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成为人贩子：20万韩国婴儿如何被 “出口”海外？（组图）

韩国政府被曝出在一项争议性跨国领养计划中存在严重人权问题。一项历时多年的重要调查显示，过去数十年间至少有20万名韩国儿童和婴儿被送往海外收养，背后隐藏着系统性侵权问题。

调查委员会指出，政府监管长期缺位，导致私营收养机构为了牟利大肆“出口儿童”。这些机构涉嫌编造虚假文件、伪造父母签字，甚至强行将孩子与亲生家庭分离。自1950年代起，韩国已成为全球跨国收养人数最多的国家，绝大多数被收养儿童被送往欧美国家。

尽管韩国近年收紧了收养政策，但许多被收养者和生父母至今无法走出阴影。BBC采访的一位女性痛诉：“我的养父母对狗的照顾都比对我用心。”调查委员会主席朴善英公开表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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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的韩国一贫如洗，许多家庭无力抚养孩子。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启动了跨国收养项目，通过特殊立法将收养业务外包给私营机构。

然而，这些手握特权的机构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为完成“海外订单”，形成了一条“儿童输送流水线”——外国机构每月下达指标，韩国中介为凑人数不惜造假，在几乎零监管的情况下，将成千上万儿童送往异国。

调查显示：在跨国收养潮中，虽然部分孩子有幸遇到充满关爱的家庭，但更多人因程序漏洞承受了终生创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6月12日发布的报告披露，自2022年启动调查以来，已收到367名1964-1999年间被送往海外的韩裔收养者申诉，指控收养过程中存在伪造文件、虚假弃养等欺诈行为。目前已审查的100起申诉中，56人已被认定为人权受害个案。

报告直指当年跨国收养已成“暴利产业”——私营机构不仅向收养家庭收取天价费用，还巧立名目索要“捐款”，每送养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工资的报酬，形成“送养越多赚越多”的死循环。

更恶劣的是，他们伪造弃养证明——在产妇意识不清时诱骗签字，制造“自愿弃养”假象；篡改儿童身份信息——给被收养儿童编造虚假出生证明，导致如今许多人寻亲无门；程序违规­——对收养家庭背景调查走过场，导致多名儿童落入虐童者手中，甚至从生母怀中抢夺婴儿，给产妇注射药物迫其签字。

最新曝光的典型案例令人窒息：一名产妇刚分娩次日，就被迫在送养文件上签字。中介仅做了一次面谈，连产妇身份证明都没核实，就将新生儿送往海外。这样的案例在调查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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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现居丹麦的59岁女性受访者哭诉：“我的养父酗酒家暴，养母把我当免费保姆，这种痛苦伴随了我一生。”调查委员会已要求韩国政府正式道歉，并参照国际标准改革收养制度。虽然韩国去年通过新法，规定从今年7月起跨国收养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办理，但面对这份重磅报告，青瓦台至今保持沉默。

1980年代，一对年过五旬的挪威夫妇因超龄被当地政府拒绝收养申请。他们竟直接飞赴韩国，在一家孤儿院“选中”了13岁的尹娥-托恩，像买纪念品般将她带回挪威。直到数年后才补办收养手续，挪威政府明知程序违法，却以“她已与韩国断联”为由开了绿灯。

“他们给狗买高级狗粮，而我只能吃剩饭。”尹娥回忆道，养父长期性侵，养母把她当免费佣人。语言不通的她整夜躲在被窝啜泣：“除了流泪，我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的人生就是场错误”。直到2022年，她才通过诉讼获得12万欧元精神损失费，而此时施暴者早已离世。

“他们从国外非法带走儿童，却从未为此坐过一天牢，”尹娥抚摸着泛黄的收养文件说，“这些纸面上的谎言，让我在异国他乡过了整整一辈子的痛苦人生。”

白发苍苍的尹娥创伤永难愈合。她对BBC说出锥心之语：“我真心希望不要再有孩子经历这种跨国拐卖”。这句话折射出的不仅是制度缺失，更是一个民族在贫困年代被迫做出的残酷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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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类似案例在韩国跨国收养史上屡见不鲜：1980 年代挪威收养机构为完成年度指标，放宽年龄限制；韩国孤儿院与海外机构勾结，制造“合法收养”假象，被收养者平均14.7岁才发现身世真相。一位在美国的48岁被收养者控诉：“他们像处理瑕疵品一样，把我们贴上虚假标签运往海外。”

耗时两年的跨国收养黑幕调查进入倒计时，5月即将收官。“这不是个案，而是国家犯罪。”调查委员会李委员在记者会上痛心指出，当年政府默许私营机构将孤儿当“创汇商品”，在1964至1999年间，至少20万儿童被送往欧美，形成年入千万美元的黑暗流水线。

尽管调查确认56人受害，并建议政府道歉+恢复身份+赔偿，但多数受害者仍在信息黑洞中挣扎：87%受害者因档案被篡改，至今无法证明血缘关系，32%被收养者陷入双重国籍或“无国籍”状态；政府赔偿要求提供受害证明，但证明文件早被当年中介销毁。正如在美国经历收养噩梦的亚当·克拉普森（曾因身份文件不全被遣返韩国）所说：“我们像永远漂泊的幽灵，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国度。”

在丹麦生活了40年的韩美英（音译）虽等来“制度性受害”认定，却高兴不起来：“我们300多人集体申诉，最终只有56人拿到‘受害者’名号。那些因资料不全被拒的人，难道就不配得到道歉吗？”更讽刺的是，正是当年政府系统性造假，导致如今许多人无法自证身份。

当被问及对政府的期待时，一名1975年被收养至加拿大的受害者在听证会上哽咽道：“我们不要道歉，我们要真相——让每个被偷走的童年都能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