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害怕与矛盾：中国年轻抗议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组图）

“我觉得这些事情他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参加了周六晚间抗议活动的上海记者米兰达说。“就是你不再去做一些什么的话，人是真的会要爆炸的。”

在过去几天里，我采访了十多名参加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广州和武汉抗议的年轻人，听他们发泄在政府“新冠清零”措施下积压的愤怒和沮丧。

两名接受采访的人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在中国政府鼓励多生育的时候，这是中国年轻人抗议的一种新方式。至少有四名抗议者说，他们正在打算移民。其中一人在去年政府对电子游戏行业进行整顿期间被一家电子游戏公司解雇后拒绝再找工作。

他们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要让政府知道，他们对不断地做核酸、关在家里，或受防疫措施限制远离家人和朋友的感受。他们想向其他抗议者展示团结。

他们属于“习近平的孩子”一代，也就是那些在微博、Facebook和Twitter上捍卫中国的民族主义“小粉红”。抗议者代表了一小部分20多岁到30岁出头的中国人。他们站出来反对政府，颠覆了人们对他们这代人的看法。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人说，这些抗议者让他们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更有希望了。

江雪曾是一名调查记者，她在Twitter上写道，抗议者的勇敢让她感动得流泪。“近三、四年没有在中国生活的人，可能难以想象，那些走上街头，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人，要克服多大的恐惧，”她写道。“太了不起了。爱你们！”

他们是第一次参加抗议，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北京的一名抗议者说，她非常紧张，第二天仍感到身心俱疲。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们花了一天时间让自己镇定下来后，才能接受采访。至少有三个人在采访中哭了。

他们对自己经历感到自豪、害怕又矛盾。虽然他们对自己喊出的口号应该在政治上多么明确持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说，他们发现喊口号是一种宣泄。

当了八年记者的米兰达说，当她和人群一起高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时，她止不住哭了。“那是我做媒体工作以来感觉最自由的一刻吧，”她说，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为了安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都要求只用他们的名或姓、或英文名。就在几天前，当他们和其他人一起示威时，他们曾有过一种相对安全的感觉，但没人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实名置评。

他们回忆自己喊出的口号各种各样，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普遍不满。“结束封控！”“言论自由！”“我要电影！”

不少人对上海上周六的抗议活动变得带有政治色彩感到惊讶。

对于有更多的人周日返回抗议地点，要求释放几个小时前被拘留的抗议者，他们同样感到惊讶——如果不是更惊讶的话。

我采访的所有六名上海抗议者都以为，他们上周六晚去参加的是一个守夜活动，是为了悼念上周四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火灾中死亡的10名遇难者。活动开始时，气氛是轻松的。

据正在上海进行间隔年的大学生塞雷娜说，当有人第一次喊出口号时，人群中很多人笑了。“每个人都知道碰到了红线，”她说。

在北京，20多岁的吴姓营销人员呼吁和她一起抗议的同伴不要喊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口号，因为那样肯定会导致镇压。相反，她喊了要求政府依法治国的口号，也喊了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上海抗议者的口号。

成都的一名抗议者和与成都相距近2000公里的广州的一名抗议者说，当其他示威者认为他们喊的口号太过政治时，他们受到了阻止，其他人叫他们把诉求保持在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要求上。

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周末是他们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成都一名叫小丽（音）的抗议者说，她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她说，被警察驱散后，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警察时，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很明显，许多抗议者把极不受欢迎的“新冠清零”政策归咎于习近平。上海一名姓张的年轻上班族说，习近平在上个月的二十大上获得了打破常规的第三个任期，标志着中国进步的终结。“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放弃幻想，”他说。

他提到今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位老先生的遭遇时哭了。“老先生说了一句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张先生说。他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很感激政府为他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帮助。“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他补充道。

年轻的抗议者们对他们的行动会有什么影响的看法最矛盾。他们觉得，只要习近平和中共掌权，他们就无力改变体制。他们相信许多公众支持他们，因为固执地执行新冠清零政策违反了他们眼里中国社会的基本常态。他们担心公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会在政府放松政策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