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死了华裔女科学家（组图）

‍‍

直到近两个月后，吴瑛的自杀，才终于引起人们的关注。

圈外人不太了解吴瑛女士是谁，但她在神经学和遗传学领域的突出贡献领先世界。很多和她有过接触的同行，都对她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

吴瑛早在2007年就拿到了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终身教职，她在这里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实验室，做着自己热爱的研究，悉心培育想要走上科研之路的后辈。60岁，也许是一个科学家的学术硕果丰收之时，但她却选择自杀了，这让不少人感到疑惑。

一家香港的英文媒体最先捕捉到了这种反常，8月31日，该媒体以“中国出生的神经科学家吴瑛失去了她在美国的实验室，然后她失去了生命”为题，尝试还原了吴瑛生前的遭遇。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早在7月10日，这位华裔科学家已于芝加哥的家中自杀离世，享年60岁。消息传出，学术界一片哗然。

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吴瑛生前遭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调查，并被西北大学赶出了实验室。

美国西北大学

NIH是美国学术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资助者，一些医学中心每年可以从该机构获得数亿美元。在2018年，NIH向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100多所大学与医学机构，包括西北大学发送了电子邮件，要求它们定期对内部员工进行调查审计，以确保资金被“妥善使用”。

但在实际进展中，被“特别关注”的群体，大多数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人，特别是从中国赴美的科学家。

南风窗记者调查发现，诸多线索表明，吴瑛也是NIH的调查目标之一，其生前承受的巨大压力有迹可循。简单来讲，就是从某个时刻起，政治“关心”了她，然后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

要强的人

吴瑛一直沉默，一切压力都未对人言。

吴瑛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导师汤姆·玛尼亚蒂斯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自己一直都很尊重吴瑛在自己的实验室和作为独立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两人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吴瑛从未给他说过任何有关NIH调查的事情。

“去年，她还参与策划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80岁生日庆祝活动……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直到她的儿子和女儿写信告诉我她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自杀的。”

吴瑛的一位同僚也向南风窗记者表示，虽然两人是朋友，但关于吴瑛为何决定自杀，他并没有“一手信息”。在今年7月27日于贵州举办的纪念吴瑛的追思会上，他是站出来发言的学者之一。

迄今为止，吴瑛的儿女都选择了保持低调，没有与媒体公开讨论相关事宜。根据他们起草的葬礼安排通知，吴瑛于7月17日被安葬在了芝加哥玫瑰山公墓。

外人大概率很难得知在吴瑛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据吴瑛一位科学家好友的猜测，她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一时想不开”。

“吴瑛是个很要强的人”，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学家对南风窗记者这样说道，“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科学家，是希望做一番事业的人，她绝对不是平庸之辈。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她是个典型的女强人……但就是太要强了”。

吴瑛

这位科学家本不愿接受采访，但吴瑛的自杀，让他决定与记者“简单交流两句”。这不仅是因为吴瑛是他的好友，也关乎两人相似的境遇。他在很早就获得了美国某高校的终身教职，直到NIH的调查使他被迫离职，并最终选择离开了美国。

他曾多次想要向吴瑛伸出援手。他对记者表示，他每次去吴瑛的所在地访学，都想找她聊一聊，但一直被拒绝。“她不跟大家分享她的困难，也没有多少朋友在身边……再加上她十年前还查出过结肠癌，后来应该是没有复发，但到现在这情况，可能一会想不开，就走上了绝路”。

考虑到吴瑛足够卓越的履历，这份要强并不让人意外。

1986年，吴瑛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随后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1年获得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

之后，她开始在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读博士后。她的博士后导师玛尼亚蒂斯是《分子克隆实验指南》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当时在美国生物学界被称为“蓝色的圣经”。

离开哈佛后，吴瑛分别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在2005年，她加入了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并在2007年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领导着神经学和遗传学实验室。

虽然有些圈内人在听到吴瑛的名字时，还是会联想到她是著名学者饶毅的前妻，但吴瑛本身取得的成就，早已超过二人往日在美国共同经营事业的范畴。

饶毅在个人公众号上悼念前妻吴瑛

在吴瑛成为西北大学神经学教授的那一年，她被选为美国临床研究学会的会员。这一荣誉只授予在医学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而吴瑛是其中少有的华裔女性成员。她针对RNA剪接和RNA结合蛋白的研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并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

此外，吴瑛还在英国牛津与另外两名生物科学家共创“转录后基因调控”会议，至今已举办二十年。

除了搞好自己的研究，吴瑛还是一位好老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教授任兵看来，吴瑛是一位“真正的榜样”。

任兵曾于1993年在哈佛大学接受吴瑛的指导。在他看来，是吴瑛的教导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并促使他决定将科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

作为一名兢兢业业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吴瑛的生活本应该更简单，她的神经学研究也与政治扯不上关系，但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所有事情开始被政治所裹挟。

发生了什么

虽然目前仍无法得知是什么促使吴瑛在7月10日那天做出了自杀的决定，但根据目前的诸多线索，仍能勉强拼凑出这位华裔学者的生前境遇，以及过去几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NIH使吴瑛失去了推进研究的物质基础。

NIH官网显示，吴瑛最后一个来自NIH的资助项目为“线粒体在TDP-43蛋白病变中的作用”（The Role of Mitochondria in TDP-43  Proteinopathy），获得的资助金额总计303万美元，从2018年开始，至2022年结束。

NIH官网显示的吴瑛最后一个来自NIH的资助项目

但知情人士告诉南风窗记者，其实在进展中途，这一资助项目已经被转移给吴瑛隔壁实验室的负责人，由对方代理执行。

9月18日，NIH校外研究办公室在回复南风窗的置评请求中表示：“NIH不会讨论具体资助项目、受助机构或相关研究人员的资助合规审查”，但在圈内好友知道，吴瑛的确遭受了调查，只不过外人很难想象她生前承受了何种压力。

当这笔资金耗尽，NIH还不允许吴瑛继续申请新的研究资金，不仅如此，西北大学还关闭了吴瑛的实验室。有知情人士透露，当吴瑛在规定时间内仍不愿意离开实验室时，是警察强行将她从实验室带走的。对于一位在学术界声誉卓著的科学家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无异于一场公开的羞辱。

吴瑛在规定时间内仍不愿意离开实验室时，是警察强行将她从实验室带走的 / 起起制图

在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研究领域杰出教授王小凡看来，这些调查直接扼杀了吴瑛的职业生涯。在吴瑛这位好友眼中，“剥夺她从事研究的权利就像夺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在吴瑛去世后，美国西北大学不仅没有对此发布任何讣闻，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将吴瑛的个人资料页面全部删除。但按照学术界的惯例，当像吴瑛教授这样资深的学者去世时，其研究成果、出版记录和资助信息通常至少会在大学网站上保存几年时间。

因此，吴瑛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于NIH，更有她就职的西北大学。不过，事发后，该校多次拒绝回应媒体问询。

前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对南风窗表示，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这些年，来自美国官方的审查压力是方方面面的。他并不意外西北大学和NIH进行了合作，因为在这几年，美国高校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隶属美国司法部）合作早已是常态。

他说：“只是有些学校做得过分一点，有的更重视表面功夫，明面上看不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表示，在目前美国诸多高校都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西北大学也许一开始也想利用这件事，“逼着她退休，让她关闭实验室”。

中国行动计划

目前仍未有定论是什么使得吴瑛成为了NIH的目标。

中美之间曾有过长时间的科研领域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到了201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开始滋生戒备。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将这种对中国的怀疑直接推向前台。2018年开始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便标志着这种显著的转变。许多拥有中美双重学术身份的科学家，尤其是与中国科研机构有联系的学者，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特别关注。

2018年，吴瑛教授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做学术报告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发起了调查，一众科研人员被提起刑事诉讼。有媒体分析相关起诉书发现，被指控的人中，并没有科学家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其中近一半的案件被撤销。

这些没由来的指控，也遭到了美国学界的批评。有学者称，这些案件暴露了美国的“执法错误和检方过度的热情”。西东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对此表示，这是将个人动机与国家政策目标混为一谈，导致“中国身份”被犯罪化。

与此同时，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发布的调查研究，美国司法部从未对“中国行动计划”案件作出明确定义或是标准化描述，也没有披露其中包括多少案件。

此前曾为多名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华裔科学家辩护担任代理律师的彼得·泽登伯格透露，吴瑛曾是他的客户之一，但他表示无法向南风窗透露相关详情。

除了被提起刑事诉讼的风险，来自NIH的特别关注也不容小觑——闭门调查。

NIH副主任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uer）对闭门调查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护科学家的隐私”，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这似乎更像是为了遮掩明确的政治意图。

根据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于2023年3月发布的调查，在NIH发送给合作大学和医疗机构的信件中，有约81%被提到的科学家是亚裔，91%的受审查合作是与中国同事进行的。

2023年，《自然》杂志刊发文章，讲述了5位华裔科学家如何被迫接受NIH的调查

这样的“被针对”无疑是致命打击。自2018年以来，在246名被盯上的科学家中，有103人（42%）失去了工作，其中大多数人是终身教职工；有五分之一的人被禁止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申请新的NIH资金，对大多数学术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这也是为何西北大学对吴瑛的冷漠处理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许多面临类似指控的华裔/华人教授，都被所在大学抛弃，被迫选择辞职或提前退休。

有美国高校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当迈克尔·劳尔说某个目标科学家“在NIH生态系统中不受欢迎”时，学校就会明白他的意思——劳尔正期待着行动。

在麻省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兼利伯塔尔·罗格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林志安（Ann Chih Lin）看来，美国大学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NIH已明确表示，如果学校无法解决针对某教授及其科研经费的疑虑，它不仅会要求大学偿还相关经费，还可能会调查该校所有的NIH资助项目。这不仅涉及失去经费的风险，还将带来公开的纪律听证或申诉程序。因此，许多大学会主动与涉事教授接触，并下达最后通牒。

如履薄冰

直到吴瑛死后的1个月，NIH院长莫妮卡·贝尔塔尼奥利才正式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此前的行动对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研究人员“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他们可能会感到被针对和疏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但这样的后果真的是“意料之外”吗，这种“被针对和疏远”只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吗？

可以说，自特朗普政府发起“中国行动计划”后，达摩克斯之剑悬在每一个亚裔，尤其是华裔科学家的头上。

“我不再感到安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美学者论坛创始副主席李凯（Kai Li）这样说道，“我也不再申请联邦拨款了”。和李凯有着同样感受的华裔学者不在少数，出于对美国政府监控和潜在调查的担忧，许多华裔科学家选择避免申请联邦资助，并减少与中国的学术合作。

2021年10月，美国华人精英联谊组织“百人会”与亚利桑那大学联合发布调查报告，美国政府对涉华交流的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诸多华裔学者的正常生活。

美国政府对涉华交流的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诸多华裔学者的正常生活 / 起起制图

报告显示，42.2%的华裔科学家感到被种族定性；38.4%认为，种族背景让他们在获得研究资助时遇到困难；50.7%的华裔科学家表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控，并认为这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学术工作；非华裔科学家也因为“中国行动计划”减少了与中国的合作，担心引发政府审查。

针对这一现象，“百人会”的主席黄征宇有一个形象的类比：在非裔美国人社区，有一个词叫“黑人驾车”（“driving while Black”），指的是非裔美国人因为肤色更容易被美国警察拦下。而现在，在华裔美国人社区，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华裔美国人搞研究”（“searching while Chinese American”），指的是华裔科学家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血统，就更有可能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

可以说，在可见和不可见的地方，华裔科学家面对的都是一个被彻底扯下遮羞布的“美国梦”。

在2021年9月，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长加兰表示将对“中国行动计划”开展内部审查。在2022年2月23日，这一臭名昭著的计划被宣布终止。

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前述那位科学家表示，有时候拜登的举措甚至比特朗普当政时更严重，只是不拿到明面上。“事实上是照样在干，一点都没停”。与此同时，来自NIH的闭门调查也没有结束。

美媒《外交政策》就曾发文称，人们质疑“正式放弃‘中国行动计划’的名称，在多大程度上会伴随着政府政策的实质性变化”。

比如在2023年4月，前哈佛大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因隐瞒与中国的学术联系被罚款超过8万美元，并被判处在家软禁。

前哈佛大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行动倡议”发起后，美国华裔科学家的流失率在加速上升，即便在该计划被终止后，很多华裔学者出于对寒蝉效应的担忧，也在考虑离开美国，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任职。多家美媒警告称，美国正在自食其果，这终将阻碍华盛顿的科技发展进程。

但在更重要的国家议题面前，再高的人才流失率，再令人痛心的悲剧，也无法抑制更多的问题被政治化。直到今天，吴瑛的去世仍被诸多疑团包裹，而政治依旧在不被看到的地方关心着每一个它想关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