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大厂人“卷”向海外（组图）

“我想再聊一下项目的事......这产品能有市场吗？能做起来吗？如果现在要在国内做一个同样的社交软件，应该完全没有希望。”

面试快结束时，吴浩然决定用最直白的方式提出最困扰他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几年的增长情况。”面试官坦然答道。

看到数字后，吴浩然放松了。“对我来说，这是刷新认知。我之前没有做过出海业务，这次才知道海外用户的付费能力有多强，以及，那边竞争也没有国内激烈。”

现在，吴浩然已经入职这家名为“米可世界”的出海社交娱乐公司半年。

时间倒回半年前——吴浩然在腾讯就职的部门传来裁员消息，这一次，他被“毕业”了。

“还是挺失落的。”吴浩然回忆道。当时，腾讯正在进行大规模业务调整，试图恢复曾经的“收入增长斜率”。他所在的业务组陷入了与字节跳动旗下竞品的激烈竞争，但不敌对方，再持续投入似乎不太明智，只能被集体裁撤。“腾讯算是放弃了这块业务。”

这场由“互卷”引发的裁员，在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并不算新鲜。国内业务早已跨过飞速成长期，进入存量阶段，投入产出比成为了每家公司的必要考量。面对新用户有限、增长放缓的现实，身在其中的互联网人或主动求变，或被动离场，纷纷开始寻找下一个增量市场。

他们的职业罗盘，指向了出海。

“当时面试就让我意识到了海外业务的发展前景。比较诚实地讲，也只有做这些创新且有增长的业务，才感觉职业道路又有了希望。”吴浩然笑道。

同样，此前校招进入国内大厂的Carol，选择在工作三年后加入了一家跨境电商创业公司；主动离开字节跳动的发仔，于去年入职某出海公司创新内容业务团队；三年前离开大厂的Frank，现在已经成为米可世界某产品的负责人。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做了同样的选择，而大厂人向出海公司迁徙的趋势愈演愈烈。

脉脉高聘人才智库所发布的《2024年春招人才偏好洞察》显示，职场人不再一味追逐“大厂光环”，他们更倾向选择成长潜力、薪资水平、人才需求都优于大厂的“平替”。数据表明，只有13.45%的职场人会将大型企业作为第一选项。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告诉霞光社，“因为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公司也在密集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求职热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来看，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当大厂不再是互联网人的唯一目标，出海企业，是否能成为他们寻求转型的新希望？

在某出海企业任职的Carol，最近很忙。

不仅是忙于工作。Carol几个月前加入的PM（产品经理）社群近期格外热闹，接连举办了几场关于海外业务的活动。“主要是想多交流，拓展下圈子，而且我最近也在招人，看能不能捞到一些简历。”Carol谈起自己参加活动的目的。

在Carol所在群内，不乏京东、字节、百度、美团等大厂PM。“很多都是对新能源、跨境电商感兴趣的，有的想要转行。很明显的趋势是，大家都很焦虑，手头的业务不太好做，海外业务越来越火。”Carol告诉霞光社。

讨论出海的笔记。图源：小红书

今年，是Carol在这家出海企业的第二年。论其背景，她是“大厂转出海”的典型案例。

五年前，Carol从海外回国，成为某头部大厂实习生，后拿到校招转正Offer。

彼时，正是中国互联网业务增长的黄金时期，“那时国内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特别快，这也是我没有留在海外的原因。”Carol回忆道。

据相关人士称，Carol所在项目对求职者要求极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大厂光环耀眼，Carol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落定，入职了核心业务团队，负责将海外的品牌引进国内售卖。

但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三年后，Carol突然觉得“待够了”。

国内业务增长见顶是她离开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Carol告诉霞光社，“只是觉得做很多东西，都没有成就感。可能一件事你做得很辛苦，但这个业务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不适合大厂。”Carol补充说。

2020年，吴浩然通过社招渠道进入腾讯，负责视频项目研发。三年多时间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颗“大厂螺丝钉”。

“（当时）可能都没有太多沟通的欲望了。更多时候只是分配任务，我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吴浩然向霞光社表示。

即便想创新，也难以推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吴浩然曾希望另一个团队支持其对某项功能的修改，再三沟通后，对方还是推诿了。他只能与组员从头开始重构产品，时间多花了好几倍。

“每个团队的关注点不一样，对方可能觉得这项工作对他们团队产生的收益很小，就不会很上心。”吴浩然解释道。

规模是效率的天敌。类似情况在大厂并不鲜见，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然一去不复返，再加上组织庞大、流程繁琐，且涉及到不同团队的配合问题，许多人会发现——当大厂走完一套初级的流程后，中小规模企业的进度早已远超于此。

“来米可后，虽然团队没那么大，但我们的目标更一致，效率也更高。可能提出一个建议后，隔一两天就能把这事定下来。我能更快看到反馈，工作也开心了很多（笑）。”吴浩然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北京时差五小时，发仔正在当地为新项目摸底。

去年12月加入一家互联网出海中厂后，发仔成了内容创新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此前，她曾在字节跳动做网文项目，已是有多年经验的成熟互联网人。但这次，她的角色不再是“高级专员”，而是拉起一项新业务的“大管家”。

谈起此次调研，她颇有收获，在电话另一端略带兴奋地描述，“土耳其的文化非常多元包容。你会在一条街上同时看到古老的宗教习俗、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前沿科技的冲击。亚欧文化在这里交融。”

伊斯坦布尔。图源：Pexels

当前正值穆斯林斋月，伊斯坦布尔也迎来了新一轮地方选举。走在路上，发仔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拉票的人满大街跑，向市民宣讲福利政策，另一边则是矗立百年的宣礼塔，悠悠播放着古老的斋月音乐。

身临其境的感受往往深刻，发仔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个市场可以做，内容产品需要包容的文化环境，这边基础建设也OK，最关键的是，各项成本不高。”

现在的发仔，讲起业务总会勤算账。“这是真金白银地往外花，我得核算设备费用、人力成本，以及海外渠道费用。整体的ROI目标也要根据这个提高。”发仔表示，这是大厂和目前公司最大的不同。“在字节，你只能看到一个项目的一小部分，很难这样从底层系统性地去思考和规划，这种尝试的机会我觉得很难得。”

从调研到实践，这种全然付出、从零到一的体验，或许只有做创新业务的出海企业能提供。发仔回忆，“字节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设’。如果你是商业化部门的，就操心商业化的事。你是做增长的，那所有动作都要和增长强相关。”如果“越界”，反倒可能招来质疑。

但现在，她的身份是项目的核心负责人之一。面对从零到一的开发，她需要有决策能力。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她要保持开放心态，解决更加复杂、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以及，凡是我认为对业务好的事，我不管是不是和我专长相关，我都要提；同样的，哪天运营给我提了一个好建议，我也会听。”

即便看上去困难，但发仔更厌恶平庸。“我不愿意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事，我就喜欢挑战。如果一辈子像个螺丝钉一样，想想也挺绝望的。”

发仔身上的互联网标签极为典型。计算机专业毕业、从大学起就开始做APP参赛、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鼎盛时期入局，她最早做的岗位是数据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用户心智”。

谈起用户，她能在三十秒内抛出五个问题，“如果我要做一个功能，我会想：为什么要做这个？用户心智是什么？用户的消费习惯是什么社会环境导致的？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他会在什么场景下受刺激，打开这个APP？”

很显然，从大厂出走，是因为她发现在国内业务增长受限的大环境下，自己的成长需求无法再被满足。而当下的出海企业，就像十年前高速增长的大厂——只要你肯付出，遍地都是机会。

当然也可以更直白一点。之所以来做海外业务，“主要是想赚钱，我想发财。为什么我叫发仔？就是这个原因。”发仔笑道。

面对社群内急切想要转做海外业务的互联网人，以及近年来出海渐热的大背景，Carol冷静表示，“没有那么容易。”

作为产品经理的Carol并非技术出身，再叠加“海外”的标签，一切显得更为艰难。“很多事情就是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就不得不会。没有人教我，我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搞。”入职后，Carol按照逻辑链路，在公司的白板上写满了要做的事，再排列优先级，从零做起。

回忆那段时间，Carol表示，“我睡觉都在想怎么画图，周末也在想。不同市场有不同的逻辑，语言、文化等差异，这些都要攻克。”

目前，Carol所做的产品已经在其赛道做到头部，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市场。整体来看，Carol认可海外业务的发展潜力，但同时，职场人也需要厘清现实中的难点。

“有人可能觉得做海外业务很洋气、高大上，但实际不是。比如游戏，如果你去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可能只能做看上去很粗糙的小游戏或者页游。再比如很火的跨境电商，它本身是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行业，利润很低，你要投入很多成本，才赚一点点钱。电商最终靠的是规模效应。”Carol说。

发仔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国内互联网业务成熟的运转模式，对于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第三世界来说，“要求过高了。”

基于国内的成功经验，许多人在转向海外业务后，会将其理解为业务的平移，但他们很可能会失望。抢时间、抢用户、迅速落地，这些国内大厂惯用的战略，需要在海外市场经过漫长的磨合期。“你不能拿国内的用户运营策略去思考海外受众，他们的心智和互联网认知都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做好至少更新70%认知的心理准备，做出海就会遇到瓶颈。”发仔表示。

发仔以产品举例道，“你会困惑，为什么他们（海外受众）看不懂这么简单的提示？为什么这招不灵了？但做出海不是复制粘贴，你一定要做很多调整。”

此外，本地人时间观念和契约精神偏弱，合作不太容易，让发仔极不习惯。她提到此前埃及出差的体验，“定好的本地人当兼职，但她当天直接爽约，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违约金什么的更不用说，这边好像没这个概念。”并且，“他们没有中国人‘卷’。在国内，做一个小项目，10天就能出来，中间可能都不休息。但这边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对从大厂出来的互联网人说，做海外可能并不会让他们更舒服。”发仔认为。

伊斯坦布尔。图源：Pixabay

当然，这些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就像国内互联网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样，“如果你想做好，就没有好做的事情。”面对蓝海市场，谁能抢滩登陆、打破壁垒，谁就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全球化大厂。

而对已经是Leader的Frank来说，挑战更多来自组织管理。“过去我做的都是产品垂直领域的工作，但是现在角色变了，我自己也必须成长提升。” 成为新产品团队负责人后，他每天都会仔细琢磨组织能力建设、团队管理、分工协调这些此前较为陌生的体系。

从头开始搭班子做产品并不容易。大厂有完善的组织机制和人员体系，但早期创业团队并不具备这些。Frank也曾为招不到人发愁——如果岗位空缺、没有骨干力量，那么，所有的规划都无法落地。

时间不等人，Frank最终选择先跑起来。他自己亲自下场“捞人”，同时有的放矢：他只挑那些对行业有热情、有强烈成就动机、自驱且愿意成长的人。“背景和资历没那么重要，先招过来认真培养。等到业务成熟，就大胆放权，把一摊子事情交给他们。”

直到今天，Frank也依然把“能做事情”当作选人的头号标准，“经验、项目经历啥的，其实都可以慢慢补充。”

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2023年度人才迁徙报告》显示，近三年，中国企业出海招聘需求持续增长。

出海人才供需比从2021年的0.58，变为2023年的2.18。这意味着，每个岗位都至少有两位候选人参与竞争。出海人的求职压力，也在悄然增加。

大厂人愈加困扰：到底是留在大厂接着卷，还是出去看看机会？

决心并不好下，毕竟大厂自带光环，明火亮灶的自助食堂菜色诱人、宽敞的健身房摆满顶级器械、逢年过节的礼品丰富且精致。和所有这一切告别，需要勇气。

选择留下，或许也没问题。但小红书上，以“All in 出海”为标题的笔记还在迅速增加。互联网社区内，讨论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的帖子越来越多。跨境电商的开疆拓土，社交娱乐APP的高歌猛进，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一骑绝尘，也着实让人心痒。

有一部分人已经抢先转岗，去了大厂新拓展的海外业务。但留在原地的人，愈发焦虑。

To be or not to be?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认为，“首先还是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出海，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转到海外业务，是否能接受时差和文化环境差异？这是最基础的两个问题。”

Leo主讲活动。图源：Leo

其次，Leo表示，正在关注出海岗位的候选人，也可以先寻找远程兼职或者更加弹性的工作，作为过渡或尝试。

此外，Leo观察发现，当前出海企业的人才招聘需求仍集中在中高端岗位，这对有一定经验的大厂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一块全新的市场，企业肯定会先招聘中高端人才，或者对海外市场洞察很深的专家型人才，先组建好海外团队，才会考虑较为基础的员工招募。这是一个固定模式。”

从大趋势上看，Leo判断，“现在是海外业务密集增长的时刻，但未来两年，可能会有一波洗牌。”

海外业务所面临的本地化难题、合规困境，揭示了看似热闹的出海赛道背后密布的荆棘。而卷入其中的互联网人，也需要在考虑职业选择时更加冷静，且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当大厂人转出海时，他们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Leo的回答是“愉悦”。“年轻一代的职场新人，更注重工作带来的价值感和愉悦感。类似加班太多、太卷啊，这种职场环境，肯定不是之后的主流。在更国际化的职场上，996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远程办公，可以居家办公，这些方式已经很流行了。”

而Frank的回答则是“自我实现”。

他回忆在大厂的日子，“在太大的组织内，做事总要遵循一些规训，想去突破和创造是很难的。”但他想做不一样的产品，“趁着还年轻，去挑战一些东西，想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2021年离开大厂后，他的想法很简单。对这个赛道充满热情是前提，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匹配到一群有理想的互联网人，一同成长、探索新的方向。“我们能一起合作，把产品做到更高的天花板。”

对吴浩然来说，若想回答这个问题，他需要再往前追溯，回到他被互联网科技吸引的时刻。

吴浩然对中学时代的印象，是2G网络、头戴式耳机，以及需要放磁带的步步高复读机。到现在，这些旧时代的记忆已经演变为了5G网、Airpods，以及飞速迭代的智能机。

“科技改变生活。”吴浩然坚定地说道。他之所以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正是本着想改变世界的决心。他希望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站在新时代最前沿的位置。

“做研发的初心，就是希望自己写的代码在很多用户手机上运行。”这是互联网人内心最深处的驱动力。

人才的迁徙始终跟随价值流动的方向。过去十年，国内互联网高速发展，马太效应之下，人才纷纷流向大厂；如今，他们重新启程，转身向海，寻找新的舞台。

抛开现实生活的种种残酷命题，仍有许多人享受挑战、渴望自我实现，“出海”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人想错过开往下一个时代的列车。

如果可以，谁都希望生活不止眼前的“打工”，还有更大的世界和更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