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新军团日，谈谈为澳大利亚二战的原住民士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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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一名威拉德朱里人的灵魂在不安中徘徊。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死去，在一场他本不应该参加的战争中丧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原住民男子被禁止入伍。但征兵人员有时会对此视而不见，种族问题并不得到注意。

伊万·格兰特（Ivan Grant）和其他大约1,000名原住民一样，都报名参军。

许多人，像我的曾伯伯伊万一样，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皮肤黝黑的澳新军团的军人，是听从召唤的勇士，为一个从未承认他们完整公民身份的国家而战。

伊万·格兰特是古拉温（Gurrawin）的孙子，黄玛（Wongamar）的女儿，他们是看到白人到来的威拉德朱里人，他们看到战争和入侵爆发在自己的土地上。

19世纪20年代，在所谓的定居者对我的威拉德朱里祖先进行的巴瑟斯特战争（the Bathurst  war）中，戒严令被颁布了，这是一场被称为灭绝性的战争。

这场战争被报道在悉尼的各大报纸上，就像我们报道我们那个时代的战争会报道当时的拿破仑战争一样。

然而，很少有澳大利亚人知道我们的战争。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了解我们称之为的“边疆战争”。直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到遍布我们国家的大屠杀遗址。

我们的勇士故事

我们仍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英雄。澳大利亚人可能熟悉杰罗尼莫领袖（Geronimo）或坐牛领袖（Sitting Bull），但他们知道韦德拉带恩（Windradyne）吗？他是策划我们抵抗行动的威拉德朱里部落领导人。他完善了游击战，将英国人压制了三年，直到他的人民几乎被消灭殆尽。

他带领幸存者徒步穿越蓝山，与布里斯班总督坐下来，为战斗画上句号。

据报道，他戴的帽子的帽檐上写着“和平”二字。

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上，你不会找到韦德拉带恩的名字。但我们记得他。我是在我们的布玛德哈尼（Bumaldhaany）故事中长大的，他们是我们的战士。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曾伯伯伊万在外国战争中战斗并牺牲。这是他从小被养育要做的事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伊万的弟弟塞西尔（Cecil）也就是我的祖父报名参军。他被运往中东，是著名的托布鲁克战鼠（即托布鲁克围城战中的战士）的一员。

我的祖母很不高兴。她问我的祖父： 这个国家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为什么要为之而战？

他说，因为这是他的国家。

在军队中，他找到了他在军队之外从未找到的平等。但他又回到了他所离开的那个种族隔离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他可以去上战场搏杀，但却不可以与他的战友们在酒吧里喝一杯。

他拒绝向澳新军团日致敬。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虚伪的日子。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即1960年代末，他参加了[澳新军团日的]游行。游行结束后，他戴着那些奖章想进入酒馆，结果一名警察在门口挡住了他。

我父亲曾自豪地告诉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群老兵在我祖父身边围成一圈，把他护送了进去。如果他不可以喝酒，那么他们也不会喝酒。

战争总是打两次

这是我在澳新军团日记得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瞥见了我们仍在伸出手努力企及的那个澳大利亚。

我记得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我记得韦德拉带恩和巴瑟斯特战争中的牺牲者。

我向我的堂弟伊万致敬，他是以我们在法国丧生的大伯父命名的。小伊万曾在伊拉克服役。

原住民在本土和海外的战争中都为这片土地做出了牺牲。我知道我的祖父不是为澳大利亚而战，他是为一个澳大利亚的理念而战。一个仍属于未来但也许终将到来的澳大利亚。

我曾作为记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报道过战争。我讲述了就像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一样的人的故事。那些是在战争中被锻造的人。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好像看到我部落的人民回望着我。

原住民是我们土地上战争的幸存者。这镌刻在我们的灵魂中。

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说，战争总是打两次：第一次在战场上，然后在记忆中。

我出生在战争的记忆中。通过创伤来体验历史就是要居住在过去。在呼吸间将其吐纳于身。

这不是关于日期和数字。这是流经我们血管的血液。这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过去。正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所说，这是一场我们正试图从中醒来的恶梦。

我们如何与灾难共存？这是一直在我脑中盘桓的问题，也是我报道过的战场上所面对的问题。

当枪声沉寂下来时，我们如何让它们的回声消失？

挣扎着宽恕

克罗地亚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他曾被问及能否拥抱塞特尼克（Cetnik），即塞族民族主义战士。他说，不能，并补充说： 但我必须这样做。

我们如何宽恕？宽恕不是给予的。它要靠挣来。沃尔夫说，它是正确地记住。不是用复仇，而是用爱。挣扎着宽恕就是挣扎着获得人类的真理。

我问米罗斯拉夫·沃尔夫： 一个乌克兰人可以拥抱普京吗？他说，现在还不行。

还为时过早。也许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普京是否会挣来这一拥抱呢？

乌克兰牧师费约德·瑞奇奈茨（Fyodor Raychynets）最近与沃尔夫交谈时说，他对上帝感到愤怒。

他的妻儿都死了。他找不到宽恕。他仍在寻找正义。他说，他读圣经是为了寻找抵抗邪恶的力量。

澳新军团日要求我们停下来思考战争，思考那些从未结束的战争。澳新军团日是一个悲叹的日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悲叹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过早地寻求治愈、寻求和解。

悲叹让我们得以沉浸在哀伤中。在失去中生活。悲叹是对沉默不言的上帝的祈祷。悲叹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悲叹是没有明天承诺的今天。

但它并不黯淡。它是未看见的希望。悲叹中蕴含着恩典。

澳新军团日的颂歌是一种悲叹。永志不忘。我没有忘记。我铭记在心。

我悲叹我的家人的牺牲，从巴瑟斯特战争到法国再到托布鲁克和伊拉克。我悲叹我们的国家仍然无法企及那个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

我悲叹一位伯伯——一位威拉德朱里部落的战士——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丧生。愿他安息，愿我们的国家有一天能获得他与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为之战斗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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