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澳洲自由党内斗之二：党员披露前总理阿博特下台的残酷内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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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碾压式的胜利，自由党议员们都挤到了跨党派议员的横凳上。“这是过去50年来最突出的选举结果之一，”前内阁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这样形容道。

在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的领导下，联盟党在2013年取得了胜利。阿博特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保守派战士，他的许多前同事至今仍认为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效的反对党领袖。

昆士兰州参议员詹姆斯·麦格拉斯（James McGrath）说：“他拿起一块砖头，就冲着工党去了。”

“他是来自角色分配部门的一名政治战士。他喜欢战斗，”前自由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德斯（George Brandis）说。

“那就是‘停止偷渡船、减税、减债以及停止浪费，”从自由党资深党员转为独立议员的罗素·布罗德本特（Russell Broadbent）回忆说。“就四项声明。他就这样不停地抨击来抨击去。”

澳大利亚执政时间第二长的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指出，自自由党成立以来，只有四个人领导自由党从反对党翻身成为执政党，分别是：孟席斯（Menzies）、弗雷泽（Fraser）、霍华德和阿博特。“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说。

阿博特以90个席位（比工党多35个席位）的优势一举上台执政，许多人都预期他能在总理官邸至少住上两届。然而，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自己的同事拆台，不到一届就走人了。他的政治导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原因。

霍华德说：“从反对党到执政党，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导人必须管理好过渡时期。”

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三集政治专题片《复仇者》（Nemesis）采访时，阿博特的内阁部长和后排议员纷纷透露了许多新细节，解释他们为何认为阿博特摔得如此之重、如此之快。

对于内阁部长兼众议院领袖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来说，阿博特内阁宣誓就职后不久，就浮现出这将是一次脱缰之旅的第一个迹象。在被任命的19人中，只有一位是女性——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

“那是在堪培拉的奥斯曼餐厅（Ottoman Restaurant）举行的一次晚宴，那确实是在过去三年为我们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人士的私密处所，”派恩回忆道。

“没错，确实有人提出了内阁中只有一名女性的问题。托尼·阿博特作为新任总理，对这一建议非常不以为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很早期的转折点。”

“我认为，这向我们所有人表明，女性在被选入部委尤其是内阁方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参议员琳达·雷诺兹（Linda Reynolds）说。“这肯定没有传递出正确的信息。”

“让很多人反对托尼”

但是，正是阿博特对另一位女性——他的幕僚长佩塔·克雷德林（Peta Credlin）——的依赖，让他的一些后排议员迅速站到了一边。

“佩塔是位掌门人，”当时的西澳自由党议员肯·怀亚特（Ken Wyatt）说。“我知道后排议员们对无法接触托尼非常恼火，他们必须通过佩塔。”

“影响太大了，”昆士兰州自由党资深议员沃伦·恩奇（Warren Entsch）说。“这也是我们当时都担心的问题。出于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佩塔的协助，他就很难开展工作。”

即便阿博特的忠实拥护者也认为，总理的幕僚长正在损害到他的地位。

“有一点我可以提供一点观察，我是作为一个非常尊重佩塔·克里德林的人说这句话的，她的人际交往能力时常不尽如人意，”前内阁部长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说，“这有时引起了同事们不必要的不满。”

“问题是，在自由党，你不是在管理一个军营，”前自由党后排议员克雷格·凯利（Craig Kelly）说。“佩塔的强势，甚至如果你想说独裁且苛刻的方式，让很多人反对托尼。”

但在阿博特看来，对克雷德林的批评源于性别歧视。当时在接受ABC采访时，阿博特说：“你真的认为......如果我的幕僚长的名字是P-E-T-E-R而不是P-E-T-A，她还会受到这样的批评吗？”

但对阿博特来说，他的声望第一次受到重创是在2014年5月，也就是他担任总理八个月后。阿博特和他的国库部长乔·霍基（Joe Hockey）在上任之初曾承诺要杜绝政府浪费且平衡联邦预算，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一份预算能达到目标。“结果却事与愿违，”派恩说。

正如国库部长当时对澳大利亚公众所说的，这是一个“为他人负重，而不是依靠他人”的国家。他表示，享受权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晚，很多政策都被废除了，”时任贸易部长安德鲁·罗伯（Andrew Robb）说。“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征求过内阁的意见，这简直不可原谅。有些同事都哭了。他们哭是因为那天晚上预算案公布后，因为他们在说，我该如何向人们解释这一切？这是几百页的政治自杀。”

对于阿博特的许多后排议员来说，2014年的预算案也是一页又一页写尽了食言。尽管总理在大选之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削减医疗或教育开支，但他确实在这么做了。

昆士兰州自由党议员怀亚特·罗伊（Wyatt Roy）回忆起预算案后与阿博特的一次会面，当时这位后排议员提出了违背承诺的问题。

“我非常礼貌但诚实且直接说，‘事实是，我们没有兑现我们在大选前说过的话，’”罗伊说。“然后我说，‘我们应该像我们在昆士兰称之为彼得·比蒂（Peter Beattie）做法那样做——站出来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很抱歉目前情况是这样，然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总理托尼·阿博特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他双手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他*的撒了谎。在这件事上我们他*的没有撒谎。’”

“我们在自己的选区受到了灾难性的对待......这让很多人动摇了，”时任自由党议员克雷格·劳迪（Craig Laundy）说。“对正在做出的决定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

“2014年预算案之后，那些不一定支持托尼领导的人开始有机会探索其他选择，”前内阁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说。“而其余的唯一选择就是马尔科姆。”

作为阿博特的长期竞争对手，时任通讯部长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正在等待时机。“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也不做，我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他说。“我不想被视为在破坏阿博特的领导地位。”

“难堪的一天”

2014年结束时联盟党虽是遍体鳞伤，但相信事情会有转机。“2015年伊始，大家总是在新年伊始兴高采烈，”派恩说。“当然，直到澳大利亚日。”

阿博特授予菲利普亲王“澳大利亚爵士”爵位，这被广泛揶揄为“首长独断”。

“这令人震惊，”时任内阁部长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说。“这是你按下手机关机键，然后跳下树袋熊洞的时候。”

派恩说：“那真是令人难堪的一天。”

“人们在停车场对我大喊爵士和女爵士，你到底在干什么？”国家党议员基思·皮特（Keith Pitt）回忆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时任自由党参议员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说。“在我看来，这与政府其他成员的想法非常不一致，坦白说，也与澳大利亚人民的想法不一致。”

授予菲利普亲王爵位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个笑话，但对几位联盟党后排议员来说，却是最后一根稻草。

“是的，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那一刻我们都在想，‘这必须停止了。下一次还会丢给我们些什么？’”时任西澳州自由党议员卢克·辛普金斯（Luke Simpkins）说。

辛普金斯不是特恩布尔的粉丝。作为一名自豪的保守派，这位西澳人希望阿博特取得成功。然而，随着民调陷入负值，总理的判断力也蒙上一层阴影，辛普金斯决定领导一场反对阿博特的叛乱。

“提出领导地位挑战动议并非我的风格，”辛普金斯说，“但当时我真的受够了。我和托尼谈过，告诉他我要这么做。他说他希望我不要这么做。他说这会损害国家。我说，‘这件事必须交由党内评判。’”

就在爵位风波发生几天后，一场政治地震让联盟党的后排议员们更加不安。由坎贝尔·纽曼（Campbell Newman）领导的昆士兰州联盟党政府尽管拥有创纪录的多数席位，但在仅仅一个任期后就被赶下了台。

“昆士兰州的选举让人不寒而栗，除非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联盟党参议员詹姆斯·麦格拉斯（James McGrath）说。

“之所以叫‘空椅子’，是因为该动议只是宣布领袖职位空缺，并没有真正的挑战者，”特恩布尔说。

“你相信吗？你能相信吗？”罗素·布罗德本特说，“我的政党，在看着工党自己把自己撕成碎片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让他烧到水位线吧”

阿博特以61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结果挺过了领导地位挑战动议。这看似一场明显的胜利，但对许多人来说，这表明40%的自由党议员更倾向让领袖位置空出来而不是总理阿博特。

“当时的反应类似目瞪口呆，”肯·怀亚特（Ken Wyatt）说。“[阿博特]靠在桌子前面，慢慢回应。然后他说：‘会有改变的。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后排议员也会参与进来，我会倾听你们的意见，我会做出你们表示过的我需要做出的改变。’”

一些人曾预计特恩布尔可能会站在他的老对手的对立面。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持者。

“我为什么不在2015年2月挑战阿博特？我当然可以，”特恩布尔说。“但我的判断是最好不要这样做，而是继续打直杆……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你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让他烧到水位线吧。’换而言之，他已经快不行了。”

但有一段时间，事情似乎有了转机。2015年的预算受到了好评。总理在他的议会庭院里举办烧烤活动，并与议员们打成一片。他似乎做到了倾听。

但随后有消息称，他最长期的一位政治密友曾用纳税人的钱租用短途直升机从墨尔本飞往吉朗（Geelong）参加自由党的筹款活动。布朗温·毕晓普议长（Bronwyn Bishop）同意偿还5000 澳元的费用，而阿博特则努力使这一争议消散。

“他是布朗温的好朋友，”布罗德本特说。“他试图像他一贯的那样力挽狂澜。但这行不通，因为这是澳大利亚人民不喜欢的奢侈行为。”

“托尼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他不会为了短期的政治胜利而牺牲布朗温，”阿博特的忠实支持者克雷格·凯利（Craig Kelly）说。“所以他一直支持她，一直支持她，一直支持她。最终，压力变得太大了。”

毕晓普辞职了，但整个事件成了特恩布尔核心支持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布朗温·毕晓普和搭乘直升机事件破坏了政府的稳定。它破坏了托尼的稳定，”麦格拉斯说。“[它]让那些不把托尼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再次开始煽动。”

麦格拉斯是决定组织起来的煽动者之一。这个相当杂乱的议会党派开始在特恩布尔位于堪培拉的公寓举行秘密会议。

“你现在有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亚瑟·西诺迪诺斯（Arthur Sinodinos）、我自己、怀亚特·罗伊（Wyatt Roy）[和]彼得·亨迪（Peter Hendy）[的支持]，”帮特恩布尔统计人数的劳迪说。“这就是最初的核心成员。”

密谋者出手了

毕晓普辞职九天后，另一场政治篝火熊熊燃起，党内更多的人开始反对总理阿博特。2015年8月11日，自由党议员就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展开辩论。

时任总检察长乔治·布兰德斯（George Brandis）说：“托尼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特别固执的立场，而且他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阻挠这个问题的解决。”

对于包括内阁部长在内的一些自由党人来说，他们认为总理阻挠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在自由党的辩论中找了一堆与他一样反对同性婚姻的党外人士来参加。

“他召集了一次与国家党的联席会议，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自由党内部的问题，”特恩布尔说。“克里斯托弗·派恩甚至指责他实际上是在招募党员来影响党支部（branch stacking）。”

派恩说：“我想，这可不好，因为我们现在要就婚姻平权问题展开辩论，国家党在这里，他们不应该在这里，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之后，总理宣布这一问题将在下一届政府中进行公开投票，这激怒了许多温和派人士，他们希望国会议员能够在议会中进行自由投票或良心投票。

布兰迪斯说：“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放弃了托尼，[他让我们]认为‘好吧，他就是听不进去。’”

对于在特恩布尔位于堪培拉的公寓参加定期秘密会议的人来说，同性婚姻风波使他们重焕新生。到9月中旬，特恩布尔团队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9月13日星期天，这帮人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劳迪说。“是在彼得·亨迪家里。”

这帮人仔细研究了一张分成几栏的电子表格。“[它]显示了谁支持特恩布尔，谁反对特恩布尔，谁可能还没有决定，谁可能需要再争取一下，”西诺迪诺斯说。

统计各栏后，他们认为特恩布尔有足够的人数推翻阿博特。于是他们商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他们决定[特恩布尔]在议会提问时间结束后去找托尼，”劳迪说。“然后一切都乱套了。”

特恩布尔回忆说：“提问时间结束后，我和阿博特一起走回总理办公室，坐下来对他说，‘我要辞去内阁职务，还有我要挑战你的领导地位。’”

“他对此感到震惊，说我疯了，我失去理智了等等，并建议我忘记我们刚刚讨论的事情，回到我的办公室，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说这是不现实的。”

“事情发生得非常快，所以在两三个小时内，我们都被叫去投票了，”卡伦·安德鲁斯说。

在党内会议室，阿博特宣布领导职位空缺，并号召候选人提名。总理和他的竞争对手都站了起来。

“党鞭分发选票，”劳迪说。“只是一张白纸。你写上‘阿博特’或‘特恩布尔’。”“然后他们拿着旧木箱走过来，感觉就像在教堂里一样，你把选票放进去。”

整件事情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特恩布尔以54票对44票获胜。

“我有点震惊，但感觉非常好，”特恩布尔说。“我相信这将被视为一个新的开始。”

但每一个新的开始都必须有一个结束。

“显然，托尼对此非常不满，”布兰迪斯说。“他没有握住马尔科姆的手向他表示祝贺......气氛一度很紧张，然后会议室的人就散了。”

出了什么问题？

阿博特担任总理伊始，不仅获得显著多数席位，而且被预期将连任多年，但他的总理任期在还差三天就两年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出了什么大问题呢？接受《复仇者》采访的许多阿博特的前同事都指责阿博特长期以来的内部竞争对手从一开始就破坏他的工作。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显然不适合担任阿博特政府的内阁部长。这一点很清楚，”维多利亚州自由党议员迈克尔·苏卡尔（Michael Sukkar）说。“他一有机会就拼命削弱托尼。”

但其他人，尤其是特恩布尔阵营中的其他人，赞同约翰·霍华德的理论，即阿博特无法从致命的反对党领袖成功转型为总理。

“从我与托尼的谈话中，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反对的是什么，”怀特·罗伊说。“但我曾多次对他说，‘你对澳大利亚的愿景是什么，你想把国家带向何方？’”

“他几乎把这当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时确实很费劲......[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固然很好，但作为总理，你必须知道自己支持什么，想把国家带向何方。”

“在托尼的内心深处，他是一名战士，但总理不能是战士，”布兰迪斯说。“有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战士比起他想成为的党领袖更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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