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阶级因素渐具决定意义（组图）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Tim Walz）做副手，特朗普选择万斯（J.D. Vance）做副手，从这两个副手人选可以看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向社会中下阶层要选票，都想通过具有特定背景标签的副手人选，催动社会中低阶级这个票仓。

贺锦丽本来有两个副手候选人，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罗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因为夏皮罗在宾州具有极大的支持率，握有19张选举人票，是两党必争之州，加之夏皮罗是犹太裔，既往政治立场又不那么激进，即可争取到犹太财团支持又有利于争取温和选民，故多数分析认为夏皮罗更具优势。

但是，贺锦丽却令人意外选择了知名度并不高的沃尔兹。

何以如此？因为沃尔兹具备典型的美国白人农民背景，而且具有农民和中产的双重出身标签。

细看沃尔兹的成长经历，他小时候在农场打工，后加入国民警卫队，担任过高中社会学教师和足球教练，再后来进入国会到成为明尼苏达州州长，是一路通过奋斗从底层进入政治精英阶层的人物。因为这一成长背景，沃尔兹在再既往的从政经验中刻意为自己营造了更关注社会公平的左派人设，比如重视农民利益，推动带薪事假等。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而非夏皮罗，显然是看重了沃尔兹身上的这些标签，认为在和特朗普的争夺中，沃尔兹比夏皮罗更能催动中低阶层的投票热情。

这一选择和特朗普选择万斯有异曲同工之处。

万斯也是一位从底层奋斗上来的政治人物，其原生家庭出身比沃尔兹更低许多，其以自身成长经历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所描述的家庭环境简直就是一团乱麻。特朗普选择万斯做副手，除了万斯是MAGA的激进支持者，其家庭成长背景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政治标签。

从万斯到沃尔兹，两位出身底层和农民家庭的政治人物雀屏中选，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绝非偶然，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这种变迁已经开始在政治层面引发反应。

图为2024年8月6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与其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Tim Walz）出席费城的竞选集会。（Reuters）

这一变迁的突出特征是，增量财富在上层精英与中底层之间的分配出现断层，虽然经济一直在增长，但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低产阶层却被政治遗忘，中底层的生活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增长变好，反而因贫富分化而变得更糟糕，社会不满情绪在增加。

特朗普所以能获得那么多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铁锈区、农民、受到国际化冲击严重的制造业及社会中下阶层都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这也属于经济出现问题，但情况却和「克林顿-老布殊」竞争的时代不一样。

老布殊、克林顿时代，美国的中产仍然相当殷实，社会分化还不严重，克林顿打败老布殊的大选名言「笨蛋，是经济」，主要针对当时的经济增长乏力而非经济公平问题。

但这二十多年来，随着国际产业链转移和经济虚拟化，金融化、服务业化，美国经济虽在发达经济体中仍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社会中下阶层却难以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整体贫富差距变得更加严重，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激烈，保守主义与民粹情绪也随之崛起。

事实上，这些年不仅美国面临这个问题，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特朗普自身崛起以及不少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是这一社会问题在政治上的投影。有不少人认为，贺锦丽选择沃尔兹是一大败笔，还有人认为特朗普选择万斯也是败笔（因为其主张与特朗普高度相似，不利于覆盖其它不同政治主张的选民），其实这些分析，都没有认识到美国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没有把握住特朗普和贺锦丽做出人选决定的内在逻辑。

在美国选举中，族裔、边界、堕胎、医保、外交等仍然是重要选题，但阶级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