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的年轻村官们，在夹缝中求生（组图）

过年期间，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纪芳回了一趟湖北乡下的老家。她观察到，今年村里有了不少新变化。其中最让她吃惊的，是村里的4个干部，3个都是90后的年轻人。在乡镇政府，她发现情况也是如此。而年轻的干部们上任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庞大而悬浮”的乡镇体制，他们在夹缝中，对那些不切实际的工作充满困惑。

以下是纪芳的口述：

回乡新变化

年初四，我从武汉出发，打车回了位于湖北东南部的乡下老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村民们大多冬季种油菜，夏季种水稻，最近几年少数人也种茶，村里经济条件算还可以。村里十年前就修好了水泥路，村民们也都陆续盖了新房，大都是三层。2020年，这附近还修了一条省道，我们隔壁村更是铺上了柏油路，还在墙上装饰了很多喷绘。

和村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和我弟都在武汉工作，只有父母、我大伯和奶奶住在村子。我常年在外求学，农村生活经验也没以前那么丰富了，但在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读博期间，我关注起乡村治理，并且频繁下乡调研。2022年来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做博士后，也经常去乡里走访。

今年我发现，村里其实发生了挺多变化，其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村干部的人员结构变了。我记忆中我们家和村干部打交道不多，但这次因为正好想到去年调研时提到的一些问题，于是去借机拜访了村干部。一聊才知道，现在除了村支书年龄稍长，四五十岁，其他的都是90后的年轻人。

在省道边上的村庄（纪芳 供图）

其实，村官年轻化的趋势从2014年左右就开始了，上面也一直在倡导干部年轻化，但我没想到，年轻化的程度原来是如此之高。

在我小时候，村干部都是五十多岁的本村人，一般都是因为爱帮忙、脑子活泛，被村民们票选成村干部的。对他们来说，当这个干部只是搞个“兼职”，而“本职”还是忙农活，只有村里有事的时候，才去帮着处理一下。因此，那时候村干部拿的是“误工补贴”，工作时间也非常灵活。

而现在，村干部需要经过“选拔”，他们被村民选出来后就成了行政体制的一员，他们的工资由政府发放，工作时间由政府规定，每天有特定的任务要完成，并且接受上面的考核，当干部是他们的“本职”。

这4个干部里，有3个都是女性。可能因为村里也没什么其他的年轻人了，村书记对她们有印象，就叫来帮着做事，然后慢慢以干部身份做了村委员。她们以前都在外地打工，是为了带小孩才回来村里。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初六我又坐车去了一趟乡镇，得知整个乡镇干部队伍有五六十人，其中年轻人的占了有60%~70%，很多是90后，甚至95后。

一位33岁的乡镇年轻干部告诉我，这些年轻人多是以“聘用干部”身份进来的。他说，2018年之前乡镇的人挺少，聘用干部不到10个人，但后来这三四年，光聘用干部就增加了20人左右。

《大江大河》剧照

一些部门是以“新”替“老”， 在老干部退休后，空出的编制就会用来招年轻人，填充编制。一位50多岁的乡镇老干部说，他们部门除了她，就是新招的一个95后。

但越来越多的新设机构才是吸纳年轻人的主要阵地。上面有改革，有新要求，或者是上面机构有变化了，那下面就会跟着设一个相应的机构，紧接着就需要更多人手。总体来说，国家重视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下面的机构相应就越庞杂。

我之前在全国各地调研看到，有的乡镇这几年新设了“退役军人服务站”，是因为2018年左右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所以从国家到省、市、县，再到乡镇，每一级都要成立相应的部门。还有的乡镇这两年内新设“应急办公室”，也是因为上面最近几年特别强调控制突发事故，安全为先。

也有的地方新设了“综合执法中心”，对应的是最近两年，我们国家推行执法改革，其中执法下沉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前乡镇一级是没有执法队伍的，执法力量主要是在城区，因为城区的事情比较多。最近几年，基层流行一种说法，叫“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意思是基层没有权力、没有资源进行开展工作。

最近几年，最忙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居环境、产业发展、荒地整治、厕所革命之类的事务。相应地，这个部门扩充的年轻人也比较多。

这种体制扩张、人员年轻化的大形势，在2017年十九大提“乡村振兴”之后愈加明显。在那之后，“人居环境”“厕所革命”“美丽乡村建设”等等，都在加大资源下乡。因此基层的任务也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很多材料需要“电子化”，会操作电脑，年轻人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村里新建了一些地标建筑（纪芳 供图）

悬浮的治理

年轻的干部来了，但村民是否认账是另一个问题。

以前干部在村里获得威望，都是通过和村民朝夕相处，不断帮村民做事，才会得到认可。村里选举的时候，村民根据印象去流动票箱投票，只有真正有威望的人才能当上干部。

现在乡镇上的年轻干部，可能很多是大学生选调进来的，他们的目标本来也不是留在乡村，大多数住在县城，他们可能连最基本的乡村常识都很缺乏。不每天去田间地头，也不和大家打成一片，那乡村经验可能就积累不起来。

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不一样，一方面，两者经济基础不同，乡村因为有土地，涉及集体经济，所以除了要处理像小区居委会常做的那种服务性事务之外，还要处理农业生产、矛盾纠纷等农村特有的事务。

另一方面，两者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乡村是熟人社会，很多问题可能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两兄弟有纠纷了，很可能不是因为当下的某个事情，而是因为之前就有的“陈年旧账”。如果你不了解来龙去脉，就很难找到恰当的沟通方式，解决问题。

而且在乡村，人们很在意一个人是不是“自己人”，不是长期在本村的，很难获得信任，干部想一下子补齐这些“渊源”也很难。比如处理征地这样的复杂事情，如果是一名老练的干部，他发现自己说服不了村民A，但他知道A和B关系好，那他就可以让B出马来做工作。年轻干部未必知道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些不接地气的治理政策也在给年轻干部的工作带来困难。我的家乡，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禁烧秸秆。这几年，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看见农民烧秸秆了，就要过来阻止，但其实，烧秸秆是农民在农耕生活中总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它是有利于增加土地肥力和方便农业耕种的。所以村干部前脚来阻止，很多村民明面上可能也听了，但后脚接着烧。

往年四五月份的湖北村庄（纪芳 供图）

这种脱节，在一些大修大造项目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之前去调研时，有的村正在挖地，要在地下埋污水管网，建大污水池，搞“自动污水处理系统”。对于一些已经修好水泥路的村子来说，要重新给地下埋管道，意味着又要重新翻修道路。

施工中，管子只能接到家门口，从室内到家门口的这一段需要村民自己接。村干部们就得动员村民，但村民不乐意，因为农民的生活废水，比如洗澡水、厨余水，本来是直接泼出去就行，还能给花园、地里施肥。现在搞“集中处理”，不仅要外面挖，自家也得折腾，那人家肯定觉得费时又费财。

而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好了给谁用？现在村里面的人口都出去了，常住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少的，最多可能只有一半人在。像我们乡镇，总人口4万左右，但常住人口不到2万。

所以最后，这些设施运转不起来，上面的人来检查，污水的排放量也没法达标，相当于是钱投进去了，但没产生什么效果。

这几年农村大搞的“厕所革命”也是如此，要把露天的旱厕换成室内的厕所，但我们去年走访就看到，村里建好的公厕，平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去，利用率很低。有村干部就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人手去专门管理公厕，清扫卫生，所以为了避免打扫以及公厕被弄脏，平时干脆把公厕锁起来。

过年回乡期间，拍摄的田间地头。（纪芳 供图）

其实，乡村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像我们村，这些年可能没拿到什么项目资金，没搞过“厕所革命”，但因为很多人都外出务工过，所以回来建房的时候自己就安了室内厕所。但为了方便施肥，室外的旱厕也会保留着。农村就是这样，农民自己需要了，自己就会想办法，不需要的话再怎么搞可能也没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污水设施要维修，公厕要管理，投入了大量的钱搞基础设施之后，管护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也是乡镇干部们都很头疼的问题。

有乡镇干部就和我们反馈，上面要改造乡镇环境面貌，可是一个乡镇涉及十几二十多个村，然后还要发展产业，做出规模，普通的乡镇没办法争取到这么多项目资金，与此同时，村里基本上又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收入，所以也没法由乡镇自己填平这个缺口。 

一些老干部也感叹说，别看虽然现在乡镇体制规模扩大了，干部结构更年轻了，但实际上乡镇做的事情是和乡村社会本身越来越脱节的。

用一个比喻讲就是——以前基层跟乡村社会或者说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不可脱离，但现在可能变成了油和水的关系，基层人员像浮在上面的油，虽然搞得很忙碌，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浮在上面的，浸不下去。

《鸡毛飞上天》剧照

夹缝中的村干部

实际上，大部分普通的农业型农村，当前的现实基础是两个：第一，人口总体上是外流的，村里面主要是一些留守的中老年人，老龄化、空心化比较明显。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产业。就算有的村有特色产业，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起来的。

所以对这些农民来说，现在最重要是进城务工，去市场里挣钱，提高收入能力。这也是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的。而这也意味着，农村之于农民，最后更多的是像一个“退路”，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一个“养老场所”。能让老年人在这里舒心的养老、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这种情况下，农村发展的重点，应该思考的是怎么让干部搞好养老服务，这才是燃眉之急。

但现在我们调研看到的，至少湖北、湖南一带的大多数农村，村干部并不是真的不想做实事，而是没有这种精力和空间，去做村民真正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压力既来自于下面，也来自于上面，危机是双重的。

最难做的就是环境卫生这一块的改造。这些都是要深入群众生活的工程，涉及到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想一下子改掉很难。有次一个乡镇干部就和我抱怨说，村民坟头上祭祖时插的花，也被列为不符合“创建卫生乡镇”的其中之一，这要怎么处理？难道给拔了吗？这让他很是头疼。

《都挺好》剧照 

还有一个干部说，有的村不让老人在院子里堆东西，但老人不配合，干部们只能去磨，第一天去不行，过两天再去几次，实在不行再换个办法（有的只能选择给钱让老人来配合）。其实干部也能理解，一些老人可能七十多岁了，常年一个人生活，东西放在门口好取，你非要说这样就不整洁，要给人家换地方，人家当然不干。

去年12月，还有一个干部告诉我，他们上面管森林防火的干部，为了响应“防止山火”，要求他们把老百姓坟头上的杂草都给清理掉。他就吐槽，为什么非要现在这个时候去把坟头的草给清理掉？其实过年前后，村民祭祖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把那些草都清掉，非要这个时候清，村民就不愿意。 

和主要受困于没钱的乡镇干部不同，村干部们最头疼的是材料工作太多。比如，现在“精准扶贫”结束了，但要防止已经脱贫的人又“返贫”，所以村干部们还需要继续挨家挨户做统计，不只是统计基本的数字，也要填写大量的整改资料等等。听村干部说，他们针对一个贫困户可能就要做一本资料。

尤其是每年的9月和10月，国家和省里会下来抽查，一些平时没到位的材料，都要临时补齐，以满足“事事留痕”的要求。这一加班，就要到晚上九十点。 

而忙完这些，还要面对严格且常态化的考核。季考核，月考核，年底考核轮着来，每个月考核完还要排名——前三名表扬，后三名约谈。而被约谈也意味着，后面的升迁可能就悬了——在乡镇，35岁是一条“副科线”，到了35岁还没有升到副科，那后面基本就没有机会了。

《花开山乡》剧照

年轻人们因此都被搞得很紧绷，刚来工作时可能还很有积极性，但慢慢就开始退缩，对工作充满困惑。有的忍不了，辞职了，有的继续忍，但又觉得工作累且没有意义感，所以索性“躺平”。

我们调研就发现，不少年轻干部一两年内就辞职不干了。像我们乡镇，最近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有人走。有干部告诉我，五六年里走了十个人。只有个别每一步都赶上趟的人，才能一直升，一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