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告诉你，如果抑郁了，你就说出来（组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忧郁不是病，乃是文化人的一种气质。

在过去，生产力低下，很多人食不果腹，首要考虑的是“揾食”，见面问候就是“吃了吗？”“一饱”就能做到“无思想”，忧郁算个毛线？心理不高兴，伤感，这还叫病？你吃饱了撑的吧？这叫小资产阶级思想，咱老百姓不惯他。你要为此寻死觅活？你有病啊？

古代文人还有意寻找忧郁，那叫风度，那叫灵感。南师大校园有块大草坪，春天里，芳草如茵，落英缤纷，四周有大屋顶建筑环绕，美奂美仑，是南师大的脸面，文革中竟然没有铲了草坪种玉米，可见这个“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中有不少学者型领导，“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据载，这是出自清代三朝帝师翁同龢的一副对联。）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傍晚时分，大草坪有不少读书人横躺斜倚，都是未来艺术家和准新锐诗人。如果看到一个斜背着画夹，穿着破牛仔裤，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画画的，八九不离十，那是美术系的；如果你看到一位青年，头发几个月不剪，拿着个本子，眼神忧郁而迷离，嘴里不断地“啊！啊！”那是中文系的，吃不饱，但想做诗，那种忧郁神态，当年可是迷妹神器。

我国古代文人自带忧郁风，大多以诗词曲赋的形式表达出来。

屈原是忧郁达人，他的忧郁来自不得志，以及对楚国君臣绝对不上镜的悲愤，也有对生命短暂的伤感、在巫风弥漫的山水间，他穿着奇装异服来表现无人理解的独立，最终以凄美的投江完成了忧郁美的祭祀仪式。

老杜是真忧郁，最终还铸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

中国古典文人，个个是忧郁型诗人，怼天怼地怼花鸟，遍世界都是“闲情”包裹着的忧郁：“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让我们跳过李煜和宋徽宗，跳过苏辛，跳过姜张，也跳过“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李清照，再跳过龚自珍和谭嗣同，直接选出第三位忧郁派代表，那就是林妹妹林黛玉，一曲《葬花词》，感动过无数文化女青年。

落花，从繁华到破灭，唤醒了林黛玉前世带来的忧郁意识。叹落花，既是对生命消逝的惋惜，也是对生命以一种优美的姿势告别世界的欣赏。黛玉对死有一种近视乎痴迷的虐恋，死亡是她揣摩了无数遍的结局，在凄艳夺目的高潮，一个美丽的生命嘎然而止，就像花之凋落，叶之飘零，从此，她永远停留在如花的岁月，她在她的爱人和读者心里定格成了永恒。这就是深度抑郁症，不是诗，而是病。

不仅是林黛玉，不少文人都因为深度抑郁，走了同一条不归之路。忧郁诗人没有天年，只有弥漫着忧郁的诗集。

西方文学中也有“忧郁王子”这一款，还特有贵族范儿。凯·杰米森（Kay R. Jamison）本身是躁郁症患者，也是心理学家，她写的《Touched with Fire》旁征博引，分析了古往今来欧美许多重要的艺术家的创作成就与忧郁性格的关系。〔1〕

比如，西方文学的重要形象哈姆雷特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对生活总是提不起劲来，还不断冒出“自杀”的念头。

在欧洲古典文化时期，除了忧郁诗人，也有忧郁型贵妇人，典型表现是轻轻地揉着太阳穴，幽幽地说：“该死的偏头疼，又来了。”可惜，那时候还没有“虎牌风油精”，否则，哪怕在佛罗伦萨的小巷里摆个路边小摊，也一定大卖。

忧郁就是贵族品质的保证，如果没有忧郁的气质，那就不属于贵族，而是暴发户。巴尔扎克鄙视暴发户，带着深深的同情描写过忧郁的没落贵族。直到当代，还有伊丽莎白女皇那样的贵族班头，演绎了最后贵族的风范，虽然他的后代大都已坠入红尘和摇滚，但伊丽莎白女皇要坚守最后的贵族风气—那眉间的忧郁，以此隐隐表达对不孝儿孙和动荡世界的担忧。

轻度忧郁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深度忧郁就是一种病症。古人早就知道这是一种病。《管子·内业》：“忧郁生疾，疾困乃死。”宋代苏舜钦《答杜公书》：“徒卷缩忧郁，成疾病于胸中。”但一般文人，写诗的时候，百般描写自己的忧郁，回到现实，却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这不仅是讳疾忌医的问题，也是个面子问题，文人往往把抑郁症当作一种见不得人的毛病，当作“暗疾”。

现代医学把忧郁症列为心理疾病的一种，而且是日常精神类疾病的大宗，心理治疗成了流行到“发热”的门诊。为了与一般诗意的忧郁区分开来，心理科的“忧郁”改为“抑郁症”。文化人也开始承认自己的心理需要自己关怀。

现代治疗忧郁症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说出来。治疗抑郁，主要靠自己，你得拿得起，才放得下，说得出，才治得好。把“病症”说出来，解开心结，或以催眠的方式帮助患者打开潜意识，回忆内心深处的隐秘，暴露伤口，才可能获得痊愈。

中国文化名人司马迁，无师自通地悟得了这种治疗法，他通过《报任安书》暴露了自己的病灶，以及忧郁症发展的过程，并告诉世界，深度抑郁的我才是真实的我。现在我就说出来，解开心结，不再寻死觅活，你们怎么看我都行，爱咋咋地。

司马迁患有深度抑郁症，或者说应激性心理疾病，起因是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羞辱，他受了宫刑。为什么会受宫刑呢？说来话不短。

公元前9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汉武帝集结军队，准备征讨匈奴，任命其爱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挂帅，并让李陵统率辎重部队，担任李广利的后军。李陵年轻气盛，不甘于只当后备队，他想单独领军，冲锋陷阵，分散敌方兵力，配合李广利。

起初，李陵的战况顺利，捷报频传。李陵率领的5000步兵虽被匈奴三万骑兵包围，但李陵勇武过人，带领手下士兵击杀匈奴无数。后来，匈奴单于调集八万骑兵前来围攻，“黑云压城城欲摧”，一时间，李陵陷入了匈奴主力的围困之中，而援军却迟迟未到，眼见粮草补给也已穷尽，李陵只好边战边撤，最终，5000步兵只有400人逃回，李陵本人没有逃脱，被匈奴俘获。可能是匈奴使诈，到处说李陵投降了，让他无路可退。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朝中，满朝哗然，龙颜大怒，众人跟风，争先恐后地表态，唾骂李陵叛国行径。司马迁出于为君分忧的心思，想宽慰汉武帝，为此提出一个新见解。司马迁推理李陵是诈降，相当于做了一回特洛伊的木马，或者说，像一把钢刀，插在了游牧帝国主义的胸膛。但这一次，他想错了，替李陵辩护，就是贬低中军主帅李广利、也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这还得了？叔可忍，姐夫不可忍。为此，司马迁被打下大狱。

后来，朝廷进一步实行了株连政策，李陵的家人惨遭刑罚，这样就完全断了李陵回归的路子和心思，而司马迁还曾经举荐过李陵，汉武帝收拾不了李陵，还收拾不了你司马迁？

司马迁被判处“诬罔罪”，这种罪罚，除了死刑，可以花钱免死，或者接受宫刑，罪“减一等”。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怀有家族荣耀的知识分子，腐刑是最耻辱的处罚，稍有骨气的人，如果没钱赎罪，应当选择一死了之。司马迁却接受了腐刑，“苟且偷生”，也因此陷入严重的应激性抑郁症。

司马迁不能死，他知道，他有比一死了之以洗刷耻辱更重要的工作。他要继承家族传统和重任，撰写开天辟地第一本纪传体史书。

突然降临的奇耻大辱给司马迁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障碍，他多此萌生自杀的念头，这严重干扰了他的伟大工作。司马迁决心把抑郁说出来，以摆脱时时纠缠在心头的负罪和自责，克服自杀倾向。这个“说出来”的举动成就了他的另一篇名作：《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向朋友，向全世界展示了心理伤口，袒露了心理疾病。我需要更仔细地证明我提出的这种新解读，毕竟这是文学中的名篇，是中学语文课文。

司马迁写这篇文章的表面理由是这样：任安曾经请司马迁在朝中给与推荐和揄扬：“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出《报任安书》，下引不注）但司马迁混得并不得意，后来又惨遭宫刑，已经算不上士大夫，更没有在朝堂说话的份了。因为长期没有回复，心中老大不安，在任安临刑前写了这封信，告诉他自己的困境和局限，以解释为什么没能给与任安帮助。

其实，给一个临刑的朋友解释为什么过去迟迟没能推荐他，这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有点小题大做。如果这篇文章说的是，我司马迁正在竭尽全力，施以影响，希望朝廷能法外开恩，刀下留人，即使没有做到，也可以安慰任安于万一了。任安现在可能根本不想当官和升迁的事了，甚至后悔当年出仕为官，活着多好呀！

我认为，司马迁写这封信，更多的是为了自我解脱，自我救赎。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任安的，也是写给天下理解和不理解的读者看的，这还是一个发给自己的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就是强迫自己说出病灶，告诉天下人自己遭受了“不好说，可不好意思说”（典出五代冯道故事）的腐刑，还因此患有深度抑郁症，他快要憋死了。虽然没有现代心理学医师给与辅导，他却无师自通地悟得了救治自己心理疾病的办法，就是说出来！

没有说出来的时候，想捂住天下人的眼睛嘴巴，但一旦说出来，你们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我不在乎了，我唯一存活在天地间的理由是完成伟大的使命，开凿个人和家族、乃至民族的里程碑。

在这封书信中，司马迁对抑郁症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描述。早期还是轻度忧郁：“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这还是“独郁悒”的阶段。

开头总是不想与人说这件事：“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其实就是鸵鸟心态，藏着掖着，自己不想说，不能说，没有勇气揭开伤口，只能以“其它人都是俗人”、无法交流来安慰自己，藏得更深。

但不和俗人交流，不等于伤口和抑郁不存在，其实，独自对待，会越想越伤心，抑郁症会加重，并纠缠其间无法自拔。有一段时间，司马迁独自一人不断痛苦地咀嚼这个奇耻大辱：“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在抑郁症常见的自虐模式中，贬低自己是最典型的特征。司马迁自己排列了各种受辱的模式，本希望把自己的档次拉高一点，但越想越沮丧，自己竟然落得最下层：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一段话排列了各种侮辱的烈度表，把自己排在最下等，极度自卑。）

最为清楚的是后面一段，写出了深度忧郁症的典型症状：“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大致翻译是：想起因言获罪这件事，肠子都悔青了，坐在家里总是寻寻觅觅，丢三落四，走出家门，竟然想不起来要往哪里去，好像有“脑雾”，每每想到自己处境，一股冷汗就从后背冒出来。

这就是深度抑郁症，是临近崩溃的典型症状。落到如此地步，总想着为什么还不一死了之呢？

可以想见，有无数个夜晚，司马迁在庭院，在室内绕圈子，要给自己、给先人一个“苟活”的理由，也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一句话，国家和人民还需要我。

这篇文章后面还大量排列自己对人生价值种种考量，也就是不断给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并且要求自己放下忧郁，集中精力写作。可以说，如果这封信真的是写给临刑前的任安，实在是离题万里了，不仅起不到安慰的作用，反而会刺激任安。

后面还有大段文字介绍《史记》写作的模式和开创性功劳，洋洋洒洒，“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写自己可以预见的伟大成就乃至辉煌业绩，这就更加不适合给一个临死前的犯人来阅读了。

任安有没有读到这篇文章，很难判定，但大多数朝士读到了，后来的许多文人读到了，而且感动了，理解了，因此流传千古。

在过去，有深度抑郁症的人，大多不愿意说出来，司马迁一定辗转反侧了千百回，说，还是不说，最终决定还是告诉世界，我有抑郁，今天我就放下负担，说出来，司马迁是第一个愿意说出自己有深度抑郁和自杀倾向的历史名人。

“说出来”这种治疗方式好像是现代心理治疗法，纯西方引进，其实，中国文化中有类似的治疗法，这就是“说病”，而且在汉代比较流行。如枚乘的《七发》等，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探究病因， “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通过反复语言引导，谆谆善诱的心理疏导，太子终于霍然而愈。

枚乘的“说病”采取了文学化的方式，就是以各种铺陈的场景来试探病灶所在，最后达到“出一身汗”，“豁然而愈”的心理治疗效果，虽然有文学化，喜剧化，程式化的特点，但也不妨说是人类探讨心理治疗的一种模式。

原始的“说病”治疗法起源很早，属于“祝由科”，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轩辕黄帝写下了第一部心理治疗医学著作——《皇帝祝由科》。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

佛教传入中国，东西方结合，有了更多通过“说病”治病的方式，如存思，念想，辅之以以音乐式的念诵，达成心理平和的目的。关于古代医学中“说病”这一条治疗路线，内容很多，无法再次铺陈，需要另作梳理。

当代社会，人类精神的抗击打能力已不如古人，精神感受趋于纤细，并形成了广谱性抑郁，为此，心理治疗与康复是全社会复苏的重要过程，而治疗抑郁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只有敢于承认，不怕它，才能战胜它。

假如你抑郁了，没有什么难为情，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告诉你：

你抑郁了吗？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