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大火十周年：唯一幸存者“从地狱回来报信”，台湾消防改革了多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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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我幸存，他们却无法活著离开？」黄钰翔问了十年。

十年前，他刚加入消防队就经历一场「只有消防员死亡」的大火，在桃园新屋保龄球馆火灾中，只有他一人顺利逃生，其余六名消防员皆殉职火场。

这是当时台湾消防员殉职人数最多的火警，也是当地首次殉职案发生后有活著的人出来诉说事发经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黄钰翔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当时顶住长官压力指出结构性问题：消防装备不足、在火场中被断绝水源，以及指挥体系紊乱——火场根本没有民众受困，却仍派多名消防员入室救援。

十年来，这位被媒体称为「从地狱回来报信的人」，在创伤后饱受精神困扰，仍努力推动改变。当局陆续革新制度及加强装备，但不幸的是，新屋大火后的这十年，台湾再有20名消防员因公死亡。

「不站出来挑战体制、推动必要的改革，就无法阻止悲剧继续发生。」黄钰翔告诉BBC中文。

消防员黄钰翔从一场大火幸存后，致力推动台湾消防体系改革。

被派进无人受困的火场

2015年1月20日凌晨，台湾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发生火灾。

当时只有21岁的新进消防员黄钰翔才下分队两个月。这栋一楼是游泳池、二楼是保龄球馆的双层铁皮屋，是他生涯第一个火场。

「我一抵达就主动著装去指挥所待命，刚毕业很有热忱，很想试试看。」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15年1月20日，台湾桃园新屋大火，起火的铁皮屋一楼是游泳池，二楼是保龄球馆。

他与其他年轻消防员依指挥，进入5000多平方公尺的建筑物，寻找起火点灭火。其时，室内所有民众皆已获救，无人受困，但指挥官为避免火势延烧到邻近房舍及抢救民众的财物，而作出有关指令。

黄钰翔与邻近分队的消防员混编一队，他们没有合作过，彼此也不认识。他经验不足，无法判断指挥官的命令是否合理，直到身处火场，才发觉一切未如教科书发展。

当天他穿著借来的消防衣，连消防帽都是旧式的，没有附手电筒，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与他同行的队员，没有人被发配红外线热显像仪，无法测量温度，评估火灾成长情况。

铁皮屋遇高温即烧熔软化，在闷烧超过30分钟后，里面已经浓烟流窜，温度越来越高。他们进去后14分钟即遭遇闪燃，建筑物全面燃烧坍塌。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消防员进入火场铺设水带，也需依其循线撤退。

撤退时被断了水源

「我们从头到尾没看到火，外面告诉我们浓烟窜出，叫我们赶快撤的时候，其实已经很赶了。」

黄钰翔说，那是闪燃前兆，但他跟队员欲撤退时，却发现手中握的水带扁塌，外头有人关掉了水源，他们无法循著水线撤退。

内政部消防署编印的消防人员救灾手册就明载，水带扁塌会严重影响消防员的逃生时间。 但在这场大火中，消防员还没离开火场，场外就移动消防车断绝水源。

「我出来就冲去质问现场指挥官，为什么我们（水带）没水了？」他说。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台湾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造成蔡长融、陈彦茗、陈凤翔、曾重仁、谢君杰、张桂彰等6名消防员殉职。

黄钰翔解释，他的幸存纯属侥幸。途中他与队员走散，在火场中花最多的时间，是站在原地喊找同伴。

后来他被来时的同一条铁线绊倒，凭记忆转弯找到逃生出口，才获搜救队员拉出火场。他离开那刻，火焰就从他身后窜出，建筑物崩塌。

「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后来看到六位遗体被抬出来的时候，真的无法相信。」

当晚殉职的六名消防员都是年轻队员，最年长者也才29岁。 他们丧生在离出口不到几公尺处 ，其中一人距离逃生仅十二步之遥。

「新屋大火是唯一一场殉职案，有活著的人出来跟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任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理事长杨适玮告诉BBC中文。

他说，这场殉职案反应台湾消防救灾的结构性问题，现场指挥官的判断缺乏专业，亦没有落实火场人员管制，致使消防员仍在火场就被中断水源，无法循水线逃至室外。

殉职案后揭露真相

消防员黄钰翔现年31岁，十年前的大火改变他一生。

黄钰翔起初加入消防队，是认为消防员是份「看起很很酷」、可以英勇救人的工作。

但在火灾殉职案后，他无法像从前般单纯看待消防工作。

「当你曾有同学或同事在火场殉职，消防工作就是很悲伤的事，那感觉永远不会离开你心里。」黄钰翔说。

「我想找到这件事的真相，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冥冥注定，我有该承担的责任，我同学的殉职到底怎么发生？为什么救灾会让消防员死亡？」

亚洲消防首长协会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与邻近国家日本、韩国等比较，消防员火灾现场死亡人数偏高。

据台湾媒体当时统计，2005年至2015年，台湾有42名消防员殉职，死亡人数超越香港过去84年的总和——自1927年至2015年，香港因公死亡的消防员为31名。

火灾隔天黄钰翔接受媒体访问，揭露当天消防指挥体系有所疏失，犹如打开潘朵拉盒子。

他说最初没有消防员相信他，因为移车断水有违常理，有人指责他在说谎，桃园市消防局亦否认这则指控。火灾发生四个月后，桃园检察官调查证实监视器拍到消防车移动，才还他清白。

「台湾消防是从警察体系分出来的，充满了威权体制。」黄钰翔解释，消防队采取阶级分明的权威式管理，讲求对上级服从和遵守纪律，他对指挥体制提出质疑，是相当少见的行为。

接下来近三年，在各方调查仍在进行期间，黄钰翔身心承受庞大压力，他饱受外界质疑，「消防局长官一直想找我谈谈，证明我是错的。」

他也须配合检方调查火灾真相，要不断重述那段经历，并证明自己所述正确。此案最受关注的时候，他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检视，所属分队外常有媒体守著，得躲躲藏藏、绕侧门进出。

「有三、四年，我很怕被认出我是谁，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担心被反驳，要不断向人解释。」他说，自己从未改变过证词，但因为资浅、人言微轻，起初只有少数人愿意支持他。

图像来源，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桃园大火后引发多起抗争，基层消防员在殉职案对年至桃园市政府投影诉求真相。

直到2017年监察院公布调查结果，黄钰翔的恶梦才告一段落。

报告明确指出这场夺走六名消防员性命的火警涉及「严重人为疏失」，并对桃园市政府提出纠正案，包含现场指挥官等多名人员需移送惩戒。

监察院指出，这场殉职案肇因于一连串的错误。建筑物本身就是违法建筑，长期消防安全检查放水。当晚指挥系统紊乱，救火指挥官判断也有疏失，在已知室内已无人受困的情况下，不须派员涉险进入，可从外洒水灭火。

该调查亦证实黄钰翔长久以来的质疑，室内人员因后方水源遭中断，水带扁塌，无法循水线逃至室外。由于救火指挥官未依规定，在消防员入室搜索前掌握搜救小组之姓名、人数、时间及气瓶压力，也未指派专人管制进出，当晚无人知悉室内救灾人数。

搜救队在救出黄钰翔后，以为室内已无人，六名消防员丧失救援机会。

桃园市消防局回复BBC中文询问，指新屋大火严重事故并非来自单独成因，「而是多个问题同时出现。」

活下来的责任与创伤

这场殉职案被认为是台湾消防改革的转折点。

黄钰翔的证言促成多场质疑指挥体系的抗争行动，基层消防员与家属走上街头要求桃园市政府查明消防员殉职真相、承认火场抢救过程管理疏失，及探究相关人员责任。

黄钰翔也在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协助下，跟殉职消防员的家属组成调查小组，撰写民间版调查报告、出席政府灾调说明会，他们自力厘清殉职案真相，诉求全面性的消防制度改革。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殉职案为消防员带来创伤。

但他做这一切的背后，是别人无法想像的创伤。

幸存的内疚感一直折磨著他，殉职队员公祭期间，家属往往在他面前痛哭失声，「我想告诉他们我遇到的事情、消防局做错什么，但我的出现，他们会不会会想说，『如果我的孩子是他，那该有多好？』 」

他感受复杂，内心充满愤怒、悲伤跟焦虑。当家属问他过得好不好，他无法回答「好」，因为有罪恶感；又无法回答「不好」，怕令他们担心。

让他最无法释怀的是，六名殉职消防员中，包含两名他警专同寝室、同班的好友。

黄钰翔老家在台南，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没选离家近的工作，就是为了跟好友彼此照应，将桃园填为优先志愿，「我们还用Google Map查，选离彼此比较近的分队。」

他被分发到桃园一处小村庄内的消防分队，好友则到渔港里的分队任职。其时台湾消防员工时长，前两年「菜鸟」（新人）都必须连续执勤48小时才能休息，难得休假时，他就跟好友约出去打球吃饭。

图像来源，黄钰翔 消防员黄钰翔（前右二）与在新屋大火中殉职的好友蔡长融（前右三），于警专毕业时的合照。

在火场痛失好友，加上揭露体系疏失所带来的压力，使得黄钰翔遭受综合悲伤跟创伤的双重冲击。研究指出，揭露受害经验后，遭到体制或机构背叛所带来的创伤和冲击，往往比事件本身更加巨大。

他回忆，自己曾严重失眠，因为焦虑，手上总是不离香烟。回到工作岗位后几个月，他害怕独处，仍处在警戒状态，洗澡时需有人在门外陪他说话，要和同事挤宿舍单人床才能入睡，「躺著就听到风声，跟自己很快的心跳声。」

心理师、时任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郑雅菱，曾陪伴黄钰翔经历那段时光。

「他外表是个强壮的大男孩，但内心是手足无措的，他失去的是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伙伴，心理学上不亚于失去亲人的悲伤。」她说。

而他选择声争讨真相、批评制度带来的压力，使其更难从冲击中复原。期间黄钰翔曾陷入低潮，逃避幸存者身份，当年他调职回家乡后，也因为不适应新的职场，每天下班就跟同事去喝酒，对生活倦怠失去目标。

郑雅菱解释，经历过同仁殉职的消防员，无论有没有进入火场，这份创伤都很沈重。她的研究中，有人因此瘦到三十九公斤，自责为何当天不是自己出勤；「还有分队不断模拟现场的状况，一般训练只要两三小时，他们却从下午三点练到晚上八点。」就为了回避心中的恐惧与痛苦。

殉职案也在消防员家属心中留下难以淡化的伤痛。

新屋大火殉职消防员张桂彰的姊姊张馨尹告诉BBC中文，失去亲人的创伤影响著她的每个家庭成员，「某些东西就卡在那里了，虽然经历同一事件，但又难彼此理解。」至今她仍在治愈自己的过程中。

另一名殉职消防员陈凤翔的母亲是当年最积极参与抗争的家属，她在事发后多年，仍感到丧子并不真实、「像还在梦中」，依靠著宗教和家人陪伴才得以继续生活，「他们六人的牺牲，希望可以让长官们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修法增订「退避权」

图像来源，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多次上街要求台湾政府进行消防改革。

「每一位消防员的殉职，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但殉职事件仍不断发生，很令人心痛。」黄钰翔说。

新屋大火后，台湾再有20名消防员因公死亡。

2018年，同样在桃园市，敬鹏工业平镇厂大火又造成六名消防员殉职。2023年，台湾屏东加工出口区高尔夫球代工厂发生爆炸，四名消防员殉职。

为了阻止更多悲剧发生，黄钰翔担任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干部，2019年成为理事长，和地方民意代表合力推动消防改革。

该会汇整过往殉职案经验，提出《消防法》修正草案，2019年立法院通过修法草案。到了2024年，台湾政府进一步针对该部法律进行36年来最大规模的修法，强化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

根据新法律，消防员面临危险性救灾有「退避权」，换言之当年新屋大火无人受困、却派消防员入室抢救的命令，如今消防员可以拒绝执行。

「以前政府都把消防队塑造成英雄，好像不执行救灾、喊了Mayday（国际通用的无线电通话遇难求救讯号）会很丢脸，」黄钰翔说。但牺牲性命，换取人民生命财产的观念应被改变，不能再重蹈覆彻。

此外，黄钰翔等人当年不断争取的制度——开放基层消防员参与重大伤亡的救灾事故调查，也在该次修法纳入。「灾害事故调查会」的成员需包含例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基层消防团体代表。

图像来源，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消防员黄钰翔长年为消防改革奔走。

而在殉职案「重灾区」桃园市，该市率先台湾其他县市推动消防员救灾安全的改革，包括设立「事故安全官」制度，有关专员须监控现场火烟及建筑物情况，评估危害风险。

另一方面，桃园市强化火场安全管制，消防员进出火场需缴交个人安全管制插销，跟安全幕僚定期回报，并规定消防员每人有两套消防衣，每个分队配置两组红外线热显像仪，队员进入火场后会携带导光索，为其指引逃生路线。

「修法有成果，这些小小的成功，让我慢慢开始得到基层的支持，也看到更多可以做的事情。」黄钰翔说。

他也从当年在火场迷失的菜鸟消防员，成为台南市火灾抢救教官，负责教育基层消防员，近期完成一场专门营救火灾现场受困消防员的新型训练。

「我想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其他同仁。」

下一步：争取消防员组工会

但黄钰翔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仍不足够，消防员的生命安危很仰赖前线，下一阶段希望争取筹组消防员工会，扩大消防员的话语权。

「消防员都流传一句话：今天公祭，明天忘记。公务机关进步缓慢，要跟基层对话，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掩饰缺点。」

近年，他领导的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提出消防员的职业安全卫生、设备不足、训练不足、工时长等问题。该会成立于2013年底，由数十名台湾基层消防员组织而成，争取消防员劳动权益，会员数现已成长至千人。

但由于消防员是公务员，不适用保障劳工的《工会法》、《劳基法》、《职业安全卫生法》等法规，无法成立正式工会，协会提出的问题，都因为不是「工会」而被相关机关拒绝协商。

黄钰翔指出，只有是工会，才能要求雇主跟劳工有强制协商的义务。

「我们会对体制感到失望，以为没有能力改变，但工会可以是核心力量，有一群人在背后支持自己，意义会非常深。」

组工会的诉求在台湾社会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2024年，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在立法院提案修法让消防员拥有依《工会法》组工会的权利。当时劳动部与内政部持反对态度，倾向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强化消防员协商、结社权。

黄钰翔担任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在会员大会上报告工作进度。

与这场大火和平共存

黄钰翔接受访谈这天，是新屋大火十周年前夕，他到台北参加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年度的会员大会，负责报告工作成果。自从担任协会干部后，常要在公开场合发言，他总是穿著白衬衫。

一直陪伴他走过创伤的心理师郑雅菱说，黄钰翔与当年不爱说话、总面无表情的男孩判若两人，「他变得坚强、冷静，还有领导之风。他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人，新屋事件是冲击，但他活出生命的意义，不只停留在事件里。」

黄钰翔仍持续向体制提出问题，并未与那场大火告别。

有时他仍会想，如果没发生殉职案，现在他跟好友还会一起打篮球、规划一起在假期旅行，或许会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每年快到周年都会想到同学们，前几年还会去桃园忠烈祠看看他们，跟他们说说话。」

「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怎么跟这件事共存，我觉得我同学应该会为我感到开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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