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住房空置率降至最低点，租金却涨至最高点的背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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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莱特（Emily Wright）对如今讽刺的生活状况已经习以为常。

今年早些时候，有两个孩子的她被迫搬离她租的房子，这让她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数月间，她在澳大利亚最紧张的一个租房市场寻找新房。

经过详尽的搜索，莱特女士最后找到了一套新房子，但价格远超她的预算。

因此，现在除了依靠配给食品生活外，这位39岁的大学研究人员还有了一份副业：清洁Airbnb (注：人们通过Airbub预定网站短期租赁的民宿)。

“到处都是[Airbnb]，”她说。

“我有时会笑说：我这份打扫Airbnbs的工作是我们社区住房问题的一部分，但我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维持生计，我的租金是收入的60%。

“而[这份工作]是我的生存策略。”

Airbnb民宿的影响

澳大利亚全国的租房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将其称为一场“全国危机”（national crisis）。

住房空置率已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价格则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与2021年相比，今年澳大利亚每座城市的房租都更贵了。

专家们常常指出，通过Airbnb和Stayz等电子平台进行的短租日益普遍是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之一。

但是，这些短期租赁对住房供应的影响是否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大呢？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得的独家数据显示，与新冠疫情前相比，短期租赁（short-term rentals, STR）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

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国有25.1万处登记在册的短租住房，低于2019年12月澳大利亚边境关闭前三个月的高峰期，那时候的短租房数量略低于40万处。

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城市地理学家托马斯·西格勒（Thomas Sigler）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从所有度假租赁网站收集了活跃房源信息。

他说，从数据来看，短期租赁占全国总体住房存量的2%左右，在新冠疫情边界关闭后，房东们——尤其是澳大利亚首府城市的房东——迟迟没有重新回到这一领域。

他表示，问题在首府城市之外。

“在特定的度假区，例如拜伦湾（Byron Bay）、黄金海岸（Gold Coast）或阳光海岸（Sunshine Coast），这个比例会高很多很多，最高可达15%，”他说。

“拜伦湾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它[短租房屋比例]比这个还要更高，在这些地区，短租确实对供应有重大影响。

由于短租房取代长租房的问题，拜伦湾当地议会试图将短租出租时间限制在90天。

但是，这项旨在抑制潜在投资者和房东的举动上月被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 简称“新州”）政府叫停了。

新州政府表示，他们已经设有一个180天的上限，这有助于“减少对房东的经济激励”，并平衡度假房屋的“积极经济影响”和“支持当地住房市场”的需要。

在昆士兰州，帕拉夏（Palaszczuk）领导的政府正审查Airbnb式租赁的影响。澳大利亚各地的其他议会和州政府也在朝着加强监管的方向发展。

Airbnb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区负责人苏珊·威尔顿（Susan Wheeldon）表示，住房负担能力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复杂问题”。

她说，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了一项建议，其中包括引入全州注册计划和行为准则。该公司也表示支持征收“旅游税”（tourism levy）。

但她表示，对普通人来说，短期租房也提供了一种抵御生活成本上升和抵押贷款偿还额增长的方式。

“面对当前的经济环境，我们看到许多人依靠短租来维持生计，这并不奇怪，”她说。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城市化和住房专家妮可·古伦（Nicole Gurran）表示，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短租屋的绝对数量可能有所下降，但国际游客的回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数量的最终提升。

古伦教授说，由于澳大利亚持续面临租赁危机，对该行业的监管“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从租赁市场上拿走供应的任何做法，都会加剧人们在市场上租赁时面临的压力，”古伦教授说。

短租房的影响是澳大利亚广泛住房负担能力问题的一部分，但专家们说，还有更大的问题牵涉其中。

上个月，联邦政府宣布住房负担能力是2023年的“立法优先事项”，同时宣布成立一支独立的“国家住房供应和负担能力委员会”（National Housing Supply and Affordability Council）以及一项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Australia Future Fund）来解决这个问题。

住房部长（Minister for Housing）朱莉·柯林斯（Julie Collins）没有具体谈及短租房问题，但她告诉ABC，该委员会将就提高住房供应和购买能力的方法，向政府提供“独立建议”。

古伦教授说，政府提出的倡议将在“一定程度上 ”产生帮助，但强调供应和关注“更公平”的住房制度也至关重要。

她说，这样做需要通过政府提供的更多社会住房和私营部门——比如养老基金（superannuation funds）——以折扣价提供的稳定租约。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人在发展房产投资组合，而非股票，[而且]当然，我们也以退税的形式支持了这种做法，例如负扣税。”

“你可以指责我们的许多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流的是鳄鱼的眼泪。

“但从宏观经济意义上讲，住房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承认它的重要性，但让大家过渡到一个更公平的住房系统是政策上的挑战。”

在黄金海岸，赖特女士只希望政府“做点儿什么”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让像他这样的家庭能够有一处负担得起的居所。

“在黄金海岸，有的人挣得不少，却睡在汽车里或在外面搭帐篷，”她说。

“这些都还不够，到了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找到个住的地方而挣扎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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