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私带警械跨省抓民营企业家索财：抢劫犯还是滥用职权犯？（组图）

企业家沈某遭跨省抓人，警察途中暗示可“花钱销案”。沈某察觉不对，便跳车逃走并报警。

这一跳，竟跳出一起典型案例！

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通报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开展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而上述案例，便是其中的一起趋利性执法司法案例。

据通报，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

【笔者的疑惑：这不就是私下去敲诈民营企业家吗？】

同年6月11日，杨某某、占某某根据事先查询的信息，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在车辆行驶途中，杨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后沈某趁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公安机关接警后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对杨某某、占某某立案侦查，调查发现二人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无法以上述罪名继续侦办，案件陷入僵局。德清县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审查认为二人可能涉嫌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滥用职权罪，将线索报送湖州市检察院。

湖州市检察院经研判果断立案侦查，前往外省某县公安局，调取杨某某、占某某身份信息，确认二人系司法工作人员，并固定了二人违规使用公安系统查询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材料。通过详细询问相关人员、调取报案记录、监控视频，明确杨某某、古某某以公安人员身份将沈某带走并非法控制的基本犯罪事实。

检方还前往被害人沈某所在地公安机关以及行业协会，对该案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取证，进一步夯实二人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证明材料，为指控杨某某、占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奠定扎实基础。

占某某在侦查阶段对其行为性质有不同辩解，检察官通过法律分析和司法政策解读，使其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最终转变对抗态度，自愿认罪认罚。

德清县检察院以杨某某、占某某涉嫌滥用职权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二人均未上诉。

这起典型被公布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澎湃新闻刊发评论《马上评丨私带警械跨省抓人索财，“趋利执法”必须严惩》，文章指出，这一案件的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败坏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声誉，司法权力被杨某某、占某某用于勒索钱财，无异于知法犯法，这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违反法律，将黑手伸向民营企业家。

评论区，多位网友质疑“判轻了”。“这不是执法，这是犯法。”“七个月、八个月，这也太轻了吧，判个七年、八年还差不多。”“知法犯法、公职人员犯法，不应该判得更重吗？”

还有网友对认定的罪名提出质疑。“才几个月？执法人员敲诈勒索。按照普通人来判刑也要三年以上吧？”“这哪是滥用职权，这是敲诈勒索！”

此案在法律圈也引起了讨论。知名律师王才亮同样质疑道：“这仅仅是滥用职权犯罪吗？”

王才亮在微信群交流时说，“这两天，人们对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通报的那起涉案警务人员 ‘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的案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是，读完通报，怎么都感觉到存在问题。”

笔者读完案例，第一直觉是，那两个警务人员涉嫌犯抢劫罪，只是抢劫未遂，而不是犯滥用职权罪。案情通报第一段描述的“很直白”：两名警务人员私下寻找“猎物”——民营企业家进行索财。

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规定在《刑法》的第二百六十三条，其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实施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从而构成的犯罪。

敲诈勒索罪同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规定在《刑法》的第二百七十四条，其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实施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从而构成犯罪。

从字面看，这两个罪名确实有相似之处。不怪网友对于上述两名警务人员的行为判断是“敲诈勒索”。

河南省法学会官方账号“法治中原”曾在2022年5月17日发布一篇普法文章——《张明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区分》。文中，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专门对二罪名的区分有介绍，区分这两个罪名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中的暴力、胁迫则只要能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就可以。

再聚焦浙江省检察院发布的上述典型案例。杨某某、占某某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私自将企业家沈某从家中带走并非法控制，这就算是使沈某陷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而不敢或不能反抗，此时，杨、占二人索要钱财，号称“花钱销案”，不就是老百姓理解的抢钱吗？

利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来要钱，受害人不敢反抗，这还不是明晃晃的抢劫吗？

再来看一看滥用职权罪，规定在《刑法》的第三百九十七条，其定义为：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

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那么，杨某某、占某某的行为、目的，主要是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进行侵害，还是对公安机关正常执法秩序进行侵害？笔者觉得，大多数人读完案例后会有自己的判断。

当然，目前对这一案例的细节公布得还很不够。这一方面，也引发媒体追问。11月21日，南方都市报看法评论《民警私带警械跨省抓人索财，为何不公开其单位和姓名》。

文章中点到，涉案人员“私自携带”诸多警用装备，长时间在外逗留作案，很难不让公众对其行为的定性产生疑问。是“执行公务”过程中私欲膨胀、行索要财物的事实，还是私自携带警械外出作案而较长时间内未被所在单位发现？涉案人员趋利执法又究竟有哪些前情后事？这名民警叫什么名字？是哪省哪县哪个公安部门的？其所在单位对本案的反思整改情况又是如何？

笔者有所困惑，两名民警的行为会让人想到是索贿，想到是绑架，想到是敲诈勒索，想到是抢劫，如今的处理是认定为滥用职权，且仅仅判处七八个月，这会不会让公众陷入“警务人员降格处理、法外开恩、实报实销”的“误解”？

最后，笔者希望，这两个涉案人员的单位要主动出来“报个家门”，向公众澄清事实、说明情况！犯了错不可怕，不敢承认才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