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8岁进入养老院工作，带90岁老人拍短视频，已经看淡生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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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也不是。”

这是“哏都养老院”的抖音视频中，余奶奶最常评价他人的一句话。今年3月，为了陪伴爷爷奶奶，28岁的陈卓离开服装行业，进入二伯开的养老院，当起了“院长”。他将短视频带进养老院，让这家平均年龄75岁的养老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他与老人们共同创作，以搞笑、反差的形式来调侃内卷、焦虑和死亡。调笑、打趣间，有老人重新找回了自己，有老人放下抑郁和焦虑，而陈卓也在获得流量和认可的同时，对生死之事有了新的理解。

以下是陈卓的讲述。

我叫陈卓，出生在天津。这个名字是我的老伯给我取的，就如字面意思，家人希望我能够突出、卓越。但我更喜欢自己的另一个名字，陈劲领，日常和微信都会用，我觉得这个名字更好听，更重要的是，这是老姨（小姨）给我取的名字。

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爸爸很帅，眼睛很大，常被认为是新疆人。

老姨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她是我妈妈的亲妹妹，因为外婆被确诊了自身免疫性肝炎，需要昂贵的医疗费，但家里条件又不好，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工，在我四岁的时候，老姨作为“大陆新娘”嫁给了老姨夫，到了台湾。

老姨结婚当天，我穿着她的礼服。

老姨夫是台湾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作为聘礼，他在天津最早的商品房小区龙都花园买了一套房子。老姨出嫁的时候我4岁，没有太多印象。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外婆，我从记事起就和妈妈一直住在这套老姨的房子里。

老姨从台湾回来，带我去动物园游玩。

老姨为了家庭愿意奉献自己。她去了台湾之后做一些生意，每个月都会给家里打1万块钱，用于全家生活费用和给外婆治病。小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老姨回天津，她会带很多玩具和稀罕的好吃的给我，还会带我出去玩。

外婆是个善良而隐忍的老太太，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龙都花园在天津非常中心的位置，我在那里从5岁长到了15岁。我们小区是一个大院子，我和几个发小儿每天都在一起玩。我们叫彼此的方式就是直接按门铃、敲门，或者站在楼下大喊，然后一起在院子里踢足球、打篮球。

除了一起玩儿，我们还会到处串，今天我住你家，明天你住我家，后天我们一起住他家，在家里玩卡片、吃零食。除了小朋友，当时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大家都互相认识，有一些也是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是吃各家爷爷奶奶的饭慢慢长起来的。因为这些经历，会让我对老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密感。现在我在养老院工作，身边是几十个老人，他们就像是我小时候院子里的爷爷奶奶一样。

除了这群发小，最常陪我玩的人还有我爷爷。他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性格开朗，喜欢唱歌，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别人的家长都是会管着小孩子，不让玩游戏机、不让去网吧、KTV。我家不一样，我第一次去这些地方都是爷爷带着我去的。

爷爷是个爱玩儿的人。游戏厅、网吧、KTV，我第一次去这些地方都是爷爷带着去的。

爷爷家后边有一条街，是天津最早的商业街，商场的楼上有很多游戏机。假期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带我去玩儿，买5块钱的游戏币就能玩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两个人在游戏厅玩到满身大汗，然后一起回家吃晚饭。

2008年外婆去世，老姨觉得在台湾打拼、赚钱没有太多意义了，所以从那一年就回到天津了。老姨自己没有生孩子，在我的性格形成期，老姨是管我最多的人，我交了哪些朋友她都会去了解。我们前边没有一起生活，但她性格很直，从不拐弯抹角，我有问题她都会直接指出来，如果不听话她还会揍我。

我慢慢长大，从一个皮肤黑黑的“小土豆”，变得又高又白，个头长到了1米86。上了高中，我开始变得叛逆。

高中时与打球的朋友在一起，展示我的7号。

不记得具体因为什么事情，高一时老师说要请我家长到学校，我说我不想，老师让我当场给家里打电话。

我没打电话，而是用行动回答了他——我打开窗户，从楼上直接跳了下去。我的叛逆不是很激烈的逆反，我们没有任何争吵，也没有任何的不礼貌，我只是用行动去回答他，我不愿意。

我们的教室在三层，教室楼下不是草坪，是水泥地。检查后发现，我的两条腿都粉碎性骨折。现在我走路有时会有一点跛脚，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那一年我因为受伤没去学校，在家里躺了一年。

跳楼之后，我的自嘲。

我觉得自己偏激，想不出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后来分析，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很爱钻牛角尖的人，愿意为心中的坚持付出任何后果，不懂得妥协。但一个少年的底线、坚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牛角尖的最尖尖也总是朝向自己。

那次之后，我觉得自己醒了，没有那么爱钻牛角尖了，好像很多之前在乎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而被打碎之后重建的自己，也更坚硬了。如今的我，将这份“偏激”，给了自己认定的事业。

高二回到学校，就要面临高考。我成绩不太好，也不爱学习，但我喜欢看电影。我有一个MP4，我会提前一晚上在电影网站下载两到三部电影，早上6点起床后去学校吃早点，然后回教室趴在桌子上睡一觉。等睁眼差不多10点，我会打开MP4，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电影两个小时左右，结束正好吃午饭，然后在下午第一节课，开始看第二部电影。在高考之前，我用两年时间看了上千部电影，主流和非主流的电影看了很多。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电影是我十七八岁看的，但十年过去了，我才明白电影中的道理。世界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投射，物质和空间上的障碍并不是真的障碍，每个人的枷锁只有自己的内心。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妈妈有个很好的朋友姓赵，他是大学老师，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既然我这么喜欢看电影，要不试着学一学编导。然后给我介绍了一个辅导老师。

我去跟着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编导的课程。在培训班上，我们要看电影、拉片，解读镜头语言。老师会给我们一些题目和关键词，让我们来写一个故事，教我们要有编剧思维。可能是前边看了那么多电影，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我后来还真考上了赵老师的学校。

大学期间，我们宿舍四人的合影。

大学时候，《夏洛特烦恼》上映了。这个电影在当年是一个大爆片。里边有一个情节是，夏洛在打了老师之后为了逃避，从楼上跳了下去。这和我的经历出奇相似，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电影院里所有人都在笑，我在哭，我说原来自己这么荒诞。后来我又看了很多很多遍，别人都把它当喜剧片，只有我把它当作一个镜子去看。

但大学我又没怎么好好学习。当时我爸给我每个月一千块的零花钱，我觉得不够花，就去做兼职。我在天津卫视的一号演播厅做实习生，同时还在另外两家服装店做兼职。每天早上醒来，我会先去教室打个卡，然后坐地铁或者打车去商场。一个班最多4-5个小时，下班后，再到电视台，等录完节目后大概晚上9点多，我就回学校或者干脆回家。

这段奔波劳碌的兼职经历，也塑造了我面对任何挑战，都有勇气去闯的精神。后来在养老院拍摄短视频，一开始流量不好，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低谷，但我们还是渡过了难关。

我与服装店兼职的小伙伴在一起拍照留念。

在天津卫视实习，一天有一百多块的补助，然后再加上两个服装店的兼职，我每个月有4000多块的收入，加上我爸给我的生活费，比较宽裕。这些钱让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玩，去一些地方看了看。韩国、印尼、香港以及国内大众的城市都去转了转。

不同的目的地和不同的景色，它带给我的收获很有限。反而是兼职时身边这些人，他们在影响着我。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个客人罗先生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常常聊天。慢慢的我们会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就变成了朋友，有时候还会一起出去逛一逛。

后来他提到，很多人和他相处时是有所图的，所以他会有比较强的戒备心，但我和那些人不一样。与朋友的交往，充满了信任与温暖，也使我能在今天投入到这份与人和关怀相关的工作之中。

我在兼职期间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们中的一些成为了家人。

在天津卫视实习，让我觉得很新鲜。今年我因为给老人拍短视频，被邀请去一号演播厅做嘉宾，我比主持人和导演到的都早，因为我对那里太熟悉了，当年我就站在台下的监视器前。从台下到台上这十米的距离，我走了将近十年。

当时我主要跟的节目是《爱情保卫战》和《幸福来敲门》。《爱情保卫战》关于亲密关系，《幸福来敲门》在改版前讲人的苦难，请的一些嘉宾都是缺胳膊少腿、白血病的、抗癌斗士等等。

我在这里看尽了人生百态，有些人为了几千块钱打得不可开交；有些人面对生活迎头痛击，仍然笑着面对。其中一位嘉宾是抗癌斗士，他在上节目时候只有30岁，在前几年还是去世了。我就想，他在节目当中神采奕奕，但还是不能阻挡死神的脚步。风光也好，辉煌也好，再伟大的人在死亡面前都很渺小。

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是神奇宝贝，里边的耿鬼看起来很无厘头。据说它巨大嘴巴的另一端连接着死后的世界。

毕业后，我们专业80%的人没有做本专业工作，包括我。我妈妈心地善良，受她的影响，我第一份工作是公益机构的新媒体编辑，不需要坐班。这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和一些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人在一起去做一件事，只是为了传递一些价值观，让你去奉献、去牺牲，去破除对自己的执着。

做了一年之后，我和朋友罗先生一起做过一些文化演出类的事情，到了2019年，又和朋友一峰开了直播公司。一峰是我电视台实习期间认识的好朋友，我们当时觉得直播是个风口，他负责出钱，投入了几十万元，我没钱算是负责技术入股。虽然公司开了没几个月就遇到疫情，没能做下去，但十分感激他的支持。这些身边的人，给了我现在独立做事的底气。

因为我一直对服装比较感兴趣，之后又南下去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是有不同的气质，比如天津人底子里，就会有直爽、幽默的态度。而广州，它会给每一个人尊严，无论是你一年能挣几百万、几千万，还是说你一个月挣几千块，你都可以很舒服地活下去。

我和朋友们摆地摊。

但疫情打破了这种舒适。疫情三年，我总会觉得焦虑，时常觉得这个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尤其在封闭的几个月里。因为喜欢思考，我平时调侃自己是“贫民窟里的哲学家”。但当时，在封闭的空间里，又有大量的时间，我每天在面对自己，审视自己，这是很让人恐慌的一个事情。

后来，我认识一个朋友Sami，她教会了我很多心理学的技巧。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作为人类应该有、也必须有的这种局限性与脆弱性。成长并不是走向一种精神上的无敌，当凌冽的寒风呼啸而过的时候，没有人不会颤抖。在那时，我们总是需要向着某个有温暖的地方依偎，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本领。

我与Sami在一起，她帮助我走出“困境”。

疫情和我之后做选择，也有很直观的链接。我愈发觉得家人对我很重要。从小带我玩的爷爷，后来因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吃了5年流食，被下过2次病危通知书，随着他年岁渐高，我多少担心会留下遗憾。我的生命还很长，有很多的时间去体验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工作，但是最近一两年，我想陪陪家人。

爷爷、奶奶晚年都住在我二伯开的养老院里。这家养老院在2014年成立，有70多位老人，其中有自理能力和失能的老人各占一半，平均年龄超过了75岁。因为爷爷奶奶住在那里，其实我很早就去过。我不记得对它的最初印象，只觉得老人的生活都很安静。

刚好春节前后，家里人问我要不要去二伯的养老院上班，当“院长”。我从毕业后，一直没有朝九晚去上过班，还是在这样一个都是老人的地方。但想了想，即便在工作期间什么收获都没有，但至少可以陪爷爷、奶奶，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从今年3月，我就进入这家养老院工作。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对于老人的亲近感，我觉得和他们相处挺容易的。不拿社会角色和职业去定义他们，也不刻意把他们当成被服务者去讨好或同情，只把他们当一个一个的人，去平视、平等相处。然后把我自己摆在他们面前，喜欢也好，不喜欢也没关系。

一个月之后，我开始尝试拍抖音短视频，最初想的就是记录一下养老院的生活。我平时也会随手拍摄、记录一些有趣的生活日常，有一点学编导的“职业病”。拍摄他们这个想法来自于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边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遗忘才是。养老院是距离死亡很近的地方，我就是个很唯心的人，想为他们留下一些影像。

老人们穿着后辈捐赠的校服扮演听课学生。

后来我发现一个账号，他的奶奶是数学老师，会拍摄一些奶奶教书的有趣短视频。我们养老院里有一个余奶奶，她退休前是天津耀华中的化学老师，今年已经90岁了。老伴去世后，她去上了6年老年大学，81岁时自己决定住到养老院，到现在已经住了9年。

我就以她为主角，让其他老人穿上校服演学生，在养老院尝试拍摄短视频“化学课”系列。比如有一节课，九十岁的余奶奶拿起教鞭，两位“学生”各捧着一个瓶子，分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两种气体。一个“学生”在猛吸瓶中气体之后，被救护人员抬走之后，余奶奶才娓娓道来：“现在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被抬走的同学，手里拿的是‘一氧化碳’气体，是有毒的，就是咱们家里常说的煤气中毒。”

最早出圈的短视频“化学课”，右一为余奶奶。

在短视频中，我会设置一些反差。余奶奶的化学课实验总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还有死神、南天门这些对于死亡的调侃和戏谑。网友们觉得很好笑，说余奶奶的课很费学生，她的实验课应该改名为“逝验课”。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死亡是很避讳的。但我和这些老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面对死亡这个话题时，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焦虑，反而很豁达。比如余奶奶之前就和家人说过，希望自己真到了死亡那一天，要安安静静离开。虽然视频展现出来的内容是表演，但传递的精神内核很多是来自于他们。

我会在视频中刻意注入一些“死亡元素”。

最初我并没有考虑过，拍摄短视频对他们这些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看到了变化。有一个老人叫刘国霞，她被女儿送到养老院后有一些抑郁情绪，最初几乎连房间都不出，一天要吃4片安眠药，吃完饭就睡觉。但是在参与拍摄短视频之后，能明显看出来她情绪的改变，我很开心她现在只吃一种药了。

很多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来了养老院，像余奶奶这样主动选择到养老院的人，微乎其微。他们更多是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给子女增加经济负担、和家人关系不和谐、给子女腾房子住的。

养老院内，我和余奶奶。

然后我就想，短视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构建一个“乌托邦”。比如余奶奶，她因为年龄太大了没能继续再做老师，但她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30年前，所以我就希望能让她“回”到30年前。还有一个王爷爷，他年轻时想要当领导，但一直没能当上，在短视频中他就扮演了领导。在这个“乌托邦”里，让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己”。

一些视频在网上获得了不错的点击量和传播，让这些老人被关注、被看见。比如余奶奶，她能看见外界对她的一些评价，看到网友的鼓励、支持，还能在评论区里找到四十年前自己的学生。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给他们打开了一双新的看世界的眼睛。

我和余奶奶、王爷爷做客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

但他们真正看到世界了吗？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还是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们走出去了吗？好像是，但好像也没有。他们走进每一块屏幕当中，但他们的身体还在养老院，他们的眼睛也还在养老院。

屏幕之外，也有人重新看到了自己、找回自己。与余奶奶的明亮祥和不同，王力（鲍勃）的底色有一些晦暗。46岁的时候，他因脑梗变得半身不遂。他被母亲照顾了一段时间，后来母亲去世、妻子和他离婚，儿子把他送到了养老院。他会和很多人讲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比如下海做大生意，带过500人的大团队，亦真亦假。

这些反反复复的故事背后，我听出了他的不甘心。但因为半个身体瘫痪，他觉得自己没有未来，总说自己是个“废人”。他一天抽4包烟，两天就能抽一条。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主观意识里，我们没有勇气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但会通过抽烟这种方式，去被动自杀呢？

我就屡次喊他拍视频，慢慢他真的参与进来了。他没有短视频工具，也没有家人、亲属来关注他拍视频这件事情，但他好像在通过这种方式，治愈他自己。

我们拍过一个与“生死簿”有关的视频，这也是我最满意的一个视频。里边余奶奶在电话本上做记号，在去世的人名字上画上红叉。王力说她这根本不是电话本，而是一个“生死簿”。拍摄期间，他突然给自己加了句词，“我要把生死簿撕了”。

余奶奶和王力拍摄的“生死簿”短视频截图。

这句话如雷贯耳，到现在仍给我很大震动。作为看《西游记》长大的我们，太知道撕掉生死簿的象征意义了——我命由我不由天。从那之后，我发现他变得爱吃了，他爱去尝试各种美食了，他开始主动和世界重新连接，我觉得他像又被点燃了。

在拍摄抖音短视频这个过程中，在与这些老人的交往中，也照亮了我自己。与人的关系，是我们探索自己的方式和途径，从关系中看到自己，了解自己，过程曲折又迷人。现在面对生死、生命这些重大的议题，我好像也有了一些新的答案。

如今的我。

因为你如果能活五百年，能早晚有一天考上清华，你的公司早晚能上市，你喜欢的人早晚能追得上，所以人最终能否迈过那道坎儿，是对死亡的理解。正因为生命的局限，才使得一切有意义。

就在上一周，我险些经历离别。爷爷和我们在外边吃饭时，突然剧烈咳嗽然后就倒下了。我一开始以为是喉咙卡到东西，后来发现是他脑缺氧。在抢救他的过程中，我内心没有一点恐惧和慌张，只是在按部就班做抢救的动作。我事后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可以成长到去接纳死亡。

而无常总是不期而至，因此更要珍惜眼前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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