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炮轰“恐华言论”：澳洲大学正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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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座教授Richard Cullen在Pearls&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中国转向：在猜疑时代中的澳洲大学》 的评论文章。

全文如下：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澳洲的大学与中国建立起了深厚的教学与科研联系。

然而，伴随恐惧驱动的政策浪潮与不断加剧的国家安全压力，这种关系正被重新塑造。我们正在见证的，究竟是学术交流的倒退，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墨尔本大学荣誉退休教授Ian Ramsay近日撰文指出，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报告正在揭示澳洲大学内部及外部信任的流失。

而西悉尼大学校长George Williams的新书《Aiming Higher: Universities and Australia’s Future》则更系统地分析了澳洲大学所面临的挑战。Williams同样强调，大学的“社会信任许可”正在遭受质疑。

不过，相对于国内层面的信任危机，澳洲大学与海外高校——尤其是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却鲜有深入探讨。

（图片来源：Pearls&Irritations）

往昔的时代

1972年底，新上任的Whitlam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自此以后，澳洲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迅速建立起了坚实的教学与科研合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学生开始陆续来到澳洲求学。不久，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迅速增长，遍布澳洲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到1989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约为1.8万人，其后很快突破3万。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已超过20万。

与此同时，澳洲各地大学纷纷设立以中国及亚洲研究为核心的学术中心，涵盖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并与中国及亚洲其他高校展开频繁的科研合作。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墨尔本大学的亚洲法律研究中心（Asian Law Centre）。该中心成立于四十年前，专注研究亚洲的法律体系，包括日本与中国。

现任主任Sarah Biddulph教授回顾称：“创立之初，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了解亚洲的法律人才。”

她进一步指出，中心的使命始终是深化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让无知与猜疑成为默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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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到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总统Bill Clinton大力倡导“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认为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会促使中国逐步实现政治自由化，并最终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趋同。

这一理论源于西方自身的想象，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顺应这种模式，也假定北京对此持有相同的愿景。

正是在这种相对温和、充满乐观的西方语境下，澳洲大学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蓬勃发展。

然而，邓小平在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便明确提出，虽然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但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特殊国情。

2018年，《经济学人》也明确指出，北京从未真正接受过西方的趋同理论。

西方世界于是开始寻找新的解释框架，以阐释中国的未来走向。这一由美国重新主导的“替代理论”，比前者更带有偏见与敌意——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种扭曲的叙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精密算计、意图主宰全球的敌对势力”，其极端倡导者甚至主张彻底遏制中国。

2013年，中国迎来了新一任领导人习近平。沉稳、经验丰富、思虑深远而又坚定的他，很快被西方主流媒体塑造成“中国威胁”的个人化象征。

在澳洲，许多媒体自此不断强化这一“黄祸红恐”的叙事。学者们称之为“通俗地缘政治”，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现象的荒诞。

事实上，经济数据比政治宣传更能说明问题。哈佛大学Belfer Center的最新报告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而到2025年，中国经济预计将比美国大30%。

早在五年前，一位美国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种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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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显现

在这种氛围下，澳洲校园内的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异常活跃。

2021年3月，《悉尼晨锋报》报道：“过去三年里，澳洲情报机构与大学之间的合作急剧加强，以应对来自中国及其他外国政府的干预威胁。” 

同期的另一篇报道指出，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在2020年与国内主要大学进行了多达60次接触。此后，针对与海外尤其是中国的合作，出台了更严格的新规。

部分大学甚至聘请私人顾问进行风险评估，这些顾问多由自称熟悉中国共产党运作的前记者主导。

学者Scott Burchill评论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做法是为了安抚堪培拉愈发失控的恐华情绪，还是为了预防政府进一步侵蚀学术独立。”

毫不意外，这种强化的安全机制采用了“黑帽与白帽”的分化模式。中国显然被归入“黑帽”，而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友邦”则被视为“白帽”，尽管它们同样留下了干预澳洲事务的记录。

结语

到201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下展开了超过2000起调查。

虽然拜登政府后来终止了该计划，但现任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仍主张恢复。该行动不仅引发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学术恐吓，也导致大量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工作的比例上升了75%。

幸运的是，堪培拉拒绝在澳洲复制这一令人沮丧的方案，也没有采纳如今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那种“针对高等教育的公开战争”。

然而，自“中国威胁论”兴起以来，澳洲大学的海外学术自由受到的限制明显增强。二十年前，当我从Monash大学退休，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访问职时，澳洲大学的海外合作几乎未受安全机构的直接干预，那时的状况与今天截然不同。

近期有迹象显示，堪培拉正考虑放宽对大学海外合作的审查——包括与中国的合作。然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随即警告：“现在并非降低审查力度的时机。”

尽管如此，ASPI的忧虑并未阻止局势的缓和。如今，在Albanese政府的领导下，针对中国的过度安全限制正在逐步放松。

Universities Australia主席Carolyn Evans近期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Evans教授表示：“教育一直是澳洲与中国最稳固的桥梁之一。经历了疫情与地缘政治带来的多年波折，这次访问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一个以创新、合作与共同解决挑战为核心的时代。两国的大学长期以来在知识进步、产业能力提升以及民间交流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积极的表述反映出两国长期合作的丰硕成果。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与习近平会晤后，甚至称中美为“G2”，再次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分量。

随着中国推进新一轮五年规划，双方的科研合作潜力巨大，涵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医学科学与农业等多个领域。

创刊于1869年的《Nature》杂志，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科学期刊，近期公布了全球高质量科研城市排名。中国城市在物理学、化学与环境科学领域榜上占据主导地位，在生物学领域的表现也持续上升。

最后，学者Allan Patience提醒我们，“恐华症”如今反而正在危及澳洲的国家安全——因为它掩盖了前总理Malcolm Fraser十多年前所指出的真正威胁：来自美国的危险。

*Richard Cullen为香港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曾任Monash大学商法与税务系教授。

（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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