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利率飙升却抑制不了通胀怎么办？各国央行恐摧毁全球经济（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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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关键时刻，是改变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个人转折点。

那些本可以实现的冒险、你拒绝的工作机会或者与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人偶然相遇，带你走上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生轨迹。

有时选择是迫不得已的，也是需要当机立断的。另一些时候，它们是基于漫长而艰难的决定作出的选择。偶尔我们也会犯错。

经常有这样的“万一”时刻。

但如果这些“万一”时刻会影响整个国家呢？万一那些掌控者所做的决定是基于错误或错误解读呢？

以当前为例。

我们的经济大师们深信，通胀率需要恢复到2%至3%之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提高利率，无论这会给部分民众带来多大的痛苦。

他们认为，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通胀失控时这一方法奏效，那么现在也会再次奏效。

但是，如果是一系列其他因素，再加上利率急剧飙升，在20世纪90年代抑制了通胀，而不仅仅是央行行长的行动呢？

万一由此导致的30年来消费价格上涨停滞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呢？

这就引出了合乎逻辑的终极问题： 万一2%至3%的通胀目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在此期间，我们徒劳地试图达到这个目标却造成了严重破坏，那该怎么办？

我们的央行行长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我们都喜欢推卸责任，让那些在各自领域最有资格的人负责并施展魔法。

但在经济管理方面，全球央行的记录相当糟糕。

尽管在全球银行体系崩溃之前就显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但全球各大央行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被擦边撞上。

然后，它们袖手旁观，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则坚持认为，陷入困境的经济体需要削减支出，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生生将一场危机变成了灾难。

然后，他们向全球注入廉价货币，将利率降至零以下，颠覆了5000年的历史，然后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加快了这一项目的进度。

最终结果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暴涨。

两年前，他们甚至否认通胀是个问题，认为消费价格的上涨只是暂时的。

我们的央行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备受指责，因为他当时保证利率将维持不变到2024年。

但他有很多同行陪伴左右，可以说他的表现并不是最差的。

美国联储行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几周前用以下这句精辟的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通胀的认识有多么不足，”他罕见地清楚说道。

YOUTUBE美国联储行主席鲍威尔：“我认为我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通胀的认识有多么不足。”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央行行长们会让我们回到疫情大流行前的低通胀世界，而这一切可能只是幻觉。

关于通胀的肮脏小秘密

传统观点认为，央行行长们在20世纪90年代将世界从高通胀中拯救了出来。

这是二战后学术界象牙塔内争论的高潮。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各国政府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主张，通过支出和税收来控制经济。

但是，大手大脚的政府却被指责为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肆虐发达国家的罪魁祸首。

结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抛弃，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受到青睐。

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应该给自由市场让路，让央行管理经济。

20世纪90年代，市场利率冲破20%，经济衰退席卷整个发达国家，但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这一胜利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观点。

在一片叫好声中，新西兰储备银行提出了一个点子，即通过将失业率压低到一定水平，确保需求受到抑制且工资不会增长，从而将通胀率控制在2%至3%的狭窄区间内。

它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各国央行仍然坚持这一理念，即我们需要有一批失业者来控制消费价格。

因此他们并没有被指责为无情的官僚，而是给它起了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它被称为 “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出所需的失业率。

这是一个很棒的理论，前提是你要有份工作。

经济学家忘记了关于通胀的哪些事情

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全球央行对全球通胀的突然消失起到了辅助作用。

利率政策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是在全球经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出现的。

首先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生产从袜子、内衣到重型机械的所有产品，而价格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便宜得多。

中国生产的商品种类繁多，其最大的出口实际上是降低了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通货膨胀。

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化的推进相吻合，这使得劳动力需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基地，从而保持[发达国家]大量人口失业。

这反过来又使得公司利润扩大，而发达国家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不会很快降至2%？

这是一场全球竞赛：从阿尔巴尼亚到赞比亚，每个国家都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利率。

问题在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帮助压低消费价格的那些主要的全球力量不仅不复存在，而且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经济合作的和平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主义退却为区域对抗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并被后者所取代。

保护主义抬头，互不信任抛弃了对话，而在一场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薄弱的重大缺陷之后，更多的商品将在本地生产。

于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价格上涨将加剧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仍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主要出口国，但其快速转型已进入尾声。

中国的出口将不再压倒西方，也不再取代西方工业。

即使外交关系更加稳固，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不会成为发达国家降低成本的主要力量。

此外，全球变暖的成本尚未估算，向低排放世界转变迫在眉睫。

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建设能源生产和传输、低排放交通和可持续住房或有助于拯救地球。但这并不便宜。

让我们希望央行行长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将所需的失业率[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提高到20%，从而达到人为制造的通胀目标。

没有人希望十年后出现“万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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