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共和党人公布拜登亲属财务记录，逾百万收入或与华信有关（图）

2016年，特朗普参加总统选举时，卡拉.桑兹是特朗普经济顾问团成员之一，帮助特朗普筹集竞选资金。帮特朗普筹集竞选资金的过程中，卡拉.桑兹自掏腰包，给特朗普竞选团队捐了25万美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卡拉.桑兹又给特朗普就职典礼委员会送去10万美元。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按照奥巴马和小布什都遵循的“政治传统”，选派自己的政治献金支持者担任美国驻外大使。就这样，卡拉.桑兹因为2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从一个社交名媛、肥皂剧演员晋升为美国驻丹麦大使。

美国式腐败 第一、合法的行贿 从收益的角度讲，政治献金是最大的行贿，属于战略投资。他将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现货交易模式改成了期货交易的模式。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议员、州长的所谓民主竞选其实是金钱竞选，候选人没有资金支持是玩不转这个游戏的，资本集团的资金捐赠就是政治献金。候选人成功上位后，就需要在政策方面向金主倾斜，倾斜的方式包括通过或否决某个法案、引导式的讲话、大型活动站台、外交层面的商务活动等等，金主从而获得投资收益。到这一步，也只是完成了交易的上半部分，即资本方获利。因为政治献金的用途限制很严格，不能进入个人口袋，所以权力的所有者在这一流程中似乎尚未获利。这些总统、议员、州长们退休之后，摇身一变，就会成为某些机构或企业财团的董事、顾问等，从而获得超高收入，这些钱都可以叫做合法佣金。于是钱权交易完成，却没有任何非法的问题。这就是合法的腐败。比如克林顿卸任后就担任了华尔街、硅谷一些机构的顾问，小布什也担任了某公司的董事，每个头衔的年薪都是动辄数百万美元；奥巴马卸任后出了个自传，居然买了6000万美元。 最简单的行贿方式，是邀请演讲。比如说你想要贿赂一个官员，你不能直接塞钱，于是你就请他来你们公司演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就合法地给那个官员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这些都是属于官员的个人合法收入。比如在2013年到2014年，希拉里在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分别做了一场演讲，每次演讲的出场费都高达22.5万美元，一共讲话三个小时，67.5万美元就进账了。共和党的妮基黑利在离职后每场演讲出场费也是超过20万美元。 向慈善基金会捐款是另外一种行贿方式。比如克林顿、特朗普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利益集团想要贿赂克林顿、特朗普的话，就给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捐款。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实质上都是克林顿、特朗普控制的私人小金库。他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用于慈善，剩下的就可以用于他们的日常花费，美其名曰“行政费用”。比如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直接就是克林顿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从基金会拿着巨额工资。这样子，利益集团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贿，甚至行贿过程本身，都被美化成“捐款”、“慈善”。 第二、合法的以权谋私 合理的东西非法化，这是美国腐败最隐秘的方式。联邦政府以保护人民、保护环境、保护文化等为名，立法对各行各业设立极度严苛的规章制度，消除市场竞争，使得相关垄断利益集团可以永续、合法地获取几百倍的暴利。美国的医疗。美国的医疗产业，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现在美国的GDP里面，大约有18%都是花在医疗上面，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而美国的医疗水平，却是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美国的预期寿命等各项指标，和黎巴嫩、古巴、土耳其之类的发展中国家差不多。原因就是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严苛的立法，人为地制造稀缺和垄断，让医疗系统能够获取暴利。 非法的东西合法化。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就是把本来在任何社会都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事情合法化，让利益集团能够获取暴利。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毒品合法化。大麻这种致幻性比较小的毒品只是小意思，吸大麻在美国已经和吸烟一样普遍。而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毒品问题，其实是鸦片类毒品。现在美国吸鸦片类毒品的人超过一千万！也就是大约3%的美国人都在吸鸦片。与之相对比，清末全中国吸鸦片的人，实际上只有300万到400万左右。现在美国吸鸦片的人，是清末中国的三倍。绝大部分美国人吸食的鸦片类毒品的来源，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正规出售的“止痛药”。美国的药厂，以“止痛药”的名义，把鸦片类药物合法出售。美国很多医生，都随意开鸦片类止痛药，给他们下毒。于是，很多人在遵医嘱吃完止痛药之后，便鸦片上瘾。无奈之下，只能回去看医生要求更多的止痛药，医生和药厂便因此赚的盆满钵满，而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结果便是造成了美国每年超过7万人因为吸毒过量死亡。 还有一个典型实例就是美国枪击案。我们知道2022年上半年枪击案已造成2万多人死亡。公民持枪在许多国家都是非法的，但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事实上美国要求禁枪或控枪的也大有人在，但事实上做不到的，在立法和司法判决背后起作用的是利益集团。比如美国步枪协会，它一直是美国大选最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和捐款人之一。 第三、高官们的“旋转门” 美国的旋转门政治，早已使得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一个笑柄。今天是大公司的负责人，明天就是政府的负责人。今天是政府的负责人，明天又是大公司的负责人。还有更离谱的，同一时间既是政府高官，又是商界人士。这样的行为如果放在中国，肯定是违法的，老百姓肯定是民怨沸腾。但是在美国这却是合法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已经是美国政治最鲜明的特征，政界商界人人乐此不疲。 小布什、老布什都是总统，布什家族的产业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等等。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任期内，卖掉了洛克希德、波音与其它国防承包商的股票，但是却依旧持有吉里德公司股票。该公司拥有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疫苗达菲的专利权。他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在他任期内，一些机构和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禽流感、猪流感的恐慌情绪，该公司因此大赚一笔。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罗伯特.鲁宾曾在高盛工作36年，后来又担任花旗银行副总裁；布什政府的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担任高盛副总裁；小布什政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史蒂芬·弗里德曼曾担任高盛董事长；小布什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腾曾担任高盛执行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曾担任高盛原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还有众所周知的特朗普更是在总统和地产商之间无缝转换。 还有众多的议员、州长等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政府界和商届其实非常普遍，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顺畅的流水线。在如此明显的合法腐败行为下，即使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深信美国价值观、为美国霸权尽心尽力的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感叹：“华盛顿已沦为世界上最腐败的首都”。 第四、精英们的“游说门” 游说是美国政治的常态，并已成为一种制度性痼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群体得以合法结成利益集团，花重金雇佣说客游说议员和官员，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游说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名注册说客，但到20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5700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超过2000家。这些政治掮客成为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 往来于“旋转门”中的人则是游说力量中的特别一支。在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坛，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轮流任职，“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东家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老东家利益。 比如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离职后为房利美提供咨询服务。原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 利文斯通创办利文斯通集团游说公司，公司网站首页打出广告：“公司创办人罗伯特 利文斯通，院外游说业中独一无二，曾担任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翰·波德斯塔创办了著名公关公司波德斯塔集团，这家公司的广告语便是：“白宫的许多人能告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则帮助你改变结果。”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这些进出“游说门”的“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 以上略列了四种美国式的腐败，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也可以看出美式腐败的隐蔽，让部分国人以为合法的就不是腐败，关键是看合的那个“法”是谁立的？那些立法的议员们本身或其背后不就是那些利益集团吗？这就是他的欺骗性。

这种“政治献金”正常吧？

不意外

哇 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