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遭“斩首“袭击，日文化底层问题清算时机到来？（组图）

当地时间15日中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县一处渔港视察后的演讲会场遭遇爆炸。事发时岸田还没有开始演讲，他已避难，没有受伤。日本警方现场逮捕一名男子，嫌疑人木村隆二为兵库县24岁男子，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这件事，让人们回忆起去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讲时遭到枪击，被紧急送医后不治身亡。

4月15日，岸田文雄在街头发表演讲，支持千叶县浦安市千叶5号选区众议院补选候选人。图源视觉中国

事发后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一片疲软，但岸田政府不把重心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反而谋求扩张军力，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同时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名义，打算从2024年起将消费税提至14%，再征收一笔1万亿日元的“社会保险”。加税、加军费必然加剧日本民众负担，导致一些本就对社会不满的群体做出过激行为。

岸田首相遭袭，反映了日本社会什么深层次问题？日本岸田政府面临怎样的困境？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带着这些疑问，潮新闻对话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

沈逸参加2020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在乌镇留影

潮新闻：针对政治家的刺杀在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据统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死于刺杀的首相、前首相等政府首脑已有9位之多，甚至李鸿章和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曾在日本遇刺。这次，距离安倍遇刺身亡仅仅9个月，日本再次发生针对（前）首相的袭击事件。这类事件一再出现，背后反映了什么？

沈逸：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出现疑似对（前）首相的攻击事件，意味着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一种比较激进、集中和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直观的认知来讲，这与日本战后塑造的民主、开明、先进的欧洲国家式的形象，存在明显的反差。

而从更长时间段来观察，这种对领导人的刺杀现象，让人联想起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独有的一类“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复现，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它背后的动力机制。

这种现象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种张力，或许意味着某种比较深层的、存在于日本文化底层的东西，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算和解决，它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掩藏和覆盖起来了。

现在日本政府本身用常规政策去解决日本国内危机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那么这些被隐藏的东西，就得以在新时期重新浮现出来，这同时也用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证明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坚持日本对战争历史责任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等要求，其实对日本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2022年10月22日，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在澳大利亚珀斯参观必和必拓工厂。图源视觉中国

潮新闻：岸田在2021年10月上任之初就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但随后对华态度趋于强硬，2022年初岸田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针对中国的防卫合作协议，今年3月甚至拒绝接见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岸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相对于安倍和菅义伟政府有什么新的变化？

沈逸：整体上来看，从安倍到菅义伟再到岸田，他们的政策具有某种一致性。冷战结束以后，某种程度上日本政府认定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追随美国，成为美国的某种工具，尤其是伴随着美国的相对衰退，通过强化对于美国的追随可以让美国对日本产生更大的需求，从而让日本拿这种需求向美方去讨价还价，交换美方在战略上对日本控制的放松。同时，借助美国的声望和圈层资源，降低日本获得大国地位的成本。

相比之前的安倍和菅义伟，岸田可能面临一个更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政策上有很多象征性的需求。

在实体层面，无论是疫情、经济增长，还是美日关系中日本地位的改善，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实质性地位的提升，在这些方面，岸田其实并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解决办法，无法满足日本民众的实际诉求。那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只能在情感方面去用某种夸张的方式进行表达、甚至是表演，进而实现情绪化的转移和释放。所以岸田选择通过对中国表现出这种强硬姿态，以期待通过满足国内民众心理诉求的方式，来转移国内对岸田政府施政的不满。

3月27日，岸田在日本防卫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图源视觉中国

潮新闻：今年3月27日，岸田在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今日乌克兰可能明日东亚，日本要做好准备了”。他经常鼓吹“中国威胁论”，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他任内，在美国的介入下还实现了所谓“韩日和解”。从他个人的背景以及所处的环境看，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强化日美同盟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沈逸：在日本政府的认知里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日本因为它的实力和预期的地位之间，并不匹配，再加上一些复杂的因素，如因为它在二战结束后身上带有战败国的徽记，以及没有办法明说，但客观上长期存在的对于中国发展的心理忌惮等，所以日本特别要表现出“我是亚洲国家中最像欧洲国家的优等生”。所以他要紧密追随西方进行这样一种表达，似乎有了这种表达之后日本就能继续成为一个像欧美一样的发达国家，他这种话语里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政治上的站队，这符合日本文化当中某些心理特质，也就是通过言说来克服力量上的弱小。

日本领导人对于日美安全同盟的强化、对美国的追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种从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预期获得的机会，让美国实质性地承认日本是一个正常国家，从而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对中国的叫嚣是一种渲染性和工具性的策略，该策略服从和服务于日本追求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等等功能性的目标。

2022年9月29日，日本东京，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活动发表讲话。图源视觉中国

潮新闻：近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巴西总统卢拉相继访华，甚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都准备来华。这些对于日本有什么影响？日本外相林芳正于4月1日至2日访华，这是时隔3年多来日本外相首次访华，证明岸田政府出现了什么新苗头？

沈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离不了、也已无法超越的存在。自从2010年GDP被中国反超后，日本在客观的经济体量上已经被中国远远地甩开，这对日本人在情感和心理上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从某种维度来说，日本仍然没有摆脱从甲午战争以来120年间形成的自我认知非常优越的习惯性心理。这对于日本的精英来说，这当然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事实上他们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某种认知失调的状态，要调整这种状态是比较有挑战性和难度，不过从长时段来看，最终日本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完成这种调整，也将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结果。

从务实角度看，日本经济天然是和中国更多地绑定在一起的，所谓追随美国和“与中国脱钩”等等，并不能超越这个经济上的约束，日本对此也非常清晰。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终它还是会面对现实，尽量回到中国这一侧，承认日本要跟中国做一个好朋友、好邻居。

潮新闻：目前中日关系有哪些积极因素？中日韩深度合作的前景如何？

沈逸：第一，中日韩深度合作，取决于日本、韩国对于实力对比的体认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后回归常态的速率。第二，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在中日韩的深度合作里，日韩的受益在中长期是呈现上升态势的，他们的获益比中国可能会更多，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日韩的行为模式调整可能就会越早出现。

只要中国保持自身实力的成长势头，中日韩合作对中国来说，更多地会变成一种自然的外溢，这个时候，再配合中国一贯的基于善意的睦邻友好的政策，应该会获得更积极的效果。如果日韩政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经历一段时间心态的调整和校正后，他们应该开始以更强的动力去追求三国的深度合作。

4月15日，在日本和歌山县和歌山市杂贺崎渔港，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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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遭遇刺杀的日本首相

原敬

1921年11月4日，有“平民首相”之称的原敬在东京车站内被右翼铁道工人中冈艮一刺杀身亡。现任首相死于暗杀，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冈不满原敬贪腐且只顾及政党与派阀利益。随后中冈被判无期徒刑，但经过几次减刑，13年后出狱。

滨口幸雄

1930年11月14日，有“狮子首相”之称的滨口幸雄在东京车站准备乘车时遭人开枪击中腹部，凶手为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他不满滨口批准《华盛顿海军条约》削减海军军备。滨口虽遇刺幸存，却始终没彻底复原，后于1931年8月26日逝世。

犬养毅

1932年5月15日傍晚，11名身穿海军军服的军官冲进东京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震惊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高涨，犬养毅内阁试图通过和平交涉，解决中日之间在东北的经济利益问题。刺杀犬养毅是少壮派军官意图推翻民选政府、改由军方主政之举。

岸信介

1960年7月14日，安倍晋三的外公、首相岸信介在官邸举行自民党新总裁池田勇人的就任招待活动时，被65岁右翼分子荒牧退助持刀刺中左腿，顿时血流如注。遇刺后岸信介被紧急送医，并无性命之忧。荒牧当场被抓，被审讯时声称：“我这么做是为了敦促他反省。”岸信介为与美国修订美日安保条约，引发日本革新派与保守派的安保斗争，成为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