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AI抢工作，中国学者呼吁重视“摊贩经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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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政府宣示加强布局人工智能(AI)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际，中国经济学家王小鲁发表署名文章，警告AI恐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困境，他因此呼吁各地方政府未雨绸缪，重视“摊贩经济”，因为开放摆摊可提高创业机会。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故前总理李克强三年前就曾提倡过地摊经济，但该倡议对整体经济的助益有限，恐治标不治本。

资料照：上海一名小贩在平安夜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圣诞主题市场上向顾客售卖饮料。（2020年12月24日）

据中媒《澎湃新闻》3月24日报道，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日发表专文，表达对中国就业形势的担忧，尤其AI“替代劳动就业”的趋势若成形后，恐不利年轻人找工作。

王小鲁:中国就业数据未反映事实

王小鲁这篇题为《关于当前和今后就业形势的几点看法》的专文，原透过中国就业促进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经媒体转述后引发热议。

王小鲁首先在文中质疑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数据，未完全反映就业人数在2022年受到疫情冲击而转为“净减少”的变数，因此可信度不高。另外，官方对失业率的统计也未充分反映实况，恐为低估。

他认为，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将低于去年，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人工智能发展在抵销人口老龄化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会让就业岗位显著减少。

王小鲁指出，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仍存在“结构性错位”，亦即，毕业生的所学不符企业需求，导致毕业生就业难，企业也找不到合用的人才，彰显教育制度改革的急迫性。

王小鲁吁“重视摊贩经济”应对失业

对此，王小鲁提出四点建议。首先，他呼吁各地方政府多学学山东淄博和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经验，他说，街头摊贩经济不容忽视，对地方就业有重大贡献，因此，各地方政府在兼顾市容的同时，应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给予地摊商贩适当的生存空间。

其次，他建议修订劳动合同法，放宽企业的雇用条件，并提供更多的企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以鼓励创业和自主就业。

早于2020年，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就提倡过地摊经济，一度成为网络热词，但随即遭中宣部喊卡，还引发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合的联想。

王小鲁重提摊贩经济，也在微博引发两极反应，支持的中国网民夸这提议“接地气”；但也有人留言质疑:“吃能够吃岀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有反对者讽刺称:“街头摊贩要是能发家致富、财富自由，相信轮不到普通老百姓。”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书瑗认为，王小鲁没说出口的担忧应是当前中国劳动力的素质。

她说，Chat GPT等AI软件已能快速取代会议纪录、文献搜集和整理等行政工作，因此，秘书、助理等白领职缺恐大量被AI取代，但这群人的技能不足以胜任门坎更高的职位，导致其就业长期受限。

梁书瑗告诉美国之音:“他(王小鲁)最终指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劳动力素质其实是不够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力资本的素质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是末段班，所以，不管再多好的经济政策，可能也因为劳动力素质不够，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发展。”

松绑“摊贩经济”反映中国就业问题严峻

梁书瑗表示，摊贩经济再受舆论关注，反映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和就业问题确实十分严峻，因为李克强提“地摊经济”时，遭习近平表态反对，官媒也随即降温，但近几个月来，从北京、上海到深圳，都先后松绑街头摆摊的规范。

她说，开放摆地摊确可改善失业、或给低薪的青年族群一个补贴收入的管道，而廉价的地摊货也能帮中下阶层的家庭节约生活开支，但地摊经济仍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改善整体社会经济疲软、职缺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另外，王小鲁援引淄博烧烤和哈尔滨的冰雪经济为典范，但也遭质疑为认知有误。

例如，根据哈尔滨1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其2023年接待的游客数为1.35亿人次，确实较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41.4%，但同期旅游总收入的增幅却仅有7.4%，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人均消费并未同步成长，也就是游客人数是变多了，但大家却没花那么多钱，因此，所谓流量爆发带来泼天富贵的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

至于淄博的烧烤早于去年入冬后就频传“退烧”，许多店家更传出已歇业，至于今年4、5月天气回暖之后能否重现荣景，仍是未知数。

北大副教授赵波3月18日在接受凤凰网访问时指出，中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取决于老百姓的收入能否持续攀升，官方须出台政策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走跌，否则“老百姓钱包不鼓，再怎么刺激(消费)也不行”。

学者:摆地摊增就业，但药不对症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也直言，靠地摊经济支撑就业的倡议犹如“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未切中要害。

许桢分析，中国青年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源自近5-10年来的经济未成功转型。中国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但其金融、文创等高端服务业对GDP的占比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当外商直接投资(FDI)转向其他国家，就业岗位就显得短缺。

许桢说，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投资跟出口的过度依赖，关键在提高中产阶层远低于周边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届时消费规模扩大了，才能衍生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

他说，在此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减税，帮中产阶层减压并提高他们的资金利用率。换言之，就是把远高于GDP增幅的军费、大飞机、航天科研等项目的发展经费留给民生经济。

许桢告诉美国之音:“要么你税费收少一点，要么收到的税费不是放在这些硬件上，而是真地放在经济民生。平民或是学生如果有很多的社会保障，那他们自己挣回来的钱投入去消费，(才是)真正的形成一个内循环。”

针对修订劳动合同法、给企业更多雇用空间的建言，许桢认为，在中国劳工缺乏工会保护、薪资水平也不尽合理的前提下，不该再牺牲他们微薄的社会福利来吸引雇主扩大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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