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15年来记录！澳洲将迎来65万名移民，但移民竟被痛批有害澳洲发展（组图）

在时隔三年后，移民们终于重回澳洲怀抱，财政部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仅有30万名移民飞抵澳洲。

而随着澳洲重开国境，移民数急速回升。

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移民数量将破历史记录，政府预计在本财年和下一财年里，澳洲将迎来65万名新移民，

Jim Chalmers称本财年海外净移民数有望破35万人，远超去年10月预算案中所估测的数字，创自2008年来移民人数最高记录。

如果延续之前的趋势，这些移民中或将有超四分之一的人来自中国和印度。

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澳洲现有永久移民来源国分布显示，在印度出生的人占永久移民的15%，每5名技术移民中就有1人来自印度。

而中国是永久移民第二大来源国，同时中国移民也是各国移民中拿到家庭签证数最多的，

不过，尽管来自中国的永久移民数高居第二，但仅有36 %的移民拿到澳洲国籍，在各国移民中排第十位。

澳洲已经许久未出现增幅如此巨大的人口增长，上一次澳洲迎来大规模移民潮还要追溯到2008和2009年前总理陆克文执政时期，

当时有57.7万人成为澳洲新居民，这对为抢员工挤破头的雇主们来说或许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大量移民涌入或将大大缓解劳力缺口，并填补零售、医保、酒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的职位空白，

财政部秘书长Steven Kennedy上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临时移民回归让他们大喜过望：

“国际留学生、技术移民和打工度假者将构成移民主力军。”

而他们将拉动澳洲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不过政府消息人士称移民数激增恐不会维持太久：

2024年后，移民数将回落至疫情爆发前的年均23万人。

那么这些移民将流向哪里呢?

SQM 研究所经理Louis Christopher透露“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是大多数移民来澳洲后的首选目的地”。

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有超一半的移民都选择定居悉尼和墨尔本，在2000年至2021年，有29.3%的移民搬往悉尼，有26.6%的移民飞抵墨尔本，珀斯接纳了12.1%的移民，还有5.8%的移民选择在昆州开始新生活。

尽管很多行业在盼望移民的到来，但澳洲现在竟然也有了一种论调，就是移民有害澳洲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移民有害？

其实，澳洲一直以来对于移民都有很高的依赖，疫情的爆发更是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

过去几年间，由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移民向澳洲的流动被冻结。

这让澳洲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力短缺危机，以及一系列问题。

而随着国境的大开，目前澳洲颇有重新回归 “大移民时代” 的趋势。

不过对于移民问题，近日澳洲发布的一份深度调查报告却给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的结论：

移民的涌入正在伤害澳洲的发展！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

澳洲过去十年移民数量的变化可能是澳洲生产效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并且这一情况正在威胁着澳洲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

这项由一家名为e61的经济智库主导进行的研究使用了全澳所有公司和员工的数据，

以了解哪些企业雇用了移民工作者，以及它们在生产力表现方面的排名如何。

报告总结说：

移民工作者更有可能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工作，

而在某些行业内，他们也更有可能在生产率较低的公司工作。

并且，在截至2020年的过去10年里，这种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在移民工作者向生产率较低的就业转变的同时，移民人数，尤其是学生，则大幅增加。

报告指出：

从2011年到2020年，澳洲的移工作者数量增加了约66万。

这一增长在所有签证类别中都是广泛的，其中最大的单一贡献来自持有学生签证的工作者数量的增加。

该报告的合著者、e61研究主任Dan Andrews（不是维州州长Daniel Andrews）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

数据显示，澳洲从移民项目中获得的经济回报正在减少。

移民一开始对生产力是有好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好处的程度已经下降。

2010年代的移民潮是生产率增长下降的一个因素。

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率本来就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移民的涌入而出现了扩张。

移民更有可能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类型行业工作，比如酒店招待、或是行政支持部门，而这些都是些生产效率低的行业。

由于移民增加最多的是在这些行业，因此这也将拖累澳洲总体的生产效率。

但即使是在同行业内，移民也更有可能在生产率最低的公司工作。

2011年，约40%的移民在这些公司工作，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非移民，

到2020年，这一比例又上升了4个百分点。

e61的研究将移民工作者分为四个主要签证类别:永久和临时技术工人、学生和打工度假者。

调查结果显示：

那些原本主要目的不是工作的两种签证类别，即学生和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绝大多数受雇于生产率最低的公司，而且这种趋势在过去十年中急剧增加。

2020年，48%的学生就职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高于2011年的45%。

而在持有打工度假签证的人中，2020年有65%的人在这些低生产率的公司工作，高于2011年的58%。”

当被问及这是否反映了一种商业模式，即一些生产率较低的公司依赖相对廉价、可能更容易被剥削的移民劳动力来维持运营时，

Andrews表示：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进行更多研究的领域。

在行业内部，企业生产率和工资之间有很强的联系，那些生产率低的公司支付的工资往往也是行业中最低的。

因此，如果大量劳动力涌入那些生产率最低、薪酬最低的公司，

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本该被自然淘汰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公司，就能够生存下来。

这会放慢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而经济结构调整是支撑生产率更高的公司增长前景所必需的。

Andrews对此的一个建议是：

澳洲需要对学生签证的使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更仔细地考虑一下，所有持学生签证的人，是否真的是出于合法的教育原因来到这里。

高端人才不愿意来澳洲了？

另一方面，当那些持非技术移民签证的临时移民工作者正受雇于生产率最低的工作时，

那些真正具备高级技能的移民工作者，对于澳洲经济和财富的贡献，也同样在不断减少。

Andrews表示：

如果可以有大量的高技术移民进入那些最具生产力的企业，会给澳洲带来很大的好处，

因为可以释放增长的限制，打破瓶颈，帮助我们那些最好的企业实现扩张。

不过，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现实中却在变得越来越少。

对于背后的原因，Andrews认为：

“官僚主义” 是阻碍澳洲获得高技术的移民的主要原因。

安德鲁斯表示，

有证据表明，过去10年澳洲技术移民效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与监管导致的障碍有关，

这些障碍使得澳洲相对不那么容易进入，对那些拥有广泛目的地选择的海外技术人才来说，澳洲也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

他举例称：

很多人都有感觉，从2010年代开始，澳洲在吸引高技能移民方面的竞争力下降了，

比如职业名单，就显得越发的过时，因为这些职业名单事实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另外，一个在现实中更加真实存在的情况是：

许多具备高级技能的移民，即使在到达澳洲后，依然可能会因为自身或外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导致无法将自己的技能发挥在那些可以将生产力最大化的地方。

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常常只能做一些 “屈才” 的工作。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Andrews自然不会没有注意到。

他表示：

现在澳洲许多最具有生产力的移民往往只能在生产力位于中间档次的行业或企业工作，

而那些非技术性移民则越来越集中在生产力分布的底部，

这对于澳洲的生产力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双重打击。

最后，这位经济学家也疾呼：

考虑到这对澳洲生产率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显著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该立即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而对于此，澳洲联邦移民部长Clare O'Neil也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承认了这些问题，并表示政府确实打算解决这些问题。

她表示：

澳洲的移民体系支离破碎，缺乏战略，复杂、昂贵、缓慢。

它没有为企业服务，没有为移民服务，也没有为国家服务。

因此， 她也承诺：

复杂的行政系统使澳洲对大多数高技能潜在移民来说成为了 “没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今天全世界都在为高价值的移民而战，他们来到澳洲时面临官僚主义的拖延，而到其他地方时则受到红地毯般的待遇。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的政府也不打算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