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西方自由主义幻想“中国将融入西方”，“不屈从即实施牵制”（图）

本文译自Johnmenadue，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文化地理学教授Gary Sigley，在Pearls & Irritations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启示录：西方如何重塑历史的终结》的评论文章。

全文如下：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西方自由主义信奉一种“启示录式现代性”（apocalyptic modernity），坚持中国“会变得像我们一样”的幻想。

事实上，它的意思是中国“会变得像我们一样，但要屈从于我们”，如果中国不想“变得像我们一样（并屈从于我们）”，就必须牵制它。现在是时候指出这一点了。

关于中国及其在国际背景中的地位，某些叙事和信仰体系根深蒂固。我并不是说每个政策决定或政策制定者，都会受到我将在下文中概述的自由主义末世论（liberal eschatology）的影响。我想说的是，作为细心的观察员，我们必须准备好识别这些人、机构和政府，并将他们揪出来。

Hebrew Bible讲述了Daniel在Babylon被囚禁期间如何解读Nebuchadnezzar II预言之梦的故事，他梦见一尊从头到脚由金、银、铜以及铁和粘土混合而成的雕像。雕像被一块石头击碎，石头变成一座“填满整个世界”的山，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永恒王国”。

在近代早期，大约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世界”的同一时期，Daniel的愿景被解释为描述古代帝国的继承，即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这在拉丁语中被描述为“皇权传递”（translatio imperii），字面意思是帝国的继承。

当时的人们相信，神的旨意只允许同时存在一个帝国，即一个由“普世君主”（universal monarch）统治的“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

通过神授的过程，“历史的接力棒”从一个帝国传递到下一个帝国。但最终，“历史的终结”将占上风，“上帝的永恒王国”将建立起来。在这一历史终点之前，将出现“启示录”。

欧洲的一些君主称自己是罗马帝国和普世帝国的合法继承人：Charlemagne、Ferdinand和Isabella、Dom Manuel、Charles V等等。在伊斯兰世界，Suleiman I甚至Mughal帝国皇帝Jalal al-Din Muhammad Akbar I等人物也持有这种帝国继承的观点。

Gary Sigley（图片来源：Pearls & Irritations）

“皇权传递”及其核心观念继续适应新的环境，并在19世纪明确用来合法化大英帝。拿破仑在19世纪初宣称罗马帝国已在法国重生。

虽然这一术语逐渐不受欢迎，但关于神授的单一而合法的“帝国”的基本思想却继续存在，这一点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和美国例外论的论述中清晰可见。

我把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皇权传递称为“自由主义末世论”的一种形式。正是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政治哲学和殖民扩张的自我反思话语，用于正当化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

这部分故事众所周知。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自由主义——定义非常宽泛——信奉“启示录式现代性”。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叙事，总是在寻找“历史终结”的迹象，它对“普世帝国”的愿景（例如“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形式）即将实现的迹象。

但要达到这个阶段，首先需要征服敌人，或者用启示录的术语来说，打败反基督者。这需要一种地缘政治远见，这种远见受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将反基督者或主要敌人的角色分配给不同的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

在20世纪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期间，正是苏联和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发挥了这种预言作用。911事件后，当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甚至有人宣称“历史的终结”时，这一角色转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有自己的启示录末世论）。

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改革的深化，西方自由主义坚持着中国“会变得像我们一样”的幻想。这意味着中国将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并向西方现代性开放其文化，包括政治文化。

人们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融入西方——即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事实上，这意味着中国“会变得像我们一样，但要屈从于我们”。这是皇权传递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以美国例外论的形式出现，融合了基督教和白人至上主义。

然而，对于细心观察的人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会找到自己的主权之路。这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上台后变得明显。突然之间，中国不再在自由主义末世论的叙事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剧本必须改变，“中国”成为新的反基督者。

出于对“中国”在这种自由末世论中地位变化的敏感，我开始详细调查“中国”如何出现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基督教话语中，以及它如何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吻合。

我发现，直到2007/2008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在基督教的各种启示录叙事中占据显著位置，对一些人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秩序显然正在经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

从宗教和电影的角度来看，全球大流行的经历加速了圣经的转变过程，这本身就被许多人视为世界末日事件。

在此期间，中国被妖魔化，反华种族主义获得了新的力量。阴谋论者的世界成为主流，中国被指责想要“统治世界”，拉拢联合国，参与生物战，等等。

西方对“亚洲部落”的恐惧又回来了（事实上，这种恐惧从未消失）。如果中国不想“变得像我们一样（并屈从于我们）”，就必须牵制它。于是，我们所看到了随着Quad、AUKUS等组织的形成而发生的战略调整过程。

是时候指出这一点了。

作者Gary Sigley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文化地理学教授。他过去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文化遗产和传承路线，特别是茶马古道。

其范围已扩大到包括研究中国各地茶遗产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最近在“茶外交”领域的举措。Gary还在开发一个项目，分析近来地缘政治转型期间，西方话语是如何解读“中国”的。研究重点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末世论”和“启示录式现代性”。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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