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关于新冠实验室泄漏说，我们的关注点全错了（图）

如果能的话，想象一下你是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几个月。想象一下，那时你被告知，一种新型病毒将在中国出现，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感染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导致的死亡被某些人估计为逾2000万，并在这个过程中搅乱了人类的大部分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想象一下，你后来被告知，一些专家认为，新病毒的出现让他们对某类科学研究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比如病毒学家们在野外采集罕见病毒，将其带回位于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对其中一些进行小改造，以帮助预防或更好地应对未来大流行病。

想象一下，你被告知的这一切不是以党派政治或民族主义的词汇表述给你的。想象一下，唐纳德·特朗普不是总统，也没有人使用“生物武器”一词。然后想象一下，有人对你提出一个问题：实验室事故导致大流行病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会证明就这类研究的安全性展开广泛和公开的讨论是正当的？

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实验室泄漏理论必须得到完整可靠的证明，没有丝毫疑问之后，才应该进行这种明确的讨论呢？还是你会说，只要泄露理论的可能性比不可能要大，符合法律上的“优势证据”标准，就需要对实验室的安全方案，以及对让病原体变得更危险的所谓“功能获得”研究是否明智进行全球估算呢？

美国能源部一个内部小组最近采用的就是“优势证据”标准，据《华尔街日报》周日的报道，这个小组修正了自己的评估，现已“得出结论”——尽管是以“低置信度”——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始于实验室泄漏。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以“中等置信度”得出了类似结论。

其他四个政府机构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已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或“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受正式委托对大流行起源进行评估的另外两家机构得出了不确定的结论。

没有一篇对能源部结论的后续报道提供了任何支持该结论的新证据，让新闻读起来不像是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或披露了真相，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沉冤得雪并可以反咬一口，倒更像是在许多其他数据点外增添的一个额外数据。不管实验室泄露论在你的社交媒体圈子被贬还是受捧，它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共识，它反而只是明显提醒人们，已知事实很复杂，不同党派的人将不同的叙事强加于人，以试图把同一个不确定的情况表述清楚。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接受CNN采访时被问及能源部的结论时，除了耸耸肩，基本上无可奉告，他只是承诺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进行溯源调查，但同时承认，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的意见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分歧。

这让我们在一个如此神秘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奇怪的认识论困境：三年过去了，可信赖的证据似乎尚未出现，无论是以何种方式，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阻碍溯源调查。这意味着，所有思考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与其相关的实验室安全问题的人，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不明确和概率的出发点进行操作。

但是，假设你在2019年就被告知，这将是2023年的认识水平的话，你难道不会觉得，没有对当时进行的有潜在危险的病毒研究是否明智开展广泛公开的讨论这一点非常奇怪吗？你不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这么多耗时、耗力的党派争论，而没有对实验室事故引发大流行病可能性的政策影响的公开辩论非常奇怪吗？你不会觉得，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小组一个月前发布的、目前正在白宫审核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组改革是悄悄汇集起来的，除了那些已经参与实验室安全辩论的人外，几乎没有得到公众关注这件事非常奇怪吗？

主流讨论的界限已暗示，在讨论实验室泄漏假说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应该先解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但这已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操作的标准，不仅是因为溯源调查的核心工作几乎没有取得多少确定性进展。一个世纪以来的最致命大流行病是怎么开始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大问题。但是，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下一个大流行病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大问题，考虑到对包括安东尼·福奇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那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有人问我，实验室事故导致疫情暴发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能证明有理由对实验室安全进行大声和公开讨论的话，我会选择比100%的证明低得多的可能性。实际上，我甚至会选择比“优势证据”低得多的可能性，低至 5%，也许1%或更低。坦诚的答案是，我不敢保证这种可能性需要高于零，考虑到2020年初，许多后来成为实验室泄漏理论最坚定批评者的科学家们曾在私下里承认，新冠病毒溯源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实验室泄漏是SARS-CoV-2几个月前在武汉出现的一个完全合理、甚至最有可能的解释。

自从BuzzFeed通过一起FOIA诉讼案获得了世界上许多最知名的病毒学家在2020年1月的最后一天和2020年2月早些时候交换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并在2021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将它们公开出来后，这些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核心。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将新病毒描述为“与演化理论的预期不一致”。时任惠康基金会主任、即将出任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的杰里米·法拉尔在另一封邮件中总结了另外几名科学家的看法，包括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迈克尔·法赞，法赞对“意外释放”的判断是“70%可能、30%不可能”，或者“60%可能、40%不可能”。法拉尔本人的判断是“50%可能、50%不可能”。

其他科学家在电子邮件链中提出了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不同看法，然后有人安排了2月1日的电话会议。不到一周后，这些科学家们开始准备一篇文章，将其以“来信”形式发表在2020年3月出版的《自然医学》杂志上，许多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在信上签了名，但帮助安排了会议的福奇没有签名。那封公开信成了该研究领域当权派的共识声明：新冠病毒自然演化来的可能性是压倒性的；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实验室构造或有目的地操纵的病毒，”信的作者们语气明确地写道。）

法拉尔还与他人共同起草了发表在2020年2月的《柳叶刀》杂志上的声明，暗示那些提出不同观点的人是在从事阴谋论，只会加剧外界对中国科学家的偏见。（这里暂且不提盛行的“人畜共患”叙事也依赖于某些种族主义老调，将注意力集中在武汉“鲜活市场”的不卫生环境上，也暂且不提武汉实验室进行的“功能获得”研究与美国资助的研究伙伴关系有关。）

在一些支持实验室泄漏论的人看来，这么多知名专家在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后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一起发表宣称自然起源论的声明，这个事实是“人畜共患阴谋论”的证据，是他们压制SARS-CoV-2实验室起源可能性讨论的协同努力。而许多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把会议描述为一次坦率的观点交流，之后形成的“共识”是科学思考和辩论的真诚结果：进一步的考虑和讨论，以及对病毒基因组的更好了解，解决了他们对病毒特征的许多最初的问题，让他们把集体判断从“可能”改为“不大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

但是，认为我们应该对实验室安全和功能获得研究有更多的讨论，并不需要你从那些电子邮件中看到阴谋，或认为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发表共识是心存不良，或那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争论的人是在帮助掩盖事实。有许多充分理由让人怀疑实验室泄露假说时，你不需要相信新冠病毒大流行源自实验室。你只需要相信那些科学家说过的话：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日子里，他们对SARS-CoV-2基因组以及对新冠病毒研究所研究项目的性质的了解不少于世界上任何人，他们曾相信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光是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可怕。毕竟，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导致了逾2000万人死亡。

共和党议员们已在本届国会上开始了对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在听证会上重新上演了我们已在参议院看到的激烈调查的预演。调查恰好是在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交的实验室安全建议静静地待在总统办公桌上时进行的，这是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辩论非但没有引发对实验室安全的讨论，反而将这种讨论排除在外的又一最新例证。

虽然有关实验室安全的讨论一直在继续，但往往是未引起注意或幕后进行的那种。领导讨论的是伦敦国王学院的菲莉帕·伦佐斯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全球生物实验室项目的格雷戈里·科布伦茨，伦佐斯把这种讨论描述为“看不见的工作”。例如，核威胁倡议组织的安吉拉·凯恩等人已提出了一个将对新的大流行的起源自动启动调查的“联合评估机制”。现已蒙羞的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曾短暂地让实验室安全成为美国国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的问题，但甚至在那时，这个问题也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多少关注。也许最异乎寻常的是，就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据最近的可靠民意调查，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看来已相信新冠病毒确实是从实验室出现的。

然而，政府对这类试验正在哪里进行甚至没有保持一个真正全面的数据库，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严格监督了。目前的做法反而是，按照粗估风险类别和资金来源对研究设施实行不同的安全标准。在我对伦佐斯和科布伦茨的采访中，科布伦茨把目前的系统描述为“完全不理智的规则拼凑”，让人们对哪些实验室在什么人的监督下、以何种水平的安全和预防措施做什么工作，存在“大范围的不确定性”。全球范围的管理和监督结构就更是个拼凑之物。从进行这些实验之处的数量来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风险也许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这是即将在下月发布的一份新的全球生物实验室报告的主要发现，新报告是建立在2021年首次发布的全球最高安全级别（所谓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数据库基础上的。伦佐斯说，当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两人对记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的问题应接不暇：“那到底有多少个实验室？我能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名单？当然，没有这个名单。没有这些实验室的国际官方名单。没有国际监督机构。”他们只能让记者去看维基百科，他们那时就认为这“很可悲”。

当他们2021年5月首次编制这个数据库时，全世界有59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正在运行或在建。据下个月公布的更新数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球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数量将增加到69个，增加的数量主要来自计划建新实验室的宣布。进入21世纪前，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实验室只有十几个；自2010年以来，这种实验室的数量已增加了一倍多。

正如科布伦茨和伦佐斯指出的，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这种实验室都特别令人担忧，有更多在建的实验室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实验室中的许多规模很小，它们建在医院或大学，进行相对常规的诊断工作。他们说，实验室规模和安全级别也不一定意味着风险：处理埃博拉病毒血液检测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并不一定让人担忧，也能在生物安全三级和二级实验室进行有潜在危险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对象是相对无害的病原体，它们的传播力或致死率在实验室里得到显著提高的话。

考虑到获得有关病毒的新知识的价值，科布伦茨和伦佐斯谨慎地把自己描述为不反对科学，而是支持研究，甚至支持一些有潜在风险的研究，前提是有适当的监督机制，对风险和受益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计算。“但这些实验室存在非常明显的风险，而且我们正在全球建设越来越多的这种实验室，而且是在新地方，这些地方的监管水平没有历史上设立这类实验室的地方那么好，”伦佐斯说。“人们做的大流行病研究越多，发生事故的潜在风险确实就越大，”科布伦茨补充说。

我们可以怎样限制这种潜在风险？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对所有这类研究进行登记注册，在仔细评估风险和受益的基础上予以监督批准。理想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同一模式的全球管理系统；正如凯恩所呼吁的那样，自动对新出现的疫情启动调查，并期待接受调查的实验室进行国际合作；对有时被称为“生物安全三级+”的“中间”级别实验室有更明确的指导方针；为实地研究制定新安全标准，科布伦茨说，这个领域目前“几乎完全没有监管”；以及建立研究实践的新文化，伦佐斯建议，它强调实验室里的安全和透明，而不是冒险。

科布伦茨和伦佐斯正在参与其他几项仍在讨论中的实验室安全倡议，包括由《原子科学家公报》召集的“病原体计划”，以考虑对未来的病毒学研究进行监督、设立可能的新“红线”。但他们的新报告也包括给目前状况打出的成绩单。

就生物安全而言，科布伦茨说，“我们处于最好状态，”尽管他警告说这只是相对而言，“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处于好得不能再好的状态。”就确保生物安全而言，他说，有更多“好坏兼半”的情况。但在对有潜在危险研究的监督上，“几乎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他说。“一两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许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监管。这些国家对有制造大流行病潜力的病原体研究、或功能获得研究没有任何检查或监督机制。所以如果发生大流行，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推动这一切需要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是从哪儿来的吗？推动至少在国家层面建立安全标准和监督制度，进而努力建立一些国际上的共享框架，需要溯源结论吗？对某些前沿病毒学研究存在真正的风险、进行这类研究的决定应考虑到这些风险达成共识，需要溯源结论吗？

我当然希望不需要，因为我们在新冠病毒溯源上的进展如此之缓慢，以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会很快出现。反而是新闻周期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炒作新报道和新评论，几乎没有对溯源问题的实质性推进，而是引发新一轮的相互指责。我们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永远陷入这种不定状态，把我们自己的成见和偏见应用到一个似乎两边都站不住脚的故事上去。

实际上，总的来说，虽然相信实验室泄露理论的人经常用阴谋论的说法来描述科学界的反应，但自从疫情暴发第一年以来，相当多的更新“证据”一直是有自己议程的美国政府官员分析或泄露出来的。几乎肯定值得记住的是，能源部的新结论出来时，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举两个最近的例子：美国战斗机击落了至少一个中国侦察气球，这种气球已飘越我们的领空多年；中国现在似乎正在认真考虑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

如果真的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答案，新冠病毒的起源当然会对地缘政治有重大影响，因为世界大国之一可能对百年一遇的全球苦难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但即使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实验室泄漏假说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叙事的巨大潜力，倾向于与北京发生更多冲突的人也更有可能将大流行的起源归咎于中国。不过在政治领域，那些最相信实验室起源说的人不是愿意接受全球治理结构的人，尽管一个全球治理结构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国外研究事故。而那些致力于捍卫科学原则的人，很可能将监管呼吁视为党派斗争在兜售恐惧，从而把更高风险的工作带入世界。

但我认为，关于实验室泄漏和实验室安全讨论的奇怪状态不能只用简单的党派之争来解释，尽管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两党对垒的战线很早就已明确划出。至少在刚开始时，美国人真的很害怕，一些人高度依赖专家指导，另一些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一些人把《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报道描述为简单地“照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表述。不管是什么目的，2020年3月发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当年2月发在《柳叶刀》杂志上带有“阴谋论”一词的评论中使用的权威语言，似乎已经压制了辩论。

事实证明也很难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它在本质上具有让讨论双方眼花缭乱的技术性：研究资助申请、基因组序列、安全方案和监督委员会。研究人员和专家们很快采取了防守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让公众从一开始就明显感觉到，这是个几乎无法解决的僵局。最近，虽然有些研究人员已接受了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但也有一些人已对监管和监督进行抵制。

虽然讨论这类病毒学研究的风险问题已经足够难，但讨论这些研究可能带来的好处可能也有危险。尖端功能获得研究的支持者经常提到更深入了解病毒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已在《病毒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对病毒学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呼吁理性对话”的评论中和其他地方提出。（“一群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大的个体利用这些担忧，把关于进行病毒相关研究提出的合理安全问题，与SARS-CoV-2起源的不确定性混为一谈，”评论的作者写道。“结果是加剧了公众的困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引发了对病毒学缺乏了解的谴责。”）

但是，具体研究项目带来的潜在好处并不总是那么清楚，让研究的固有风险可以接受。实际上，正如科布伦茨指出的那样，公众担忧的浪潮最终导致奥巴马政府暂停了功能获得研究，公众对让禽流感病毒H5N1能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的实验提出了质疑，实验的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好的准备，一旦H5N1最终在自然界的哺乳动物之间传播。但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被证明对预计在近期出现的禽流感有帮助，因为H5N1似乎遵循了一个不同的演化路径。

即使有党派偏见和对讨论的限制，我也不认为复杂性能解释我们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看到的所有怪事。虽然美国半数以上的人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始于实验室泄漏，但即使对相信这个说法的人来说，真正思考这种可能性似乎也让人相当不舒服，想想过去几年里这么多的死亡和破坏可能是人为事故，确实是鲁莽和狂妄自大的后果。或者，想想如果不出台意义重大的新监督措施，这种事故可能会再次发生。或者，想想这样的大规模死亡和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坏在我们眼前发生，而我们还未能最终确定这是怎么开始的，它就消失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思考过这些可能性的话，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后看，甚至是象征性地思考，好像这些实际问题只是个纯粹的抽象问题，更多地反应了文化战的冲突，而不是实际的困境。对于实验室泄漏起源即使非常微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反应只是说，“让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未来不发生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更好吗？或者至少在监督和监管方面尽我们的所能，让我们在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时能确实搞清楚原因，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才是经历了这场大流行病后的真正损失，”伦佐斯说。 “因为这本该是一次机会，让人们能够以政治的、公开的方式关注生物风险，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风险。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因是这本会是实验室泄漏可能导致大流行的一个极佳例子。无论新冠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