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珠峰遇难的中国人：“最忙登山季”的危险与死亡（组图）

作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极限登山项目，珠穆朗玛峰从来都不缺乏雄心勃勃的挑战者。尤其是在疫情结束后，今年珠峰南坡登山季迎来了创历史新高的报名人数，同时，17人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历年最高，其中一名遇难者来自中国。我们试图找出那些在地平线上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和细微差异，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它们可能会演变成意料之外的危险，将登山者吞没。

文｜吴丽玮

最繁忙的登山季

52岁的陈学斌是在4月26日从加德满都坐直升机飞到珠峰大本营的。

那时他的队友们已经完成了从卢卡拉到珠峰大本营的徒步拉练，这条名为EBC（Everest Base Camp）的线路海拔逐级上升，通常被认为是攀登珠峰的第一步，八天的徒步有助于他们逐渐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感。陈学斌因为工作原因没有赶上这次重要的拉练，但他一到珠峰大本营，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能力很强，身体素质非常好。”同一支队伍的登山者潘正胜向本刊回忆见到陈学斌的第一印象，“人也很耿直，笑嘻嘻的，向别人请教问题时很谦虚。”潘正胜比52岁的陈学斌整整小10岁，他在七年前就曾经挑战过一次珠峰，当时因为天气原因，在8400米的高度上放弃了继续攀登。这样的经验和身体素质让他轻松地完成了EBC，高海拔适应得很好，但晚到一步，并且空降大本营的陈学斌，还是让他刮目相看，“他来了之后，所有的拉练都走在最前面，精气神很足，我们都认为他的状态是队里最优秀的”。

按照珠峰攀登的惯例，登山者到达大本营后，需要继续向上进行分段拉练。已故的新西兰著名登山领队罗布·霍尔认为这是最有效的高山适应方法，每次向上攀登600米的高度，两三次之后，当真正进入空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后，人的身体能更快地调整呼吸速度，改变血液的pH值，增加输氧的红细胞数量，适应缺氧的环境。陈学斌与队友们汇合后，整支队伍一起在昆布冰川和罗布切峰进行了拉练。结束后，队员们可以选择留在大本营，或是回到海拔较低的南池、卢卡拉或加德满都调整几天，在调整期间恢复和储备体能。

陈学斌选择留在了大本营，他的贵州同乡杜思凯也在那里。陈学斌和杜思凯是经樊黔介绍认识的。樊黔以探洞为职业，在户外探险领域颇有些声名。他告诉本刊，三个人都是贵州人，也都有在今年登珠峰的想法，最初打算以“贵州队”的名义一起攀登，但后来杜思凯选择了另一家登山公司，由于每家登山公司的攀登计划时间不一样，所以“贵州队”的计划落空了。

杜思凯选择的是自己参加过多次登山活动的十四座探险俱乐部，因为“比较认可领队张伟的理念，慢慢地变成了朋友、兄弟这样的感情”。而樊黔选择了另一家鼎丰探险公司。樊黔告诉本刊，对他而言，选择哪家公司并不重要，他只是希望公司能帮他办好登山手续，至于费用，也不方便透露，“我的职业有特殊性”，言外之意，无论他选择哪个队，都对于他的这次攀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很多公司都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加入。陈学斌选择跟樊黔一起参加鼎丰探险队，这多半是出于对樊黔的信任，因为“陈学斌曾经参加过我的探险活动，彼此印象很好。他明确表示过，我报哪个队他就参加哪个队”，樊黔对本刊说。

跟杜思凯在大本营短暂相聚后，陈学斌也下撤到了南池，杜思凯则跟着队伍开始了正式登顶的进程。和其他队伍EBC徒步、大本营拉练、回到低海拔调整，再返回大本营正式启动登山的流程不同，他所在的队伍到达大本营后就没再下来。领队张伟告诉本刊，基于对每个队员身体、精神情况和营地后勤保障的充分了解，他同每个攀登队员都进行沟通，“我陪他们一路徒步到大本营，路上观察、指导他们改善体能分配，到了大本营则根据高海拔适应情况，沟通营地准备饮食，并保证舒适休息，保证每个队员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攀登。”

从珠峰南坡大本营出发，先要经过有“恐怖冰川”之称的昆布冰川，在这里，登山者随时面临着冰崩的危险

从业多年的商业登山领队都很熟悉带领客户登珠峰的每一个线路节点。现在使用的位于尼泊尔的珠峰南坡传统攀登路线，也是人类最早登顶珠峰的一条线路。它从海拔5364米的大本营往上，是随时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冰崩的昆布冰川，脚下的冰裂缝，头顶的冰塔，时刻都有置人于死地的风险。这段危险的路程，大约需要耗费登山者6～8个小时，直至到达位于6035米高度的C1营地。那是一处较为平缓的雪坡，疲惫的登山者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海拔6474米的C2营地比C1规模大很多，不但可以好好地做顿饭，直升机也可以降落在这里，一般登山者都会选择在这里过夜。C3营地海拔7158米，它在洛子壁，是一块搭在斜坡上的凸出地带，营地帐篷外只有很小的平地，登山者在这里只能凑合休息。C4营地是冲顶前的最后一站，海拔为7906米，虽然也很简易，但通常登山者会在这里好好吃一顿，并抓紧休息几个小时，为冲刺积蓄体力。C4之上，有黄带、阳台、南峰等几个登顶珠峰前的著名地标，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狭窄而陡峭的岩石断面“希拉里台阶”，它因1953年世界上第一个征服珠峰的登山者——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而命名。越过这里，通常就意味着离登顶成功不远了。

一些队伍选择压缩来回拉练的过程，是为了尽量节省时间。每年珠峰登顶的窗口期仅在五月中下旬。在春末夏初的季节，印度洋暖湿气流将与珠峰顶的冷空气交汇，在风季和雨季之间的过渡期，形成了一个风力微弱平和的黄金登山季。这个时机一般会持续7～10天，今年由于“厄尔尼诺”卷土重来，登顶的窗口期来得比往年晚，窗口期持续的时间也会比往年短。这非常考验各领队对天气的预判能力，他们密切关注着提前购买的专业户外天气预报，要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提前为队员规划行程。同时，有经验的领队也深知，今年的情况将意味着在一些狭窄的隘口可能出现拥堵，尤其是在“希拉里台阶”，仅可够一人通行，是登顶线路中最容易堵车的地方。由于登山者在高海拔地区行动缓慢，堵车一旦发生，登山者在长时间等待中，可能面临氧气耗尽、体力不支、冻伤和高山病等多重风险。

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利细节，但今年的珠峰登山季仍然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攀登者。“我们在大本营营地靠近昆布冰川的地方换冰爪，夜里两三点出来，可以看到冰川上全是灯光，一簇一簇的，黑压压的全是人。”张伟说，“往年也有人很多的时候，但至少要到C3或者C4才能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出发略晚的鼎丰探险队更密切地关注着登珠峰人数的上涨，“一开始公布的数字是300多人，在我们出发前涨到了467人。”樊黔告诉本刊，从大本营准备出发时，他们每天都会关注珠峰动态，尼泊尔政府发放的登山许可证数量不断在增加，467张，堪称历年最多。其中中国登山者的数量是最多的，达到了96人，紧接着是美国87人，印度40人。在2021年和2022年两个受疫情影响的年份里，中国登山者加起来的数量只有20多人，他们的登山需求在今年得到了释放。

位于尼泊尔的珠峰南坡传统攀登路线，是人类最早登顶珠峰的一条线路

登山者与商业公司

杜思凯是在今年年初决定登珠峰的。他是一位企业主，但业余喜欢户外运动，已经有十几年登山经验，“从心态上、体能上、资金上，都比较成熟了，也把家人的思想工作做通了。”陈学斌是一名退伍军人，拥有一家与军队有业务往来的工厂，同时也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樊黔在跟陈学斌聊天时了解到，“登珠峰是他30岁时候的梦想，迟到了二十几年，终于条件成熟，要去圆梦了”。

跟位于中国西藏的珠峰北坡比起来，珠峰南坡对商业登山者的吸引力更大。在正式启动计划前，杜思凯对珠峰两侧的登山组织能力都有过考察。北坡的商业登山业务由圣山公司一家独营。2020年，杜思凯参加了圣山公司组织的活动，爬了洛堆峰，了解到珠峰北坡比南坡登山贵很多，“北坡的登山申请要求更严格，登珠峰前必须有登卓友峰的经历，报价大概是18万元，再登珠峰，报价又是48万元左右。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在疫情后赚钱都很不容易，能省还是要省一点。”

不同国家对登山资质的审批要求也悬殊。我国要求申请者至少成功登顶过两座独立的7000米以上雪山，或者一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而南侧的尼泊尔政府对申请者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尼泊尔政府有意提高登山者的门槛，要求他们要拥有6500米以上雪山的攀登经历，但并没有兑现，对于大多数非职业登山爱好者来说，爬南坡现在仍然是容易的。而且，杜思凯认为南坡攀登的趣味性更强一些，“穿过昆布冰川的冰裂缝是很有味道的。而且从南池出发，走EBC徒步路线，七八天到大本营也很好玩。再就是冲着夏尔巴来的，听说过很多他们的传奇故事，想去感受一下夏尔巴的魅力。”

卢卡拉到珠峰大本营的EBC徒步线路，海拔逐级上升，通常被认为是攀登珠峰的第一步

“包括登山在内的旅游业是尼泊尔的支柱产业，它的管理模式跟我们是不同的，它认为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曹峻向本刊分析道，尼泊尔政府只需做好线路、环保、登山证等配套管理工作就可以了，其他的则交给市场和登山者自己去解决。尼泊尔境内有40多家经营登珠峰业务的商业公司，其中不少都有多年市场运营经验，服务越来越趋于细化，只要付的钱足够，珠峰大本营的生活质量甚至也可以和城市不相上下。杜思凯队伍里的尼泊尔厨师曾经在云南和四川学厨，“可以在帐篷里点菜，再让直升机把食材运上来。”他报名的登山公司甚至把床架和席梦思床垫搬进了珠峰大本营，“别的队都是垫子铺在地上睡的”。

杜思凯总的花费在30万～40万元，略高于一般市场报价。他觉得自己的团里服务很好，贵一点可以理解。登珠峰商业化的一个普遍理解是，更高的收费能保证珠峰登顶的成功率，弥补攀登珠峰经验和能力储备上的不足。年轻女孩小V告诉本刊，她付了8万美元，购买的服务是两个夏尔巴协作和登山领队包一飞，三个人一起陪她登顶。

小V是一名内地女孩，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算登山界的新人。2019年1月，爱好运动的她参加了四姑娘山的一次攀冰活动，虽然一路高反呕吐，但还是坚持登顶了四姑娘山大峰。她告诉本刊，初次尝试之后，她就疯狂爱上了登山，在当年的4月到了EBC徒步，6月、9月和12月，又分别爬了哈巴雪山、岗什卡和乞力马扎罗山。之后疫情的三年，只有一次机会，攀登了都日峰，索性这一次就把珠峰这个必然会去挑战的目标提前。

小V虽然经验不多，但她从一开始就是跟着包一飞爬山，后者对她的体能和心理都很了解。包一飞告诉本刊，今年4月小V拿到了莫干山百公里越野跑的第四名，充分证明了她的能力，再加上她在四姑娘山高反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登顶，也在心理上表现出了坚决强悍的一面，还自负重攀登过都日峰，“她的训练水平很高，是真正的佼佼者。”而包一飞的全程陪伴，也可能弥补小V在经验方面的欠缺，“你在她身边可以保证任何情况得到及时处理，比如咳嗽了，或是眼睛红了。任何问题的发展都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可以及早做出判断。”

相比之下，陈学斌选择的是一般的登山项目，不可能享受来自领队的一对一贴身服务。他支付了27万～32万元的费用给自己的登山公司。其中包括尼泊尔政府收取的登山注册费1.1万美元，以及加德满都两晚的住宿，加德满都和珠峰大本营之间所有吃住的费用。因为工作耽误了行程，陈学斌是从加德满都直飞大本营的，直升机费用也需要他自己额外支付。

略有些仓促的行程，让他和登山公司的相互了解很有限。陈学斌是追随着樊黔才选择了鼎丰探险，双方本身就不太熟悉，再加上今年年初，领队宋玉江组织的四姑娘山双桥沟集训，陈学斌也有事没能参加，这让他又失去了宝贵的评估身体的机会。陈学斌的朋友西风对他的身体状况始终存在着质疑。西风是职业探险运动员，2009年就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他向本刊回忆，“从陈学斌的身体基础情况来说，登珠峰是适合的。他不恐高，没有糖尿病，一直在骑自行车，体能和心肺功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也有一定经济基础，登过几座雪山，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西风觉得陈学斌还是步子迈得太急了，“去年12月之后，大家陆续都新冠阳性了，康复以后本来体能恢复得就慢。他在自己的工厂里还出了意外，骨折了。我跟他说，爬珠峰，简单的时候真的是很简单，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有没有备用体能、经验够不够丰富、心理素质够不够冷静，这些才决定了你是否能摆脱危险。顺利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这些东西的存在，不顺的时候所有潜在的问题都会被放大。”他甚至觉得很多人对陈学斌在珠峰的状态有美化成分，“人们总是希望留下他美好的那一面。但我从其他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陈学斌到加德满都时，咳嗽得很厉害。”

南池是距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低海拔小镇，是很多登山者的起点，也是珠峰适应性训练中休息调整的地方（视觉中国 供图）

夏尔巴

和其他队友在南池休整完毕后，陈学斌重新回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出发。接下来，每位队员只能跟他们的夏尔巴协作相依为命，共同完成真正的攀登。尼泊尔政府规定，每位珠峰攀登者都需要有一对一的夏尔巴高山向导作为协作。出于成本考虑，没有登顶任务的领队会留在大本营，通过对讲机与前方队员联系。

在商业化登珠峰的发展过程中，夏尔巴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天气之外决定着每年登山季的起始时间。每年，尼泊尔政府会以招投标的形式，授权登山公司从大本营向上，沿着几个营地架设绳索，一直通向峰顶。有了这条绳索，商业登山者才具备向上攀登的条件。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夏尔巴人来承担的，为此，这个高山族群还细分出了新的职业：筑路队和“高山医生”。筑路队负责搭建，“高山医生”则在整个登山季进行道路维护。随着山上天气和冰川的变化，绳索可能发生松动位移，需要不断修补。这些夏尔巴人比陪着客户登顶的协作们收入要低不少，但他们承担的风险却不小，今年已经有3名夏尔巴人在修路时因为冰崩而意外丧生。

绳索线路是珠峰商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尼泊尔当地注册的珠峰登山公司有40多家，修路费平摊到每家公司头上，大约只需要1000美元左右，它一旁的洛子峰高度排名世界第四，但因为不那么热门，每年修路的速度会比珠峰慢很多。有了这条绳索的保障，杜思凯所在的团队在5月8日从大本营出发，5月15日早晨便接连登顶。

杜思凯登顶的同时，樊黔和陈学斌正在行进的途中。两人的状态都不错。为了避免拥堵，他们毫不耽搁时间，一直是队里走得最快的，“在每个营地，我们都在一个帐篷里同吃同住，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樊黔告诉本刊。

5月17日上午10点，樊黔率先到达了C4营地，开始搭帐篷。大约半小时之后，陈学斌也跟上来了，“我跟他说，‘咱们抓紧时间休息，什么都不要做。’”樊黔向本刊回忆道，两人钻进帐篷后简短地交流了彼此的情况，“他跟我说眼睛不舒服，有轻微的雪盲反应，但他觉得问题不大，还给了我一副艾草的敷眼贴，我俩都敷着睡觉的。”

樊黔觉得两人的时机把握得不错。从C4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大约需要12小时，一般都会认为上午是最佳登顶时段。临近中午随着气温升高，峰顶开始出现风暴的风险会加剧。“根据每个攀登者的身体状况以及速度和节奏，冲顶的时间选择会不一样。很多人选择头一天晚上7点到9点出发，是为了防止‘希拉里台阶’大堵车。”樊黔希望能卡在天刚亮的时间冲顶，“从上午8点到11点，一般都会堵车。首先人会很多，而且大家体力消耗很大，走两步停一停，很快就会堵。”

从早上10点直到下午6点，他们在C4有充足的时间睡觉。晚上7点多，樊黔准备出发。他和陈学斌都吃了泡面，虽然没什么营养，但汤汤水水吃着舒服，而且味道比较重，开胃。陈学斌其实也准备好了，但他告诉樊黔，自己要晚一个小时再走，“他说他的夏尔巴还有工作没做完，虽然我们俩的饭都吃完了，但他的夏尔巴可能还要负责营地里的一些其他任务。”樊黔觉得自己的夏尔巴比陈学斌的更负责一些，“我的夏尔巴跟我形影不离，睡觉也睡在一个帐篷里。而陈学斌的夏尔巴从大本营出发到达C4，我是一次都没见过。每次都是陈学斌出帐篷外去找他的夏尔巴，因为他的夏尔巴总是在忙。”

在一支队伍里，至少要按照1∶1的配比进行分配的夏尔巴人，实际上并不能时刻跟随在客户身边。“夏尔巴向导是要身兼数职的。”一位在尼泊尔经营登山业务多年的负责人告诉本刊，夏尔巴首先承担着挑夫的工作，要替客人背帐篷、睡袋和氧气瓶，平均负重在20公斤左右。每到营地，他们还要提前去搭帐篷，照顾登山者的食宿，整体强度相当于冲顶了两次。尼泊尔注册的高山向导总数大概有2000人，但实际上每年在珠峰上活跃的向导只有几百人，“今年攀登人数多，夏尔巴运输任务重，再加上有一些夏尔巴还感染了新冠和甲流，所以整体上人数是不足的。”

在商业登山的发展过程中，夏尔巴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平均负重在 20 公斤左右，每到营地，还要搭帐篷、照顾登山者的食宿，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登山者登顶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樊黔和陈学斌的夏尔巴人选跟他们的期待并不一致。潘正胜记得，陈学斌对夏尔巴的唯一要求就是能讲中文，“队里答应给他的，但后来发现他的夏尔巴虽然有四次登顶经验，但并不会讲中文。”按照往年的惯例，夏尔巴的人选是在客户和代理公司签订合约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在夏尔巴的介绍中包括本人的照片、家庭情况和攀登经历等。但樊黔到了大本营，他的夏尔巴换了人。分配给樊黔的夏尔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登顶过珠峰。”但樊黔不在意。“因为我是做职业探险的，之前已经阿尔卑斯式攀登了十几座技术性雪山。本身也没打算完全依靠夏尔巴，只要按规定把我的氧气和必要的物资运输到位，就已经很满足了。只是尼泊尔政府要求每个登山者都必须配备至少一个夏尔巴。”樊黔的夏尔巴很年轻，刚满20岁，身强体壮，为了弥补自己的经验不足，也显得更尽职一些，“这个孩子非常希望我能够选择他。他已经攀登过两座8000米的雪山，如果他能登上珠峰，对他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夏尔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从大本营正式出发前，陈学斌才见到了自己的夏尔巴，他们用手机翻译软件交流，启程上路后，手机信号中断，表达全靠肢体语言。而杜思凯早在陈学斌坐直升机降落到大本营时，已经在与夏尔巴相处了，两人总共加起来待了十七八天。虽然他们英语都不大行，但还是有充足的时间了解彼此。“他给我看手机里他跟妻子、两个孩子的家庭合影。之前每次辅助客户登顶时，他都用心地记下了名字，拿出来给我看。后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语言不通，一个小小的手势，也能理解你要干嘛。这很重要。”杜思凯说。

氧气与拥堵

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携带氧气攀登珠峰还被最顶级的职业登山家们称为违反体育精神的“欺骗手段”，但在商业攀登领域，使用氧气早已是大家无须讨论的共识，提供一定量的氧气瓶，也是客户与商业公司签订合约中最基本的条款之一。

珠峰峰顶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1/3，通过减压舱里的实验，如果把人从海平面不经过渡直接抬升到珠峰顶，人体会在几分钟内失去知觉并很快死亡。常规的登山者会在C3以上开始吸氧，那时人的脑细胞加速死亡，血液也在逐渐黏稠并凝结，视网膜中的毛细血管开始出血，吸氧有助于缓解这些损害。

小V在领队和两个夏尔巴的三重保险之下，顺利登顶。高端服务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她的氧气供应，在下撤时，她还拥有着4瓶氧气，被其他登山者叫作“氧气富翁”，这意味着她即便将氧气瓶的流量开到最大，非常奢侈地吸氧，也可以足足坚持8～12小时。而一般的登山者与夏尔巴会共同使用6瓶氧气，这些氧气是通过夏尔巴运输队提前运到营地的，每一瓶的成本高达600～700美元。氧气要非常小心地使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麻烦。尤其是控制氧气瓶的流量，要靠夏尔巴来完成。在缺氧的状态下，夏尔巴协作也会出错。西风告诉本刊，2009年跟他一起登珠峰的一个队友，示意协作将他的氧气流量关小，但协作却错误地将氧气开大，导致队友氧气用完，最后放弃了登顶。

杜思凯在成功登顶后就遇到了氧气危机。“我的队友在喊我，我听得很清楚，但我确实站不起来。”下撤过程中，杜思凯突然发现氧气瓶空了，脚麻得一屁股坐了下去，甚至没力气跟相距几十米的夏尔巴沟通更换氧气瓶。与此同时，就像很多人描述过的那样，他的大脑在缺氧时出现了美好的幻觉，“看到了很漂亮的房子，很多美好的场景，很想睡觉，觉得睡着很舒服。”杜思凯说，在快要睡着的时刻，他以为要回家了，“一想到‘回家’两个字，还是对我触动比较大，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把自己的安全锁扣跨过绳索上的两个保护点，顺着绳索滑下去，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了自己的夏尔巴，换上氧气，休息了十几分钟，“又活回来了”，杜思凯回想那个生死一线的时刻，“出问题就是几分钟的事。能平安回来，真的是运气好。”

杜思凯与夏尔巴中间拉开距离是拥堵导致的。杜思凯告诉本刊，当时他的夏尔巴先行一步下到一个平台上等他，想给上上下下的登山者让路，但就是这几十米的距离，意外就差点发生。在珠峰8000米以上，拥堵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消耗掉了时间，时间背后是氧气拥有量的倒计时。5月16日杜思凯下撤到C3和C2营地之间，遇上了正在向上攀登的樊黔和陈学斌。他们拥抱在一起为杜思凯庆祝，杜思凯则提醒二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注意氧气的问题。

5月17日，傍晚7点多，樊黔离开C4营地，开始最后一段通往顶峰的攀登。因为出发比较早，他路上没有遇到太严重的拥堵，登顶时天还没亮。原以为自己会有些豪言壮语，但其实激动程度远不如接近顶峰时，头灯照亮山顶标志性的经幡那一刻。如果不是因为手机在低温状态下瞬间关机，他在山顶逗留的时间会更短。商业登山者们往往都带着赞助，他们需要在登顶时拿出这些广告牌，拍照留念。樊黔在山顶待了大概20分钟，等手机重新开机，拍完照片，便在夏尔巴的催促中下撤了。下撤100米后，远处群山轮廓的天际线才逐渐在微光中显现出来，很快，珠峰尖角形状的金字塔倒影被初升的太阳映在了天空西侧的暗角里。

陈学斌因为夏尔巴工作任务的原因，比樊黔晚了一个多小时出发，他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当樊黔成功登顶下撤后，顺利通过“希拉里台阶”，进而要向上翻过南峰，再一路向下时，在距离南峰峰顶100米的坡道上遇到了正往上走的陈学斌。樊黔回忆，陈学斌站在南峰一个狭窄的坡道上正跟着人流缓步移动，他的夏尔巴正在给他调整氧气面罩。一个有经验的夏尔巴可以帮助客户在行进和堵车等待时分别调整氧气流量大小，如果拥堵到无法移动，可以将流量阀关小至1或者0.5，一瓶800升的氧气也能够保证十几个小时的供氧。夏尔巴在调整面罩时，陈学斌第一次告诉樊黔，他对身体有了不好的感觉，“他说他的左眼得了雪盲症，现在看不到东西了。”樊黔说，“除了眼睛出现了问题，他的状态还是好的，说话时意识非常清醒。”

雪盲是“高山病”的一种，意味着人的视网膜在高海拔雪地强光的刺激下暂时失明，只要下撤到低海拔地方休息几天，视力便可自然恢复。但在梦想即将实现的珠峰接近8800米的地方遭遇雪盲，是该继续冲顶还是下撤？这是一个连职业登山人都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下撤当然是安全的，但那些冒险坚持，最终安全登顶的先例也不少，人们往往唯结果而论。樊黔没有让陈学斌下撤，“他遇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顶上还有多远？’”樊黔对本刊回忆道，陈学斌当时还在坚持，“我跟他说，‘一定要活着回来’，告诉他我会在C4等他，然后就下山了。”

倒下

陈学斌后面的遭遇，是樊黔回到加德满都后联络了所有的目击者，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樊黔走后没过多久，陈学斌就决定放弃冲顶了。上午9点多，当一位女登山者在南峰附近遇到陈学斌时，他头冲下躺在斜坡上，她以为陈学斌已经停止了呼吸。“但那时候陈学斌还活着，在后面几个小时内，陆续还有其他人跟陈学斌有交流。”樊黔告诉本刊，“他们说的时间和地点都连不起来，但这也能够理解，人在8000米以上缺氧的状态时，反应迟钝，记忆也会错乱。”樊黔说，后来这位女登山者听到别人说，当时陈学斌还活着，这让她陷入了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上前伸出援手。登山圈有句话，“8000米上无道德”。樊黔安慰了她，“在这个海拔高度，你是救不了别人的，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没去救人而谴责你。”

而在这些目击者各不相同的陈述中，最核心的争议是陈学斌是否摘掉了眼镜和氧气面罩？他的夏尔巴是不是抛弃了他，因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小V的领队包一飞在冲顶和下撤的途中都遇到了陈学斌。包一飞向本刊回忆，在他们往上爬至海拔8600米左右时，看到陈学斌坐在地上。陈学斌告诉包一飞，他看不到东西了，因此很难移动，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的夏尔巴在哪儿，希望包一飞能帮他找找。“他没有戴眼镜，我看到他的眼珠是灰白色的，一定是盲了。”包一飞帮陈学斌从包里拿出一副干净的备用手套换上，除此之外，他实在无法再做其他的事，毕竟“我更重要的职责是保障自己的团员。在这个高度至少要6个夏尔巴才救援得了。”而大约4小时后，他们冲顶下撤，在8500米左右的高度上又看到了陈学斌，那时他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

登山者在高海拔地区行动缓慢，一旦拥堵，长时间的等待将使他们面临缺氧、冻伤、高山病等多重风险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登山者也在下撤过程中遇到了陈学斌，位置依然是在南峰下面的坡道上。陈学斌横躺在一个稍开阔的平台上，他的夏尔巴协作陪伴在身边。“那个协作跟我的协作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说完我的协作就拿着氧气瓶去救人了，还给陈学斌做了心肺复苏。”这位登山者回忆，陈学斌躺在地上，脸色很黑，他的向导摸了摸陈学斌颈部的动脉，做了一个非常微弱的表示。一位跟陈学斌家属一起处理后事的知情人告诉本刊，这个位置被认为是陈学斌最后遇难的位置，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登山者也是最后一个见到陈学斌的中国人。

这位知情人告诉本刊，在与陈学斌的夏尔巴人进行对话之后，他们知晓了陈学斌更详细的遇难原因。在身体感觉越来越不好后，陈学斌决定放弃登顶，在下撤过程中出现了体力衰竭和高山病的情况，“夏尔巴给他更换了氧气，调了氧气的流量，结果他在过一个绳结时绊倒了，并且在几十米的斜坡上发生滑坠，接着进入昏迷。”

知情人说道，夏尔巴把每个时间点上，陈学斌的位置和情况都说得清楚，家属认为是可信的。“他是在陈学斌呼吸和心脏衰竭，确认死亡之后，才跟大本营沟通后离开的。”家属通过夏尔巴的叙述，认为夏尔巴协作并没有抛弃客人自己逃走，但也确实无力救援。就算陈学斌的身体状况良好，商业公司也按照承诺配备了救援系统，比如在C4有随时待命的夏尔巴救援队，但在西风看来，“只要是8000米以上，所有的救援系统都是苍白的。”上世纪70年代国家登山队攀登南疆的公格尔九别峰，海拔7500多米的地方，有一个队员掉进冰裂缝里了，剩下的七个人一起施救，最后还是没把人救出来。“在那种高度，每个人的体能都很弱，还要面对寒风和缺氧等问题。”要救援因为滑坠昏迷，甚至还有其他身体损伤的登山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登山者认为，8000米以上不但“无道德”，也“无真相”。超出常人能承受的高海拔，会将很多身体和环境的不利细节放大，我们很难确定地知道，到底哪一根隐秘的引线通向死亡。“在高海拔地区出现问题，很可能是一些你意识不到的细节导致的。”宋玉江虽然答应了陈学斌的家属，不向外界再谈起陈学斌，但他希望通过采访让人们重视那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问题。比如眼镜起雾，担心的并不是摘掉手套去擦眼镜，可能让手冻伤，而是不去寻找和解决眼镜起雾的根本原因，才是真正的危险，“也许是你的氧气面罩没有调整到位，密封不好，呼出来的气凝结了。也许是你控制不好体温，出汗太多了。这些才是更关键的。”8000米的高度犹如走入一片虎林，在平时极易被忽视的小事背后，一只老虎正悄无声息地缓步走来，要伺机向你猛扑。

最后见到陈学斌的那位中国登山者，当自己的夏尔巴去救倒地的中国同胞时，他在一旁等待了很长时间，“先是在旁边的平台上，后来实在等不了了，自己先下撤了一段距离。”这位登山者告诉本刊，因为停留时间过长，他的氧气流量无法进行调整，氧气也提前耗尽了。“最后是夏尔巴协作把他的氧气瓶给了我，他自己无氧下撤的。”登山者回忆道，他沉默地走在下撤的路上，想起上山路上见到路边的登山者遗体，当时忙着赶路没有多想，再想起倒下的陈学斌，禁不住哭了起来。“我为自己哭的。以前我觉得自己体能和技术都不错，可实际上发现不是想象中那回事，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