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特拉姆到AUKUS：被消音的主权（组图）

当总督约翰·克尔爵士(John Kerr) 于1975 年11 月11 日罢免当时的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时，澳大利亚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届政府。它失去了一部分独立性——这一损失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笼罩着我们的政治生活。

敢于独立行动的政府

惠特拉姆政府（1972–1975）做了改革型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大胆立法，并重新想象澳大利亚在世界中的位置。政府结束征兵制度，从越南撤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起草了第一份全国原住民土地权政策。它反对核试验，并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惠特拉姆认为，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应决定澳大利亚的经济或安全政策。他质疑美国在松树谷（Pine Gap）情报基地的保密运作，要求了解在澳中情局人员名单，并坚持他自己的工作人员不需接受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审查。对于当时深陷冷战偏执情绪的华盛顿而言，这种独立几乎等同于“不服从”。

外来之手

美国参与惠特拉姆下台已不再是推测。1977 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派特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向惠特拉姆道歉，并记录在《国会会议记录》中。克里斯托弗转达称，美国“将不再干涉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进程”。

但道歉为时已晚。当时，惠特拉姆本人和澳大利亚主权都已经遭受损害。

20 世纪70 年代初，惠特拉姆的部长们曾公开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轰炸。中情局对此极为愤怒。中情局前官员维克多·马尔凯蒂（Victor Marchetti）后来告诉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惠特拉姆威胁要挑战松树谷运作时，“白宫几乎暴跳如雷……一种类似智利式的政变开始启动”。

与此同时，总督克尔与多个中情局外围组织有联系，包括“文化自由大会”和LawAsia。美国情报承包商克里斯托弗·博伊斯（Christopher Boyce）声称，中情局称克尔为“我们的人”。在罢免前的最后几天，国防官员警告克尔称，惠特拉姆构成了“国家安全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1975 年11 月11 日，在惠特拉姆准备在议会揭露中情局活动的数小时前，克尔动用王室的“保留权力”，终结了一届民选政府。

长久的寒意

罢免惠特拉姆本意是一种警告，而它确实奏效了。此后历任工党领袖都与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独立保持距离。从鲍勃·霍克（Bob Hawke）重申“澳新美同盟”教条，到阿尔巴尼斯接受 AUKUS，工党一直处于一个不成文的限制之下：不要挑战同盟。

代价虽不张扬，却持续累积。松树谷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复杂的监听站之一，是美国无人机战争与全球监控体系的核心。澳大利亚北部坐落着一系列美国军事设施与轮换部队。AUKUS 的潜艇与导弹项目使澳大利亚在财政和战略层面陷入数十年的依赖，几乎没有进行公众审查，更缺乏议会监督。

惠特拉姆曾试图做的——在平等的同盟关系中把澳大利亚利益放在首位——如今在堪培拉的政治文化中几乎不可想象。

仍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被罢免前的第十一天，惠特拉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出一段如今听来几乎带有预言意味的警告：

“问题在于，未来任何依法当选的改革型政府是否仍会被允许真正行使其权力。核心在于，那些寻求变革与改革的人是否还能相信，通过正常的议会程序依然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五十年过去，这个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今天的澳大利亚领导人，是否还能要求松树谷完全公开其运作，或要求限制美军轮换部队，而不在政治上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将异议的界限内化。

为何这段历史重要

回望1975 年并非出于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没有主权的民主是空洞的。无论通过直接干预还是结构性依赖，外国势力能够影响甚至终结一届政府，这始终是一道宪政与道德上的伤口。

当年的宪政危机标志着澳大利亚国家安全体系与美国体系开始融合。半个世纪后，在AUKUS 下，这一进程几乎已经完成。潜艇、监控与秘密取代了曾经激励澳大利亚政治的独立话语。

惠特拉姆的试验戛然而止，但他的愿景犹存：一个中等强国可以站稳脚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重建这种信心——无论是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是澳大利亚民主尚未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