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的过滤和对规模人口转移计划，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切监督和协调下进行的。她还指出，俄罗斯正在“将其教育课程强加于学校，并试图让乌克兰公民申请俄罗斯护照”。

她说，所有这些措施的动力很明确：“为企图吞并做准备”。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内本齐亚。将格林菲尔德的言论斥为“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发动的虚假宣传活动的新里程碑”。  

战争进行了七个月，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宏大计划，比入侵开始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混乱。最近，经过长期的僵持，乌克兰军队在东北部夺回了一千多平方英里的领土。

剑桥大学俄罗斯帝国史学者胡贝图斯·雅恩告诉我，“哈尔科夫周围的现实情况使局势极为动荡。”

上周，俄罗斯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设立的行政机构着手进行全民投票。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支持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结果，从赫尔松的87%到顿涅茨克的99%不等。

如果战场上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没有部署非常规武器（这可能会吸引北约部队加入战争），莫斯科现在结束战争最现实的结局，可能是巩固这些被占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约有4万平方英里，包含丰富的农田和极其宝贵的矿藏。

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说这是他的“主要目标”，没有提到他之前宣称的“非军事化”或对乌克兰整个国家“去纳粹化”。第二周，他下令“部分”动员多达30万名预备役军人。

上周五，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仪式上，他宣布俄罗斯已经获得了“四个新地区”，欢迎这些地区的居民成为“永远的同胞”。四个代理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某个时刻，他们挤在一起，与普京紧握双手，高呼：“俄罗斯！俄罗斯！”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国防分析家斯蒂芬·比德尔告诉我，“普京可以撤回到他认为可以防御的任何位置，掘地三尺，拖延战争时间，赌他的政治位置可以经受长期的痛苦。如果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秋季和2024年获胜，他可能能赌对。特朗普会很快放弃乌克兰，而特朗普的共和党国会可能在此之前就会放弃他们。”

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权观察组织的洛奇娜说，很明显，俄罗斯人也在利用过滤和人口转移在国内进行宣传。他们对700万乌克兰人逃往欧盟的回应是，“好吧，我们接收了400万，所以他们不仅在往你们那边跑，也在往我们这边跑。”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成群结队的难民被火车运往指定的目的地，受到了大量人群和电视台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以南120英里的工业城市图拉，一位当地官员告诉国家记者：“流离失所的人将获得舒适的生活条件，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督团的谢尔鲍提醒说，不要从幸存者的经历中推断出太多。

他说：“我们必须对幸存者的偏见保持警惕。统计上，遭受酷刑的风险是什么？拘留的平均时间是多少？那些没有通过过滤的个人会怎么样？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并不知道最糟糕的情况。”

五

被关押近三周后，塔拉斯感到很绝望。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刷专门报道战争的电报频道，希望得到任何可能帮助他逃跑的信息。

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位名叫爱德华·布姆斯特罗夫的俄罗斯反对派记者的页面，他现在流亡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

5月3日，塔拉斯决定孤掷一注。就在午夜前，他给布姆斯特罗夫写道：“晚上好，我来自马里乌波尔。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之后，现在我们被强行带到了某个村庄，我们的文件被拿走了。”

一个俄军检查站。PODOL1TVЄгор Шитіков та Вадим Торопов,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布姆斯特罗夫曾是俄罗斯最后一个独立电视频道“雨电视”的工作人员。3月1日，俄罗斯政府封锁了这个电视台，理由是播放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雨电视的工作人员如果想把这场战争称为“战争”，他们就可能要被长期监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YouTube上播放了在俄罗斯的最后一次广播，然后无限期地关闭了办公室。

大多数工作人员在几天内就逃到了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以及他们能订到机票的地方。布姆斯特罗夫先是飞往塞尔维亚，然后是土耳其，最后到达第比利斯，那里正迅速成为流亡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中心之一。

布姆斯特罗夫向塔拉斯询问更多细节。塔拉斯写道：“我要求匿名，但我们的情况需要公开。”

他开始从科扎齐克营地内发送照片和短视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里的条件不适合人类……他们给我们的食物只够我们不死……我们睡在教室和走廊里的旧床垫上……我们被三个带着机关枪的军警看守着……没有护照和过滤文件，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

塔拉斯给布姆斯特罗夫发了一连串的信息：“一个人得了小中风……我们都在生病……每个人都在咳嗽。我们在野外上厕所。我们用来吃饭的勺子就从来没有洗过。没有自来水……我们被关押的原因和何时被释放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在得到塔拉斯的许可后，布姆斯特罗夫计划公布这个报告的各个方面。塔拉斯回应道：“不能拖延，如果我们出事了，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然后，由于担心他的手机可能被检查，塔拉斯删除了整个对话。

几小时后，布姆斯特罗夫联系了雨电视台的两位前同事，他们在流亡的第比利斯进行广播，在YouTube上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频道。在他们页面的“关于”部分，他们写道：“他们可以关闭所有的媒体，但我们仍然有话要对你说。”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布了一个简短的片段，介绍了塔拉斯泄露的视频和照片，以及他发送的叙述其遭遇的匿名短信。

布姆斯特罗夫问塔拉斯，是否可以与一个“由俄罗斯人管理的好组织”分享他的故事，这个组织名为“帮助离开”。

布姆斯特罗夫写道，“他们与乌克兰的组织合作，帮助难民进入格鲁吉亚。”

塔拉斯回答，可以。

“帮助离开”这个组织的地区总部，设在第比利斯的主要街道，肖塔·鲁斯塔维利大道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我在6月的一个下午来到这里时，有半打志愿者在外面等我，他们大多是20多岁的俄罗斯流亡者。

其中一名志愿者嫁给了向前线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乌克兰男子。她的一只眼皮上纹着“不”，另一只眼皮上纹着“战争”，她这样的脸在俄罗斯只要出现怕也是一种犯罪。

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坐在屋檐下的塑料椅子上。每个人都抽着烟。

2月24日，也就是俄罗斯发动入侵的那一天，志愿者们开始运行这个团体。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他们帮助或促成了数万名乌克兰人，安全离开正在发生战斗的区域和俄罗斯控制的领土。

他们的操作人员昼夜不停地工作，提供有关疏散通道的信息，并为希望离开的人安排住房、医疗护理以及心理和法律支持。大部分工作是通过电报沟通，由400多名经过审查和培训的志愿者组成的网络远程完成的，这些志愿者遍布欧洲、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泰国。这个组织还与俄罗斯境内的同情者进行合作。

在与塔拉斯取得联系后，这个组织开始制定计划，以营救他和营地中的其他人员。“帮助离开”组织的律师波琳娜·穆里吉娜向塔拉斯询问了营地其他同伴的名字。穆里吉娜写道：“”我们将向乌克兰、俄罗斯和顿涅茨克共和国当局发送一份我们关注其安全的具体个人名单。

塔拉斯回信说：“我有点担心，对我们来说，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

穆里吉娜回应说：“在战争和不确定的条件下，很难预测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当局知道我们知道都有谁被关押，就降低了发生可怕事情的可能性。”

第二天，塔拉斯发来了营地近两百人中的22个人的名字。他写道：“我能确认这些，但收集更多的名字非常困难。人们很害怕，不相信任何人。”  

塔拉斯开始与一位名叫安娜的“帮助离开”组织志愿者通信，她是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俄罗斯妇女。此时，塔拉斯了解到，在他最初接受过滤的贝济门内营地附近的两名男子，在向马里乌波尔市市长泄露了三段视频后失踪了。

市长办公室在电报上发布了这些视频，并附有说明：“来自过滤营中的录像。一个真正的贫民窟！”

塔拉斯发短信说：“泄密者被军方带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如果有人敲门，那就完了，我可能会被带走。”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追踪并采访了其中一名失踪者的妻子。她告诉他们：“他当天就给我发了一份那段视频的拷贝。我尽力说服他不要公布它。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那段视频，它也被媒体报道了……我联系不上我丈夫了。我们邻居的家人也不再有他的消息。”

她后来听说，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安全官员把这两个人带到了臭名昭著的奥列尼夫卡流放地，他们被指控未经授权进行录音，并散布有关顿涅茨克共和国当局的虚假信息。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被占领土上的营地的报告中写道：“他们的命运和下落仍未得到证实。他们应被视为可能推测为真实的强迫失踪受害者。”

在科扎齐克，看守人员开始向被拘留者逼问泄密事件，塔拉斯听到一名警卫对一个用手机对准他的食物的人喊道：“你他妈的为什么要拍摄？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塔拉斯很快给布姆斯特罗夫发了短信：“爱德华，请把帖子从电报上删除。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但人们正在消失。”

布姆斯特罗夫删除了他的帖子，但为时已晚，照片已经被广泛分享。

第二天，布姆斯特罗夫又发来短信，“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塔拉斯回信说：“戴着巴拉克拉瓦黑头套的人出现了。他们看起来像真正的暴徒……他们拿着我们的护照在学校周边走来走去。”

这些护照放在一个纸箱里。

他还说：“我会向你报到，让你知道我的所有动向，以防我突然从通讯中消失。”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塔拉斯给安娜发短信：“我还在这里，病了好几天了。”

5月24日，当塔拉斯在醒来时，距离他和其他被拘留者被带走已经有41天。在吃完冷通心粉的早餐后不久，他们被叫到外面。一名顿涅茨克共和国警官和一名俄罗斯士兵站在一起，塔拉斯和其他男人围成一圈。

军官说：“我们接到了一个命令，我们要释放你们。”

警卫开始一个接一个叫这些人的名字，并把他们的护照和过滤收据一起交还给他们。这些人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一名守卫大声喊道：“塔拉斯！”

下午1点03分，塔拉斯给安娜发了短信：“他们让我们走了。”

他发了一张埃隆·马斯克流泪的表情包，并写道：“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是现在？”

塔拉斯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向布姆斯特罗夫泄密？是“帮助离开”组织的秘密渠道干预？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地方行政长官操纵的？

这些人被释放了，就像被逮捕时一样，没有任何解释。

六分钟后，塔拉斯给安娜发了一条语音信息。他说：“他们把护照还给我们了。那些能够自己离开的人可以离开。”

他设法联系到一个有手机信号的熟人，他同意来接他。

他告诉安娜：“一个星期内，我会设法离开这个国家，这几天不要给我写信。现在就写O.K.，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删掉。我会再联系的。”

六

塔拉斯被带走的时候，是四月，树木还都是光秃秃的。现在花开了，一切都绿了。

经过近六个星期的囚禁，他与家人团聚了。他们坐在后院里，吃着面包和新鲜的绿洋葱，喝着汤。他的亲戚忍不住哭了起来，给他倒了一轮又一轮的乌克兰月光酿酒。所有的人都明白，塔拉斯不可能待很久。他们无法预测那些穿迷彩服的人何时会回来。

Маєш право знати / Mayesh pravo znaty,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三天后，他上路了，开着一辆已经离开乌克兰的朋友留下的车。

“帮助离开”组织的志愿者们，帮忙协调塔拉斯的路线。不能向西行驶，因为俄罗斯军队有效地封锁了所有的疏散通道。他还记得3月份的情况，当时每三辆开往那个方向的车，就会有一辆被子弹打的千疮百孔后返回。他看到一辆面包车回来时，所有乘客都捂着口鼻。其中一名乘客已经死亡。

他们在试图离开时被枪杀。

格鲁吉亚边境在马里乌波尔东南400多英里处。为了到达那里，塔拉斯必须穿过俄罗斯南部的一片区域。

他通过了18个军事检查站。即使有过滤收据也被盘问，有时被要求脱衣服。这段在和平时期只需要大约15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却花了三倍的时间。

有一次，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检查了塔拉斯的手机，里面除了一张他女朋友的照片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放大和缩小了她的照片，头都没抬，问塔拉斯：“这是你的女朋友？”

塔拉斯回答：是的。

这位官员盯着他女朋友的照片看了一分钟左右，然后把手机递了回去。这个官员问：“你们为什么都跑了？谁来保卫祖国？”

塔拉斯身上没有卢布，他的乌克兰银行卡在任何一家俄罗斯ATM机器上都无法使用，所以“帮助离开”组织在路上安排了两次提取现金。塔拉斯会到达一个指定的地点，有人会给他足够的现金来加油并赶到下一站。

这对双方都是一种风险，需要在完全陌生的敌国公民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但塔拉斯没有其他选择。第一次换钱后，他在路边的汽车旅馆停了下来，给安娜发了最后的语音提示。

他说：“谢谢你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

他说，吃饱后，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内心充满愧疚，“我在吃饭，洗澡，在白色床单上睡觉，就像人一样生活，而我的家人还在那里。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内疚……我很抱歉。”

6月，我在第比利斯郊区的一家酒店见到了塔拉斯，他住在那里。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穿着一件印有马里乌波尔足球俱乐部标志的足球衫，看起来不像刚从战争监狱出来的，倒像是某人的小兄弟。除了有一点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进入，房间里一片漆黑。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鼓鼓的黑色行李箱。

我们在楼下的酒店自助餐厅找到了一张桌子。餐厅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早餐，但塔拉斯并没有吃。他说：“这里有通心粉，我相信这是很好的通心粉，但我连看都不敢看这东西。”

塔拉斯说，在与格鲁吉亚的边境，他经历了俄罗斯官员最后一轮充满敌意的盘问。最终，在通过海关后，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他告诉我，“我就绷不住了”。

他一边开车一边哭，沉浸在悲伤、解脱、内疚和感激的漩涡里。

偶尔，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盖上，凝视着远处的高加索山脉。他说：“在营地和军事检查站时，我必须非常谨慎地选择我的语言。每一句话都有风险。现在我不需要过滤我的想法了，我不需要隐藏。”

一个年轻女子坐在附近的桌子上独自吃饭。塔拉斯不时地看向她。我问他是否认识她。他笑了笑。她是他在马里乌波尔的女朋友。直到一周前，他们已经有101天没有见面了。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3月20日，她的公寓楼被炸毁后，她和她的家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在离开的路上，塔拉斯开车经过她的街区。

他说：“都被摧毁了，他们抹去了她住的那整条街，到处都是瓦砾，一个噩梦。”

她先是去了保加利亚，然后来到第比利斯，与塔拉斯在一起。塔拉斯说：“昨天晚上，我们在老城区散步，听到两个人在我们身后说俄语。”

没有任何商量，他和他的女朋友发现自己走得更快了，“这就像一个条件反射。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可能是正常人，他们自己也在逃避普京，但现在我就是忍不住了。”

塔拉斯说，他们都做了可怕的梦，在睡梦中被武装士兵、审讯室和他们家乡的悲惨废墟的景象所惊醒。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发现自己回到了过滤营。他在冷汗中醒来，想到仍被俄罗斯军队关押的不计其数的人。

他说：“这些都是永久的记忆，将相伴一生。但你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试图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塔拉斯原谅了自己，他必须收拾行囊重新上路。自战争开始以来，约有26000名乌克兰难民进入格鲁吉亚，但几乎找不到工作，政府支持更少。8月1日，第比利斯市政府终止了一项自3月初开始实施的，为乌克兰难民提供免费酒店房间的计划。许多人已经转移到了欧盟。塔拉斯和他的女朋友计划开车去波兰，在那里，他们有朋友可以帮助创造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接下来一次，通过电报视频聊天时，他们到了波兰，住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西北几英里处的一个郊区。塔拉斯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两居室出租房。他走到阳台上，与我分享安静的住宅街道的景色。他说：“这里非常好。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地区，对吗？”

他把手机指向一条长长的、铺好的车道，“这么多停车位。”

在我们的谈话中，塔拉斯表达了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和他的女朋友现在可以使用他们的银行账户，但他们的储蓄很少。他的目标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力资源或汽车方面的。他说：“明天我们将去联合国办公室，也许会有结果的。”

空中突然响轰鸣声，一架飞机飞过塔拉斯新家。他抬起头，然后发出短暂而紧张的笑声。他说：“小区旁边就有一个机场，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就好像……等着一次爆炸。”

两天前，格但斯克市官员将这个城市的一个主要广场改名为英雄马里乌波尔。塔拉斯说：“我们将回到我们的城市，但只有当它再次成为乌克兰的时候。”

在他和他的女友目睹了所有的死亡和破坏之后，他们渴望为世界带来新的生命。他说：“我们的孩子将有乌克兰名字，他们将成为乌克兰公民。”

他相信，战后欧盟和美国将帮助他重建城市。

有时，塔拉斯谈到马里乌波尔时，不是把它作为世界上的一个真实地方，一个被俄罗斯临时占领的地方。而是作为一个记忆或梦想，一个存在于遥远过去的幻影城市。

塔拉斯说：“我真的想回到那里，但马里乌波尔不存在了，我心无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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