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国恐惧症”正在危及国家安全（组图）

澳大利亚现代文化史中深植着带有毒性的“中国恐惧症”（China-phobia），它牢牢影响着许多政策专家、政治人物、媒体评论员以及普通公众的思维。

今天，这种情绪正被外交与安全领域的鹰派人士推波助澜——他们固守着那段堂吉诃德式的、畸形的美澳“同盟”。

中国恐惧症已成为澳大利亚现代文化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叙事结构。这个叙事基于错误假设，并被假新闻的传播者（例如默多克媒体）不断放大，已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对当代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构成长期威胁：其一，它在中国重新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崛起之际不断疏远中国；其二，它正把澳大利亚进一步锁死在那段一向充满危险的对美依附性同盟之中。

澳大利亚现代文化史上存在一条不可磨灭的种族主义脉络，从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自白人定居初期起，对原住民的残酷迫害——包括流离、奴役、强奸和屠杀——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暴行。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期间，中国淘金者每天都要面对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其最臭名昭著的法律化表达，体现在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白澳政策）中。

像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这样的右翼政客经常重复那些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称澳大利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又如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那样，他们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视白人殖民历史中深刻的道德瑕疵，并坚持认为种族主义只是偶然的、无关紧要的现象，与主要由白人男性创造的过去与现在的伟大成就无甚关联。他们都大错特错。种族主义是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最持久、最具破坏性的特征之一。正如乔纳森・本（Jonathan Ben）及其同事所揭示的：“在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在历史与结构层面根深蒂固，在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并在经济参与、司法体系、监禁率，以及健康与福祉等诸多领域造成严重影响。”（见乔纳森・本等，《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数据：量化研究回顾及未来研究方向》，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第45卷第2期，2024年，第228–257页）

此外，在堪培拉的政治、政策圈与媒体话语中，一种隐秘却带有恶意的种族主义底色正渗入公共和私人讨论，并不断煽动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他们指向中国战机在南海上空骚扰澳大利亚空军飞机之类的事件；当中国“间谍船”绕澳大利亚海岸航行（尽管其位于国际水域）时大肆渲染；他们希望取消中国企业岚桥集团对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协议；他们指责中国利用其先进的通信技术窃取澳大利亚的商业及战略情报。有些人——如令人遗憾的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 ）——甚至警告称，中国学生、游客、间谍以及商务人士正在对澳大利亚发起一场“无声入侵”。在他们狭隘的想象中，中国如今是澳大利亚安全的最大威胁——至少，他们似乎希望澳大利亚人这样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将国家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澳大利亚当前的对华立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恐惧症”的产物。然而，这是一种严重扭曲的认知，它无视美国围堵中国的挑衅性战略——而澳大利亚正热情却愚蠢地参与其中。尽管采取了这些挑衅举动，语调温和的阿尔巴尼斯政府仍声称要“正常化”对华关系，以保障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关键出口市场。无知与虚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丑陋的外交政策组合。

与所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支撑澳大利亚当前安全思维的种族主义潜文本源于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严重无知。无知滋生恐惧，使心智封闭。它让人们把头埋进沙子里，把外部世界视为由充满敌意的陌生他者所构成的恐怖空间。

澳大利亚迫切需要一种全面而全新的对华外交方式。领导这一转向的人必须精通中文。太多外交错误源于“翻译失真”。此外，澳大利亚对中国乃至更广泛亚洲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文化和政治的深入而系统的教育基础之上。这不仅需要重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体系，甚至需要一场教育领域的革命。在对中国和亚洲的无知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对其真正的地缘政治挑战与机遇的理解将日益削弱，最终危及国家的未来。

是时候让澳大利亚切断那条束缚国家成长的、不可磨灭的种族主义脉络了。一套更加精细、审慎、专业的外交方式亟须取代堪培拉过去在处理北京及更广泛亚洲事务上的拙劣做法，并同时推动澳大利亚摆脱对美同盟的羁绊。

正如乔纳森・本及其同事所记录的那样，深植于澳大利亚文化中的“历史性与结构性种族主义”长期以来令国家与亚洲邻国疏远。种族主义驱使历届澳大利亚政府投入美国的怀抱。正如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十多年前所警告的，美国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唯有成为一个独立、具备亚洲素养的国家，澳大利亚才能走上一条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可靠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