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我用一场骗局，让14岁杀人犯成了监狱最好的人（组图）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名字叫郑易燃，是一位从业16年的调查记者。

我让他整两句介绍一下自己，他嘿嘿一笑，整了句自评：“下过井，查过黑，被狗追过，被刀砍过，但没怂过。”

他怕我对“没怂过”没概念，给我讲了一件小事：2010年，他一个人闯进一个造假制假的技术总部，被罪犯放狗追，开车撞。后来警察和武警来了300人，才扫平这个窝点。

前段时间，我和他都看到了一条热搜，有人在呼吁“谨慎”报考新闻专业。

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危险，而是因为它不好就业。

我想让郑易燃出来给高考学子们讲两句。他没讲，反倒说了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他靠一个骗局，拯救了一个14岁杀人的少年犯。

这也是一个生在新闻黄金时代的记者，快速成长的全过程。

或许更多人看完会明白这个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9年，我在某省级电视台做法制节目。

那是一档跟公安厅和司法厅合办的节目，服刑人员穿着蓝白狱服，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犯罪经历。而我坐在对面，眉头微皱，摆出一副严肃的傻X表情。

我以为自己面对罪犯，早已被磨炼得足够冷静。

直到我遇到了那个少年犯。

那是北方的冬天，他穿着蓝白的单囚衣，套着制式马甲，出现在我面前。他年龄不大，刚满18岁，吊儿郎当地坐在我对面，低着头，抖着腿，肩膀耷拉着，管教说了也不听。

这是个少年犯。他形容杀人啊，那人的脑袋就像萝卜一样，挺软的。

我对他吼出了前26年人生积攒的所有脏话。

我骂得难听，戳了他的痛处。他也怒了，捏紧拳头想朝我冲过来。幸好管教和摄像同事及时跑来拦住我俩，才没有打起来。

没想到这场冲突，却让采访超乎寻常得顺利。

那天，我做出一个后来影响我十多年的决定。那时的我满脑子新闻理想，想要剖析人性，预防犯罪，想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好还能成名。

其实26岁的我，懂个屁的人性啊。

2009年冬天，我在一监狱AB门之间的操场上见到了龙龙。

天气很冷，一般的服刑人员都穿着棉袄，外面套着监狱的制式马甲。只有他，马甲里依旧是单囚服。他斜靠在椅子上，头微微歪着看向我。

“梁某龙，坐直，双手放在大腿上！”监狱管教老何朝他喊道。

龙龙瞥了一眼管教，吊儿郎当地换了个姿势，肩膀耷拉着，继续鼻孔朝天地斜视我。

“挺牛逼呗？行，等着关禁闭吧。”管教老何撂下一句话，起身要去拿戒具。

我赶紧拽住他。

我不想失去这次采访机会。毕竟少年杀人犯太少见了，像他这样14岁犯案，在少管所改造到成年，再转到监狱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当时攒着一股劲，想做出特别厉害的内容，最好能对少年犯罪研究起到推动作用。说不定还能评个奖？

“算了，何哥，问题不大。”我尬笑着拍了拍老何的胳膊。

“我是真不想搭理这茬，得，眼不见心不烦，”管教老何说完，走到了不远处。

我翻看着卷宗，整理了一下思路。

2005年，年满十四周岁的梁某龙和其他三名13到17岁的少年，在网吧通宵上网。

凌晨四点多，四人饿了，打车出去吃早饭。

到达地点后，他们摸遍口袋只凑出了四块五毛钱，出租车司机拦着不让他们下车，双方起了争执。这个司机也是个硬茬，在公路上大喊大叫，试图让过往行人帮忙拦下这几个半大小子。

四人中有一个兜里揣了把刀，厮打过程，一刀扎到了司机的肚子上。

慌乱中，梁某龙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向司机的头。

司机在血泊中爬行十几米，咽了气。

从尸检报告来看，受害人死于失血过多。

致命伤是他肚子上的刀伤。梁某龙砸的那一下加剧了死亡进程，但不是直接致死。

罪名那一栏写着：梁某龙因协同他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因未满十八周岁，送往少管所改造，待成年后转到属地监狱服刑。

“说说吧，为什么杀人？”我扶了一下眼镜，看向眼前这个满脸写着不配合的少年。

他长得很白净，鼻梁高，嘴唇薄，抬头望着天，不肯正面回答问题。

搁半天就吐出了一句刻薄的话：“都四年了，说了无数遍，不想说。”

“杀人是什么感觉？你把石头砸向受害者是什么感觉？”我紧紧盯着他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到一丝裂隙。

“哼，”他冷笑了一下，低头抖着腿，“没什么感觉，人头挺软的，跟萝卜似的。”

“哎，梁某龙，抬头，听我说。”我突然厉声喝道。

等他抬起了头，我骂了句脏话：“我CNM！”

当年我大学毕业没多久，年轻气盛，出了名的难搞。我要是想报道什么新闻，谁都拦不住。我采访也从不走寻常路。特别是面对服刑人员，我最懂怎么用带刺的话，击穿他们的心理防线。

但我今天骂了梁某龙，也实在是因为他的态度，把受害者脑袋比作萝卜，这是什么混蛋说法。

“你敢骂我妈，你算个几把啊你。”听到我骂他，龙龙突然爆起，想要动手。

我是真火了，一个杀人犯，这么嚣张，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也捏紧拳头，准备冲上去。

摄像师一见这阵势，赶紧摘了监听耳机，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疯了你，跟罪犯一般见识。”

“你他妈说我什么都行，不许骂我妈。”龙龙嗓子破了音，冲我狂喊。

“你也配！你他妈是爹娘养的，你知不知道你弄死的那个司机，他跟你爸差不多大，他家闺女刚上小学。跑夜车是为了养家糊口，倒了八辈子霉，碰上你们几个傻X玩意！”

我也跟他对着骂，一口气喊出了26年积攒的所有脏话。

喊完这几句，我愣了，龙龙也愣了。后来管教老何告诉我，因为工作关系，他这些年也接触过不少从央视到地方台的记者们，从没遇到像我这么虎的。

龙龙听完我这话，低着头，半天没有说话。

采访的地方是室外，监狱里空旷的操场，北方的冬天，天灰蒙蒙的。我坐在对面等着，半袋烟的功夫过去，他抬起了头，表情完全变了。

“他当时一只手拽着我的裤腿，不让我走，另一只手还捂着肚子，我裤子上都沾了血。”

我一言不发，听他自说自话。

“真的，我就是不想让他拽我，我太害怕了，就用石头敲了他一下。”

“我也不知道人的脑袋那么软啊，就那么一下，就死了。”

龙龙轻轻啜泣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滴。我看向那张脸，白白净净的，带着婴儿肥，仔细看，有点帅，侧面看甚至有点像后来大火的某个男明星。

“我要是知道那一下能把人打死，我绝不会动手啊。”

他痛哭起来，抽得厉害，甚至有点喘不上气的感觉，眼泪混着鼻涕流进了嘴里，他全然不知。

这种程度的哭，显然不是装的。

“等我改造好了，我挣钱，我给那个司机的闺女花。我该死，我该死......”

他开始揪自己的头发了。

采访对象的情绪已经崩溃了，到这没办法继续录制了。

在那个瞬间，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我问了一个至今不知该不该问的问题，“你有什么心愿吗？”

“我想见我妈。”龙龙抬起头，对着镜头，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妈叫康艳华，今年40岁，住在井化农贸市场C区3—65摊位。”

“我想见见她。”

在监区长办公室，我、摄影师、管教老何，还有监区长。四个人相对无言，就这么干坐着。

我翻看龙龙的家庭资料。梁某龙，父亲：梁建栋，母亲：康艳华。

1993年，夫妻二人因故意伤害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那时龙龙还不到三岁。

“这小子的爹妈现在在哪？”我问管教老何。

管教老何告诉我，他爹妈都是老实人，在农贸市场卖米面粮油，做小本生意。市场上有那种收保护费的小混混，不仅要钱，手脚也不干净，对龙龙他妈动手动脚。

最后他爹用香油瓶子把人打了个重伤。

摊位费高还可以接受，但被流氓调戏猥亵这事儿，这对夫妻选择不再忍受。

“现在出来了吗？”我问。

“出来什么呀，他爹死在狱里了，癌症。他妈被判了三年，刑满释放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爹妈入狱后，龙龙被爷爷奶奶抚养。两年多以后，龙龙五岁时，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于是政府把他送到了福利院。

管教老何说，“你也知道，那里都是些问题儿童，慢慢地走了歪路。”

我翻看着档案，里面记录着他逃学、打架、小偷小摸等一系列鸡毛蒜皮的事儿。

心里却对他泛起点同情。

我去过龙龙待的那家福利院，楼道封闭，走廊很窄，满楼道都是一股厕所味。

住人的地方更难闻，褥子基本是潮的，潮味、馊味和汗味混在一起。

那边的老师大多是临时工，对着我的镜头挺和善，离了镜头，就大声地呵斥孩子。

福利院可不像学校，又高又壮的青少年，跟还没开始发育的小屁孩们混在一起生活。谁弱小，谁就得挨欺负。

而他被送进去的时候，才五岁。

“他妈，能找到吗？”我问。

“找不着。”管教老何摇了摇头。“这孩子入狱起就想见他妈，这是他唯一的念想。”

监狱也帮他找过，但那是2009年，网络没那么发达，找人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其实他在家乡还有亲戚，我看见亲属那一栏，他的叔叔、伯伯和舅舅们，列了七八个。

管教们每年都会去联系他们，毕竟监狱里也有开销，买个泡面、衣服、牙刷牙膏都要用钱。但龙龙七八个亲戚，没人愿意给他凑点钱，问就是没钱，日子苦，管不了。

父母犯了罪了，孩子也不好过，要忍受别人的目光和指指点点，谁收养都可能抬不起头。

于是亲戚们愣是看着他被送进福利院。

等他到了监狱，又成了无亲情电话、无会见、无汇款的三无人员。

“这孩子基本上废了。”老何叹了口气。

“龙龙的改造积极性怎么样？”我问。

“差，不是一般的差。”

管教老何说着，朝我扔来一个表格，“你看看加分登记表，根本没有加分的时候。”

在监狱服刑，积极改造可以加分。在我们省，加一分可以减两天半的刑期。

但他的加分栏，空空荡荡。违规记录倒是有好长一串。

“到监舍第一天，就把班长给打了，炸监！你说这是个什么玩意？”老何指着一条违规记录说。

“炸监？这小子挺有种啊。”说实话，谁能想到长得像小白脸似的龙龙，还能闹出挺大动静。

“这叫有种？这是严重违纪。”

管教老何气愤地说。入监第一天晚上，他们监舍的班长叫龙龙背诵监规，背不好罚他不许睡觉，这小子居然扑过去掐班长脖子。一个监舍十几个人，愣是拉不住他，怎么打都不松手。

“差点闹出人命，巡逻员按了警铃，幸亏我去的及时。”老何抹了一把汗。

我对老何的说法不置可否。

殴打班长这事，虽说是违反监纪。但监狱里有几个班长是好鸟？

他们的手段我是知道的，新人入监舍第一天，不是“坐飞机”就是“包饺子”了。

“坐飞机”是把人扒光，四个犯人扯住手脚，在半空中来回游荡，然后猛地扔到地上，地上是一床湿被子。“包饺子”更简单，把人蒙在被子里，一群人揍到他服为止。

这些个把戏，是班长管理新犯人的手段，不用制不住人。

但后来我听说了另外一件事。那是相熟的犯人才会告诉我的，管教对此事并未伸张。

龙龙本人形象也好，这种小孩进了监，极可能被老犯们动手动脚。

当时有个和龙龙年纪差不多的小孩，白白胖胖的，叫肥羊，或许是因为性格像羔羊吧，去上厕所的时候被班长摸着屁股，也不敢反抗。

龙龙差点把班长掐死，是有庇护肥羊的原因在里边的，到现在，他自己也没被猥亵过。

我想起，他的父母进监狱，不就是因为被流氓调戏么。

这孩子在重复爸妈的命。

管教告诉我，这孩子殴打狱友后被关禁闭，四天，还不服软。

禁闭室是个一平方米的全黑房间，里面没厕所，没座椅，不能躺着，只能蜷腿坐地上，脚上挂着17斤的镣子，大小便都要靠别人帮忙解决。能挨过这一关的都是狠人。

“想法子找找他妈吧。”

我了解完这些，朝一直没说话的监区长递了句话，“这孩子有点骨气，也想悔过。找到他妈，俩人见上几面，对改造有帮助。”

监区长想了一会，点了点头，“咱一起想想办法，别让这孩子废了。”

回去路上，同去的摄影师觉得我纯属吃饱了撑的，给自己找事。

我那时候年轻啊，满脑子的新闻理想。

我最喜欢的记者是央视的记者长江，她节目做得特别真实，特别牛逼，对社会特别有帮助。

她早年调查过矿难，我后来也去调查。

当时煤矿透水了，几个人在底下一个也上不来。

我就去，百姓就蹲在我面前哭，我看他抽水机抽出来，小水流就跟小孩尿尿似的，我就来气，但是我就没办法，那几个人命就搁在那，肯定没救了。

别人采访完这一条可能就走了，但我不。

我出歪招，我解释完进水的原理，跟受害者家属说，你丈夫早死了，你能明白吗，你想不想孩子下半辈子有保障？想的话就回去披麻戴孝，跪在煤矿大门口哭，使劲哭。

最后煤矿老板给了她们钱。

有个业界前辈说过，新闻人的工作，是让无言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替老百姓说真话，替老百姓解决问题。

只是那时注视着长江这样优秀前辈的我，还不知道，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整个新闻业的。

这样一腔热血的我，当然不会听摄影师的劝阻，我就是要管龙龙的闲事。

而且这个孩子总让我感觉特别熟悉。

我小时候父亲去世，妈没有工作，十二三岁得到处想办法谋生。

好在我脑子好使点，考了一个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在我成长的历程里，没有人能帮我。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是一个记者了，我可以帮他。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影响了我14年的决定：

我要给这个少年犯找个妈。

刚开始，我利用私人关系，联系上了他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和村委会，但毫无结果。

龙龙父母入狱时，他不到三岁。他肯定记不清父母的模样。而和母亲见面，对他来说又如此重要，至少让他有个念想。

于是我想，有没有可能找人来扮演他妈？

2009年12月，我想到了一个人——苏老师。

苏老师是我们当地的一位戏曲演员，唱大青衣，也就是女主角。

苏老师在业内有一定名气，我们台的记者没几个不认识她。

倒不是因为她的演唱功力，而是因为她太爱散钱了。

我们台每年高考以后，会开一个贫困助学的专栏，她每年至少资助两个大学生。那年头，电视台还经常搞一些扶危济困、关爱留守儿童之类的活动，到后来，我们都不敢让她知道，就怕她毫无顾忌地捐钱。

这个人，怎么说呢，我不明白她这样捐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我在给龙龙找妈这件事上，一下子就想到了苏老师。

我当时想的很简单，苏老师和龙龙是同乡，方言差不多，她年龄也合适，又是个演员。扮演妈妈这样的角色，简直小菜一碟。

我找到了苏老师，直说了我的想法。

“一监狱对吧，我去那演出过。”监狱逢年过节，也会邀请一些地方文艺工作者来演出，苏老师就去龙龙待的监狱演出过。

超出我想象的是，她甚至没怎么思考，就把这事答应了下来。

我已经开始期待，“母子”相见的温馨一幕。

去监狱前，我带着苏老师甚至专门去了趟龙龙老家，找他们村的村支书。

去之前，我们拿了一张龙龙妈的照片，对照着颜色，去农村大集上买了一身碎花衣服和一双带大花结的皮革鞋。

苏老师穿上这一身，在村支书面前走了一圈，说了几句方言。

“不像，太不像了。”村支书很实在，叼着烟卷苦笑，“您说话啊，文绉绉的，龙龙妈是个农村妇女，性格内向，常年拉着个脸，跟别人欠她钱似的。”

而苏老师，本身肤色很白，又有点微胖，头发常年挽成一个油光水滑的发髻，说话也是端着腔调。即便穿上特意买的衣服，那气质和龙龙妈也不像。

但我听了这话，就有点不高兴。怎么能打击人积极性呢？

我赶紧截了话茬：“行了，行了，我觉得不错，苏老师，您把头发弄一下吧，您这盘着头，气质太文雅了。”

此时，苏老师似乎也进入了表演状态。

她一把把头发散了下来，随意扒拉了两下，乱蓬蓬地挽了一下，然后木呆呆地往椅子上一坐。

我对着照片再一瞅，乐了，“对，就这意思！”

“你们啊，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总之是办好事。”村支书摇了摇头，不再言语。

“没事，苏老师，你听我的，龙龙和他妈分开的时候才两岁多，压根不记得他妈的长相。”

我继续给苏老师打气，事儿办到这个地步了，不能退。

“没事，我记住你的话了，我少说多问，尽量不露馅。”

随后，我去了趟监狱，把想法跟管教和监区长说了。

“这，这能行吗？”管教老何有点拿不准了。我理解他，老何转业参加工作十几年了，混了这么久还是个二级警员。他在监区是出了名的软脾气，管得松，人性化，从不轻易上戒具。服刑人员都说他好，但也没啥工作业绩。

“可以试试。”倒是监区长发了话，“这事办砸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做了积极的尝试。”

听他这么说，我由衷地敬佩。说实话，那年头还是有不少敢干事，敢担风险的司法警。

很快，他们把这事安排了下去。

监狱里有会见制度，服刑人员可以和亲属见面，一个月一次，每次半个小时。

2月份的一天，狱里通知我，事情办妥了，可以准备会见了。

那天，苏老师没化妆，甚至脸都没洗，穿着从农村大集上买的碎花衣服和皮革鞋，头发也乱蓬蓬的，胡乱扎了一下。跟平时的样子完全不同。

“怎么样？一个多礼拜没洗头。”苏老师紧张地问我。

“没问题。”我轻声给她打气。

一监狱的亲情会见室是个长长的大屋子，有点像银行柜台，里外各摆了一张椅子，服刑人员坐在里面，会见人坐在外面。

半小时后，苏老师坐上了那把椅子。

我和管教老何也走进了监看室。那是个七平米的小房间，带个小通风窗，能听到、看到会见室里的动静。我们坐在椅子上，大气也不敢出，紧张地观察着。

很快，龙龙被带了进来。还是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似乎又瘦了点，马甲像个大号救生衣一样套在他身上。

龙龙有些害羞，低头看着脚尖，偶尔不经意抬头，瞟几眼苏老师。

苏老师似乎也很紧张，俩人谁也不开口，我的心始终提着。

“龙，在里面还行呗？能适应吗？”苏老师艰难地开了口。

“还行吧。”龙龙憋出三个字，又低下了头。

“里面冷呗？”苏老师又问。

“不冷。”龙龙说完这一句，又沉默了。

“别怪妈，妈也不容易。”说完这一句，苏老师突然切换了方言，声音甚至还带着点哽咽，“不是妈不想来，是招不住门路（方言，找不到地方）。”

我睁大了眼，紧张地和管教老何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怪你，我知道，你也摸个手机（摸，方言没的意思）。”老何之前骗龙龙说，之所以联系不上他妈，就是因为没手机。

“摸事，他们招住我了，我每个月都来。”

“不用，你现在揍摸嘞？（方言：干什么营生）”

“大集上摆摊，还是卖杂粮，买卖也不好干，瞎干去吧。”这句话是苏老师临时编的。

“沾啊，挣钱就沾（方言：行的意思）。”

“摸事，你回起吧（方言：走吧）。”这才十分钟不到，龙龙便准备结束会见。

“沾，我回去给你打钱儿。”苏老师也没想到会结束得这么顺利，赶紧答道。

“不用打，这里面花不了几个钱。”龙龙起身，准备跟着管教离开。

“回去吧，妈。”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这小子绝对成了。

我特有成就感地走到会见室门口，苏老师走了出来，脚步迟缓。她一把拽住了我，我一摸，她手心里全是冷汗。

北方的一月，气温到零下，天也很冷。但苏老师的额头却冒了汗。

我心里觉得不对。

监狱门口有一大排树，我把她扶到一棵大柳树旁，她蹲了下来，大口喘着气。

等她终于平复下来。我问她，你咋啦？

她脸色苍白，开了口，“我不行，我心脏受不了，情感冲击力太大了。”

我还打趣她，“您是真入了戏吗？”

“这跟演戏不是一回事，这小孩真把我当成他妈了。我就想啊，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该有多纠结、多无助啊。”

她说，“你知道吗，小郑，我见不得孩子受苦啊。”

我看着她的表情，内心突然升起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我一个劲地安慰她，和她道歉，我说对不起苏老师，咱不该尝试这个事。

她却没责怪我，只说，“我现在真正感受到当妈的感觉了。”

那个年代，一监狱附近还没通公交，位置又偏远，回去的时候打不到车，我们俩就顺着土路，走了好几里地。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到了中午，我们在附近镇上找了个面馆。

我当时心情挺好，食欲也特好。苏老师却没怎么吃，只动了两筷子，然后她突然问我，“小郑，你说服刑的人出来第一顿一般安排什么饭？”

我愣了一下，说，“都是吃面条。吃了这碗面，咱以后清清白白、顺顺溜溜，不走回头路。”

“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么多讲究。”苏老师说，“也不知道龙龙啥时候能吃上这面条。”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监狱管教老何告诉我，龙龙进步很大。他几乎每天都能完成劳动任务，还因为帮助老年狱友干活儿，加了两次分。

这个期间，我也完成了对他的采访。

这次采访很顺利，他很坦诚地面对镜头讲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受害人被捅了一刀以后，龙龙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他从没有见过那么多血，原来人血不像他想象的，是深红的颜色，而是那么浅的鲜红。

他离受害者最近，被一把抓住了。他捡起那块石头，只是想撇开那人的手，撇了两下，也没敢使劲，那人换了只手，却还是死死抓着他，他才往人的脑袋上砸了一下。

采访到末尾，他哭了，哭到几乎在椅子上坐不住。

他说，“我确实犯了罪了，我认罪。”

一周以后，节目制作播出，叫《少年犯的忏悔》，反响很好。

那时，我更加笃定，妈妈的出现能让他有好的变化。毕竟，一个人被当作“人”对待过，他更有可能换位思考，将别人好好对待。

这个反馈也让苏老师毫不犹豫地决定再次见面。

第二次会见，龙龙的话明显多了。

他把狱中的趣事，当作谈资分享给苏老师。两个人有问有答，气氛和谐。

“妈，有个事我一直想问你嘞，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听到这句话，心里不由一紧。

管教老何曾跟我说过，龙龙始终怀疑，父亲不是在狱中病死的，而是被人害死的。

但我们预演过这个问题，苏老师只要否定就行。

她赶紧说，“龙，不要瞎想，就是病死的，癌症。人家监狱里都出具的那个啥，诊断证明啊。”

“你确定？你确定不是沟槽类们整死的？”龙龙骂了句脏话。

“沟槽类”是他们当地一句很脏的方言。而在监狱，这个词被服刑人员私下里用来称呼狱警。

我觉得问题不大，苏老师继续否定就行。

可接下来，她的表现明显不对劲了。

她有些慌张地转移开话题，“龙，我下个月开始给你打300够不？”

龙龙听她没接茬，也迟疑了一下，继续用方言追问，“是不是沟槽类的搞鬼了，你倒是说啊？”

“啊？要不给你打350，多了我也实在摸有。”苏老师依旧在转移话题。

“你说麻嘞？你听不懂我问你啥啊？”龙龙明显有些急了。“你是不是我妈啊？”

苏老师明显慌了，语无伦次地答道，“是，是，是，我怎么不是啊，你在说麻呢？”

“你是我妈？”龙龙歪着脑袋，眯着眼说了句方言脏话。

听到这，我觉得坏事了。

我和管教老何交换了一下眼色，监视器里的龙龙明显变得激动了，手上比比划划，嘴里的方言骂得又快又脏。

“快，快，露馅了，赶紧结束会见。”

管教老何赶紧往会见室的方向跑去，我也跟了过去。

会见室门口，龙龙已经被值班警带了出来。这小子昂着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看到我站在老何旁边，突然莫名其妙笑了。

他这一笑，我突然感觉到了心虚。

“呸。”龙龙朝我吐了一口痰，“是你吧？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玩我是吧。”

他一边骂，一边挣脱值班警，举着拳朝我冲来。值班警一把搂住了他，费力地给他捆警绳。

我面色铁青地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告诉那个假女人，玩我你们还嫩！”龙龙留下一句狠话，被值班警押走了。

回来路上，我和苏老师一路无言，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收场。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时常思考这件事该怎么办，结论是就此打住。

我有点后悔自己的草率了。现在事情暴露了，无非就是我们的尝试失败了，龙龙骂了我几句，但除此之外，对谁都没有更多损失。

可我还是很纠结。

一个多月后，一天上午，苏老师突然打电话，约我见面。

“下个月，我打算再去一次监狱，你去吗？”她一见面就直接问我。

我有些惊讶，再去也是再挨一顿骂，有必要吗？

“我想好了，得把事情跟龙龙解释清楚，以后我也会定期看他。”苏老师语气柔和，态度却很坚定。

“不是，苏老师，你想想他那态度，咱去是为了帮他，他既然不识好歹，咱没必要再去了。”

“不是这样的，小郑，”苏老师摇了摇头，“他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你我可能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咱们中途而废，等于再次抛弃他。”

她说完，我突然明白了。我之所以纠结，症结就在这——

我们的初衷是帮他变好，可如果又放弃了，等于把他往深渊里又推了一把。

很快，我给管教老何打了电话，约会见时间。但他的态度始终躲躲闪闪，不愿意给我们安排。

他说这一个月里，龙龙又开始破罐破摔，昨天还把干活用的工具故意弄坏了。“你说我怎么办，我收拾他吧，我都心虚，咱办的那事不对啊，伤害孩子了。”

我一遍又一遍和他解释，“现在放弃，对他伤害更大。何警官，您辛苦啦，咱们再试一次，行不？回头我请你吃饭。”

墨迹半天，他才肯答应安排。

临挂电话，他也只是说试试看，“龙龙要是不肯见，我也没法儿。”

其实我知道，老何说得对，这事的主动权在于龙龙。因为监狱的亲情会见制度有明文规定，亲友要想探视，必须征得服刑人本人同意，本人不同意，你来了，他也可以不见。

接连申请了三个月，龙龙始终没同意。

到了第四个月，我终于接到老何的电话：“那个啥，我费了半天劲，办妥了，十五号来吧。”

第三次见面，苏老师换了一身朴素的装扮，跟她日常穿着差不太多，头发也像平时那样盘了起来。很显然，她打算把一切跟龙龙和盘托出。

两人又面对面，坐在了长长的会见室。

苏老师很坦诚地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戏曲演员，也把我们办这事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协助龙龙改造。

最意想不到的，她居然承诺龙龙，每个月会固定给龙龙打钱，用作他在监狱的日常开销。

龙龙属于无亲情电话，无会见，无汇款的三无人员。而他的刑期又很长，每个月给他汇款，即便只是几百元，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在整个过程中，龙龙没有任何回应。

他始终耷拉着脑袋，看不出表情，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苏老师说完，他只是，“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了。”连声招呼都没打，径直结束了会面。

这次会见的情况不算乐观。但一个月后，我们约了第四次见面，龙龙又同意了——这说明这事有门。

第四次一见面，苏老师改了策略，就盯着龙龙，也不说话。

俩人一个低着头，一个抬着头，像学生和老师，谁也不吭气，就尴尬地坐着。

三五分钟后，龙龙绷不住了，终于开了口：

“你之前说的是真的？要定期来看我，还给我钱，为什么？”

“龙，我和你妈妈的岁数差不多大，我看着你，我心疼。”苏老师用了方言，说道。

“别说这些，你不是我妈。”他还是怀疑，却也用方言说，“你这样到底有什么目的？”

听到这，苏老师沉默片刻，突然换了一副语气。

“这样和你说吧，第一，我不缺钱。第二，你认为我傻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我给你钱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你在服刑也做不了什么，我就是行善积德。你好好想想吧。”

说完，苏老师不等龙龙反应，抬腿就走，结束了会见。

打那以后，龙龙变了。

管教老何告诉我，他先是在两个月后，成为了监舍班长。而后在全监区的监规学习大考里，满分拿了第一。

大半年以后，他自学计算机，当了所在中队的统计员。

按照他们的约定，苏老师每隔两三个月，会去监狱和龙龙见面。

他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苏老师会分享自己在各地演出的见闻，高兴的时候，还给龙龙唱两句。有一回，我因为工作关系去苏老师的剧团，她还高兴地拿出一个灰色的小抱枕，说是龙龙给她的生日礼物。

“你看，这孩子多好。”她特别感动。

两年以后，龙龙第一次减刑，减刑期限是半年。我知道这有多难，这半年的减刑，都是他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后来，我参加了一次狱中的春节联欢活动。

龙龙站在活动舞台上，他已经和我最初见他时完全不一样了。

他作为演员，上台演唱戏曲。没有伴奏，没有服装，也没有道具。他唱得荒腔走板，但态度极其虔诚。

我看着他的模样，越瞅越不对劲。

回去路上，我终于咂摸出来：他的脸上化了腮红，前额有意留了一小撮头发，还打了摩丝立着，跟别的服刑人员不太一样。

那个瞬间，我联想到了苏老师。她总是盘着头，打着摩丝，头发纹丝不乱，脸上带着戏曲演员特有的妆痕。

这龙龙倒是跟苏老师越来越像了。

后来，我还听管教说，监狱里有个叫老李的犯人，岁数挺大，肠胃不好。狱里的主食都是吃窝窝头、馒头之类的，但老李消化不了，就问龙龙能不能帮他弄点米饭。

这老李也挺可怜的，原本是个修自行车的，结果有天遇见个醉汉，喝多了，非得把汽车停到自行车摊，让老李去修。俩人发生了争执，老李拿着修车的工具，一不小心把人的眼睛给扎了，结果进了监狱。

我听管教说，龙龙爷爷之前也是修自行车的。

不知道是老李唤起了龙龙的情感，还是他也想像苏老师一样做点好事，积德行善。监狱里的米饭，相当于开小灶，特别难搞。但龙龙总会帮他搞到一碗米饭。

2018年，龙龙出狱了。实际服刑12年，减刑三年。

这期间我基本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时间一晃而过，当初做的法制栏目，早就因为不盈利被砍了。

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人的热血不是一下子就凉的，是慢慢凉的。

年轻的时候，我去调查本地一场森林火灾。部队在下面拦着，所有记者都不让上山。

当地负责的人说，“上山烧死你。”

我说，“行，烧死就烧死，我一定要知道今天死了多少人。”带着司机和摄像硬闯。

如今我已经不再那样了，我感受到了一些窘迫。有人因为无法报道想做的选题而离开，也有人离开的理由，是笔记本电脑被偷了，身上真的没钱了。

我变得谦逊，礼貌，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长江那样的记者了。后来，我做过旅游节目，帮人拍过广告，也结了婚，买了房。生活的重心变成了怎么赚钱，早已不再提所谓的新闻理想。

反倒是苏老师，隔两三个月就去看他一趟。

后来一次见面，我专门去问了苏老师。这事明明和她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执意要做，还坚持了这么久？

她在我面前，沉默了一分多钟，才开口，“小郑，我和我爱人一直没孩子你知道吧？”

这事圈里人都知道。

苏老师的爱人是剧团的琴师，两人结婚30多年，始终没孩子。我曾去过苏老师的家里，装修简单的四室两厅，没有孩子照片，没有毛绒玩具，甚至没有花花草草，当时只觉得空荡。现在回想，有孩子的家庭哪能这么整洁。

“你不会是把龙龙当作你儿子了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苏老师摇了摇头，告诉我，“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有过一个孩子，男孩，特别可爱，白白胖胖的，哭起来可亮堂了，哎呦，我们家老商（苏老师的爱人）天天抱着说，这孩子一看就是唱小生的料。”

听到这，我意识到不对，我似乎揭开了不该揭的盖子。

“我那时候年轻啊，总想着成名成角，在舞台上扬名立万。我把孩子送到了农村老家，让爸妈帮我带着。”

苏老师没看我，继续说，“我是大青衣啊，大青衣怎么能一边带孩子，一边登台呢？”

那一年夏天，收麦子的季节。她父母把孩子带到地里，放在地垄上，忙活着收庄稼。收着收着，走到地的另一头，猛然闻到一股烧麦秸秆的糊味。

地邻家在烧麦茬，结果地垄上也着了火，她儿子活活被烧死了。

“他那时候都五岁了，你说着火了，他怎么不跑呢？”苏老师抬头看向我，眼神却是平静的。

“他要是活着，跟龙龙一样大了。”

我想，这么多年，苏老师应该都很愧疚。孩子的死被归于她的责任，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她和爱人总是沉默，一周也不说几句话。

后来她遇到了龙龙。将近十年里，她既是给了龙龙一个机会，也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她说，“我觉得自己轻松了。”

2018年，龙龙出狱以后，和苏老师加上了微信。

苏老师告诉我，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给她发个祝福微信，发个红包。

而且龙龙真的在工作以后，挣钱给了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女儿。

那时候，苏老师每次出门演出，都是同一个出租车司机接送，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那个女孩的消息。龙龙出狱以前，苏老师便给那孩子捐了好几年的钱。等他出来以后，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打一些给她，再让她打到那姑娘的卡上。

“小郑啊，我们曾经完整地救过一个人。”苏老师说。

2020年，我到北京出差，和龙龙见了一面。

他出狱以后，在北京做地产销售。我看过他的朋友圈，大多都是自拍，脸庞白白净净的，对着镜头微眯着眼，做出耍帅的表情，头发打着摩丝，乌黑油亮。

我俩在六环外的一个公交站见了面。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套装，戴着领带，踩一双小黑皮鞋朝我走来，看着挺精神。

他对附近的楼盘很熟，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跟我说，“这，哥，看见了吗？两万一平，这地方偏，我将来买房，肯定不能买这。”

我俩找了个面馆。他吃得仔细，伸着脖子像个小乌龟，小口小口，生怕弄脏了他的白衬衣。

“哥，你现在忙啥呢？”

“没忙啥，我现在不去监狱了，我那个栏目啊，停了，不做了，现在做别的。”

那时，我正处于职业的迷茫期。做一档旅游节目，拍旅行团带老年人去北京，给他们打广告。时常剪片子剪到深夜12点，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干这行，如果不干记者，又能干什么呢？

但我也不愿意跟龙龙多说，说多了，估计他也不懂。

他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试图宽慰我，“媒体嘛，哥，常更常新，与时俱进，这个我懂。”

那时我没把他的安慰放在心上，只是沉默地坐在他对面。

我有很多条拍了没发的报道，黑死的小麦，制假售假的奸商.......

但是节目停了，领导说，“别播了。”

于是它们就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但都存在我的硬盘上。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把它们都删了。

硬盘里只剩下一个文档，占的空间不大，5个G，叫《我和我朋友们的片子》。

里面的片子未必得了奖，但都是跟我产生过联结的人。我帮一个残疾的老伯找到了工作，我帮一个农村的大爷要回了彩礼。

还有一条，叫《少年犯的忏悔》。

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名记者，再做出什么轰动性报道了。

但每当看到那条片子，我就会想起苏老师说的那句话——

“我们曾经完整地救过一个人。”

最终时不我予。他后来成家立业，做糊口工作，甚至有时也会怀疑那段热血的过去。

他常常跟我说，“我觉得自己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的。”

或许也是这段经历始终在慰借着他，他没离开这个行业，如今在做一个人民调解节目，帮人追债，调解夫妻矛盾，开始去持续帮助具体的人。

这跟他的新闻理想差了好远，但他觉得挺有意义的。

我和他交流过程里发现，他从未跟我抱怨新闻已死，他更多是在用实际行动表达：但行好事。

我想到了一句话，在这里送给他，送给你们，也送给自己——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