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重修后，巴黎圣母院还算是“历史遗迹”吗？（组图）

2019年4月15日傍晚，滚滚浓烟从巴黎圣母院的屋顶燃起，不久后标志性的尖塔也轰然倒塌。大火扑灭后，法国政府多方筹集资金，于2019年7月确认修复方案，开始了历时5年多的修复。2024年12月8日下午6点半，巴黎圣母院正式重新开放。

花费资金8.43亿欧元、耗时5年半。为何巴黎圣母院的“复生”之路有这么高的金钱与时间成本？最终效果如何？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崔金泽博士，做了如下解读。

巴黎圣母院火后情况示意图丨英文原图来自华盛顿邮报

正在崩塌的巴黎圣母院尖塔

修复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还有大量资金（一说8.43亿欧元）。时间和资金都花在哪里了？

为何耗费时间与金钱如此之多？

整个工程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整个时间不是五年而是十年，或许一些工作还可以完成得更细致。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真正的复建（可能只占整个工作量的1/3）。

勘察与记录

法国人首先对火灾后的残存现场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调查，使用3D扫描和全景记录等技术，严格记录所有受损部分。有哪些砖石还残留着？哪些木梁从屋顶掉落下来了，掉落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也像记录犯罪现场一样，为后续找到失火原因、起火点提供了依据。

通过对火灾前后调查的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精确识别大教堂唱诗班拱顶的变化。丨Roxane ROUSSEL / MAP / Notre-Dame de Paris Scientific Site / 文化部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巴黎圣母院的 3D 视图。白色是历史学家安德鲁·塔伦 (Andrew Tallon) 在 2006 年至 2012 年间记录的，红色是 2019 年火灾前另一次调查活动中的记录，蓝色是火灾后进行的复建规划。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紧急加固

在木质屋顶坍塌后，残存的建筑结构变得不稳定，中世纪的石墙和飞扶壁也可能有变形、开裂，有继续坍塌的可能。修复团队使用木框架，对这些脆弱结构进行紧急支撑和固定，如同为骨折的肢体安装夹板。

环境清理

这看似与“文化遗产保护”无关，但恰恰是本次修复工程中非常耗时耗力耗资的工作。

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原本铺作了厚厚的铅板，类似中国板瓦的作用。玫瑰花窗的纹路也是由传统的铅材料制成。这次火灾把整个屋顶烧掉了，造成了铅板融化。

玫瑰花窗由无数彩色玻璃拼合而成，右侧玻璃片间的黑条就是黏合所用的铅条

多达 400 吨的铅被化为烟雾，最远飘向巴黎以东 16 公里处。有毒的含铅灰烬飞散到各处，整个覆盖了建筑的墙、壁画、彩色的玻璃花窗上面；甚至污染到了附近地铁站、学校、居民区和地下水。2019年夏末，巴黎圣母院内铅浓度达到了123,000 μg/m²，是巴黎铅本底值的25倍。

这个问题起初并没有引起当局的太大关注，但在工人和健康专家抗议后，修复工作被迫暂停，铅粉清理随之展开。在大规模复建启动前的近乎两年时间内，工人需要穿戴全套防护设备，在每日限定的时间内，一点一点用刷子对文物本体进行清洁，同时治理周边环境，检测居民的血铅含量。

教堂内坍塌的脚手架丨Patrick Zachmann

前期调查和清理工作中，也有了意外的文物研究与考古发现。

巴黎圣母院屋顶的木构建筑，自19世纪维奥莱-勒-杜克主持风格性修复以来，还没有人真正地去拆解下来过。借由这样一个构件解体的契机，团队也看到了以前视线不可及的地方，比如发现了19世纪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为建造尖塔而添加的补强结构，还有交叉甬道处中世纪曾经存在的圣坛屏残迹，以及19世纪壁画所覆盖的中世纪颜料层。这些新发现的文物和历史信息，目前都在距离圣母院不远处的国立中世纪博物馆展览，作为火毁经历一种别样的见证，建议游客一并参观。

这只手是13世纪圣坛屏的一部分。圣坛屏（rood screen）曾在18世纪初被损毁，一部分碎片就此被埋在教堂下。300年后，彻底的清理工作使它们重见天日。丨 Courtesy Denis Gliksman, Inrap

复建

所有这些任务结束之后，才是复建，包括重建尖塔、屋顶结构，以及雕像的复原。复建的工作实际上延续大概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邀请了传统工匠按照中世纪工艺完成工作。

为什么法国选择用这么多钱和时间复建？跟原来一模一样吗？

始建于12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在法国是什么地位？类比成故宫，大家就明白了。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一座正在使用的主座教堂，同样背负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法国有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传统，有很强的民族认同，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是它在欧洲的特别之处。法国在中央政府下面有一个文化部，统领全国的文化事务（就像咱们的文化部一样）。所以整个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要修、要怎么修）能够达成共识，也能募集到这么多资金、政府和社会力量。

法国文化部体系下有一个角色叫“文物古迹主任建筑师”，类似咱们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的修复相关事务总顾问。在这个体系下，巴黎圣母院是直接受文化部管理的，级别和国家博物馆相同。

法国这次选择了复建 （reconstruction），也就是把巴黎圣母院完全按照过去的状态、过去的样子，重新物质性地再造起来。为了能够准确复建，需要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基于的是非常严格的历史记录（图像、书籍、过往测绘资料），当然还有现场调研的材料。巴黎圣母院的现任主任建筑师菲利普·维勒纽沃（Philippe Villeneuve），负责了整个工程。

建筑完成于1163-1220。13世纪的成就，12世纪的风格

究竟选择哪个时期，作为这次“复建”的基准呢？团队并没有选择巴黎圣母院中世纪建造完成的样子，而是选择了19世纪的“修复版”。

巴黎圣母院建造于1163-1250年间，中间曾因法国大革命严重损毁。19世纪，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对其进行了“风格性修复”。作为专业的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对哥特建筑的建造技术有着充分的认知，而且他在探索中与中世纪的建造者达成了共情、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审美和创造性，最终让19世纪的修复与12世纪的原建筑达成了风格的统一。他也在那次修复中加上了属于自己的主观思考，比如给巴黎圣母院加上了高调的尖塔。

左：维奥莱-勒-杜克所绘巴黎圣母院尖塔手稿。右：新增尖塔的示意图，来自维奥莱-勒-杜克与同事 Lassus丨 左来自Connaissance des Arts，右来自Images d’Art

法国文化遗产人的心中，巴黎圣母院在900年历史中，一直在不间断地“生长”；最后的一次干预也就是勒杜克的工作，塑造了它至今的形象和风格。这个风格才是圣母院建筑最完美的状态，是火毁前的建筑所表达出的“主旋律”。

怎么保证能恢复成19世纪的样子？

巴黎圣母院详细的历史档案、19世纪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记录，以及火灾前的数字化扫描，为这次复建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持。更惊人的是，屋顶木架构的建造、木材和石材的选择，不止跟19世纪一样，也跟中世纪的建造逻辑一致。

法国始终都保持着非常强大的传统木结构建造能力，技术代代相传，类似咱们的非遗传承人体系。这依赖于保存完整的“伴学”（Compagnonnage）学徒团体，和手工业行会。“伴学”制度的文字记录可追溯到15世纪，要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学习技艺和行规、通过考核，最重要的是在5-9年内“欧洲游学”，继续学习并完成作品，才能通过考核，成为行会的一员。这个传统工匠的传承体系在法国的完整保存是独一无二的，于2010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伴学”体系下的工匠在19世纪就帮助维奥莱-勒-杜克建造了尖塔，也在今天参与了木结构的复建。

壮观的屋顶木结构丨PEFC，摄影师Patrick Zachmann

和过去一样，圣母院屋顶里的“森林”由数百棵橡木搭建而成，且橡木生长时间为150-200年。加工木材、组合木料、搭建木构，他们最大程度地遵照着几百年前的传统。比如把原木加工成方木时，木匠仍然用传统的工具对表面进行切削，而非现代机械，形成古老式样的表面加工纹理。甚至于每天什么样的工作量、几人配合，也都是依照行会规则。

石材也是有类似的技术传承下来了，加工的技术含量比这个木材的稍微低一些。石材的难点是，建造巴黎圣母院时所用的那个采石场已经枯竭了，那在哪些采石场才能找到和原先中世纪的一模一样的石头。

当然，这次复建（尤其是前期）用到了大量现代技术，如激光扫描、3D建模、AI辅助分析，确保修复工作的精确和高效

复建后，是否有不同之处？

每一任主任建筑师，可能都会给建筑加上自己、或者带有时代色彩的特色或者理解，这次也不例外。

现任的主任建筑师菲利普·维勒纽沃，把自己的头像放在了教堂屋顶上，取代了一个中世纪小怪兽，与上一次大规模修复的主任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的塑像对望，仿佛一次跨越时空的共情。

还有这个尖塔最上面那个风向标，本来是一个金属造的鸡。他们没有把这个19世纪的原物放上去，而是请当代的设计师重新设计了一个非常前卫的形象：远看是鸡，近看是一个火焰的形状，是一场大火的样子。这个鸡金碧辉煌的，鸡的肚子里面也填了一些材料。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非常感人：除了几件宗教圣物之外，还有一个几千人的大名单，是所有参与本次巴黎圣母院复建工程的工作人员。

吊装新鸡丨AP/Michel Euler

大火前后， 巴黎圣母院的价值是否有变？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讲，我认为没有发生变化。现任和前任主任建筑师的观点是，复建又为巴黎圣母院增添了“新的真实性”（new authenticities）。

如果讨论复建之前和之后它的价值有没有变化，我们就要先看这个价值是谁定的、通过哪一套话语体系去评判。我们先选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话语。

当年巴黎圣母院在被评定成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官方认定的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是什么？并不是它自己这一座建筑本身被定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而是作为“巴黎塞纳河畔”的一部分，是塞纳河两岸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元素。当它是巴黎城市文化景观的组成之一时，复建改变的小细节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

要是从更广大的视角，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如何看待巴黎圣母院，那也许是更加普世和文化性的角度。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或者音乐剧、电影。那这样，复建就更没有减损它的价值了。具体的某一块石头，或者是某一根木梁，它到底是中世纪的、19 世纪的还是21世纪的，都只是太具体的物质形式，跟咱们心中的文学想象、情感寄托是没有太大关联的。

在火灾发生后的两个月内，巴黎圣母院要重修成什么样子，是维持火灾后坍塌原样还是就此设计新锐样貌，曾有过诸多讨论。但法国人很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2个月内就选择了重建方案：跟随维奥莱-勒-杜克的基调，恢复建筑本身在风格上的统一，复原中世纪架构的建造逻辑，反复强调它的审美与情感价值。自2014年以来，法国各界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肯定和推崇与日俱增，圣母院的复建即为这种全国性的认识和情绪提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突破口。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与修复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提出《威尼斯宪章》，其在真实性方面片面地强调了物质属性。这是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反修复”主张和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的“风格性修复”之间展开大辩论以来，对后者主观臆造美化古迹的进一步否定。然而，这种对真实性的定义，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话语的加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文化对遗产价值的想象，尤其是非物质层面价值的表达。

1994年，借助日本伊势神宫式年迁宫的启示，《奈良真实性文件》在《威尼斯宪章》的基础上对真实性的内容做了补充，强调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具有文化相对性，应同时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属性。遗憾的是，《奈良文件》的实际影响力远不及《威尼斯宪章》。

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及其灾后修复，毫不意外地援引了《奈良文件》的相关表述，也像是法国人公开为维奥莱-勒-杜克正名。它为当代建筑遗产保护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案例，也为我们客观理解今天欧洲大陆存在的不同遗产化路径，提供了真实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