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与“全球对话”的神话（组图）

世界经济论坛自称代表全球合作，但它的结构、沉默与等级秩序，却揭示了另一种现实：究竟是谁在设定议程——又是谁是被要求坐在台下旁听。

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喜欢把自己称作全球领袖的会面场所，声称要“改善世界的状况”。但事实上，它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一个主要由白人西方精英构成的圈子，在其中自说自话地讨论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未来，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则被邀请在旁边礼貌旁听，往往还要被“训话”。当某些国家被视为对西方世界观构成威胁——例如中国和印度——该论坛才会居高临下地给这些国家一个平台，要求他们自我解释，或向西方保证他们“值得被接纳”。

别搞错了，进入这个俱乐部是要付钱的，而且是笔大钱。企业会员费最高可达每年75万澳元；一张入场胸牌要3.5万。有些公司仅仅为了赞助一个场地就支付100万。还没开口说一句话，入场价格就已经告诉你：这场聚会究竟是为谁举办的。

而这种品牌宣传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今年尤其刺眼——讽刺的是，今年的主题竟是“智能时代的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演变成跨大西洋建制派的年度仪式：他们自认为有权、也有能力定义什么是正常、合法、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全球秩序，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牡蛎。

主舞台、媒体镜头、顶级酒店的私密房间，全都围绕西方政治领袖、央行行长和企业巨头展开。其他人也会出现——只要付得起钱——他们被用来增添色彩、点头附和，以便让人相信“整个世界”已参与进来，且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但即便付出了头等舱的票价，他们也不会坐在头等舱，而是被安排在经济舱；却反过来为整个项目买单。这种根深蒂固的顺从，几乎已经成了论坛运作的惯性。

正如BBC记者安东尼·鲁本所写，论坛甚至实行“一种近乎种姓制度的胸牌体系”。白色胸牌可以打开所有门；橙色胸牌则意味着你只是工作记者——允许观察，但永远不真正属于这里。这种等级是切实存在的：物理意义上的、以颜色编码的。这并不是对他们想维持的秩序的隐喻——它就是秩序本身，赤裸裸地被展示出来。

因此，美国总统在达沃斯的演讲并不令人震惊，也谈不上失礼。相反，它非常贴切。那就是这个系统在说话，只是语气更粗暴罢了。他把“西方”描绘成一个遭到围攻的更高文明，宣称西方繁荣是优越文化的自然产物，并将环保运动描绘为威胁这一秩序的极端主义者。

这是一套老掉牙的叙事：把“文明使命”重新包装一遍，以适应多极化、反帝话语、气候战争与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关键并不在于某个人说了这些话，而在于他作为座上宾，在一个坚持声称代表所有人、并自称要“改善世界状况”的论坛上说出这些话。

更耐人寻味的是现场的反应。掌声不是为谦逊、克制或倾听世界其他地区而响起的。欢呼声响起，是在特朗普谈论“捍卫西方文化”的时刻，在他贬低他眼中所谓的“外来者”时，是在他再次暗示美国应当“拿下”格陵兰时——仿佛那只是一个房地产机会。在那热烈的回应中，你能看到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对一种等级秩序的默许——在这种秩序下，西方对土地、资源与安全的主张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他者若采取类似行为则被视为危险。令人不禁想问：坐在场内的非西方人士——来自多数群体的少数人——究竟作何感想？

今年也见证了世界经济论坛所谓“中立”姿态的戏剧性崩塌。去年有人指控论坛操纵其旗舰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当数据显示英国排名上升时，论坛决定将排名下压，理由是担心任何改善会被“脱欧阵营利用”。当印度预期下滑20位时，论坛认为维护与印度的关系更重要，于是公开报告仅显示印度下降1位。几十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政府训诫透明度与良政。但其旗舰报告实际上却被篡改。

而当创始人退位需要权力交接时，论坛任命了谁来守护其所谓“使命与价值”？黑石集团（BlackRock）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掌门人，管理近十万亿美元资产。该公司长期因其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在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以及对养老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隐性操控而备受批评。

这正是当今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双重标准：当西方领导人随口谈论获取领土、重塑边界时，它是作为战略来讨论的；当非西方国家挑战边界或试图重新平衡权力时，它们就会被指责侵犯主权，并遭到制裁、训诫，并以攸关存亡的威胁性语言施压。达沃斯并不质问这种不对等，它只是将其常态化。会上没有提到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与种族灭绝，因为它已经被常态化。

如今，官方统计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超过71,000人。但仍有成千上万人可能被埋在废墟之下，甚至不被允许清理；更不必提那些因饥饿与其他因素死去的人。以色列军方情报数据在去年8月泄露，证实了世界早已知晓的事实：83%的死者是平民，妇女和儿童超过一半。92%的住宅建筑遭损毁或被摧毁。一个社会被夷平。而在达沃斯，只有沉默。这就是常态化。这就是它的声音。

在“和平”与“稳定”的语言包装下推出的各种倡议，往往由西方机构设计并控制，而生活在战争与占领中的人，则被降格为案例研究——尤其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排除在议程之外，最刺眼的例子就是这次论坛竟为特朗普推出所谓“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提供平台。这个委员会不仅是西方影响力的粗暴越界，是削弱联合国的企图，更是试图将种族灭绝正常化；同时，它剥夺了正在流血、正在挨饿的人们的权利——他们从来不是自己未来议程的制定者。

而公布方式更令人发指。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本职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站在各国领袖面前展示幻灯片：加沙地中海沿岸将出现闪耀的高楼，一片“海岸旅游区”规划了180座摩天大楼，一个新机场。“我们没有B计划，”他宣称，“我们有总体规划。” 现场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声音被听见。那些刚刚失去家园、亲人被埋在废墟下的人，被当作需要清除的障碍，好让开发商进场。

当“和平”由只看见土地而看不见生命的人设计时，它就是这个样子。

甚至连法国——绝非全球多数的代言者——也拒绝加入该委员会。法国外交部直言，该章程“与联合国关于解决加沙战争的决议不符”，并包含“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内容。连西方俱乐部内部成员都能看出这场闹剧的荒诞，就足以说明这场表演已经多么厚颜无耻。

观察一下美国总统在论坛高层及主导论坛生态的金融资本面前受到怎样的对待，也很说明问题：他们对他怀着恐惧、忐忑、钦佩，甚至尊重。那些平日里不断教导亚洲和拉美政府如何管理经济、如何实行“良政”、如何满足环保与社会标准的人，在面对一位公开威胁吞并、胁迫、文明对抗的西方领导人时，却表现得异常谦卑。

信息非常明确：追问问责，是用来对付全球多数的；而不是对付自己人。

这种模式也以更“精致”的形式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等人的发言中重复出现。他那篇被广泛称赞的关于地缘政治“断裂”的演讲，被虚伪的西方主流媒体当作高深智慧的体现。他谈论西方舒适幻觉的终结，谈论大国把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并呼吁加拿大等“中等强国”联合行动，避免自己“出现在菜单上”。这个隐喻很醒目，也令人震惊地暴露了问题。

想想卡尼实际上说了什么：“中等强国必须团结，因为如果我们不坐在桌旁，我们就会在菜单上。大国可以单干，他们有市场规模、军事实力和杠杆可以制定规则。中等强国没有。”

他仿佛刚刚才发现这种现实。仿佛加拿大现在才体验到被更强邻国挤压的滋味。这使人不禁怀疑，他是否曾与拉美国家的人谈过他们如何长期遭受美国杠杆的压迫？是否听过非洲国家谈结构调整？是否听过东南亚国家谈他们的经济政策如何被华盛顿书写？

菜单早就写好了，卡尼先生——欢迎加入“每日特餐俱乐部”。

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被写进菜单”并不是未来风险，而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过去与现在。亚洲、非洲、拉美诸国长期被贸易规则、债务机制、军事干预、制裁以及西方跨国公司的运作所切割，用于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加拿大并不是这张餐桌上的菜，它是宴会的座上客。卡尼所谓“中等强国”的说法并不诚实：如果加拿大是中等强国，它为什么在七国集团（G7）？如果加拿大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全球俱乐部的一部分——不是在享受“全球白人特权”的免费通行证——那么印尼、尼日利亚、巴西这样体量可观的国家又算什么呢？他们只是一些杂乱的非西方国家，除非能服务西方，否则就不重要？

当一位G7领导人终于承认权力被武器化时，他被当作第一个发现真相的人。但现实是，无数人早已为反抗这种不公付出生命。全球多数的声音——包括在联合国大会等更具权威的平台上多年来反复强调这些的非洲与亚洲领导人——却长期被忽视或被居高临下地对待。加沙发生的事，如果不是权力武器化以实施种族灭绝，那它又是什么？但卡尼没有勇气提及这个血淋淋的伤口，因为他领导的国家本身就是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围绕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塑造的叙事。他因为谈论要“打断”与威权政治合作的CEO而受到赞美。西方媒体迅速把他，以及欧洲精英们，都包装成抵抗特朗普黑暗威胁的勇敢力量。但他们哪里承认过那些在西方之外，长期承担更大风险、抵抗同样的全球力量的人？他们哪里承认过：对美国破坏性政策最严肃的制衡之一，恰恰来自那些拒绝配合的其他大国，比如中国？更弱小的国家也曾站出来抵抗霸凌，从古巴、委内瑞拉到利比亚、伊拉克、伊朗，甚至朝鲜。达沃斯的故事被剪辑得极其刻意：西方人物永远是主角，即便他们迟来地认识真相；而其他人则被描绘为独裁者和压迫政权。

与此同时，全球多数的领导人与思想者被有形无形地边缘化，放在侧边的分论坛。看看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提出的“普拉博沃经济学”（Prabowonomics）——强调廉洁治理、消除贫困与稳定。这理应成为任何关于未来全球经济的诚实讨论的核心议题，尤其因为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将在决定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复制西方生态破坏模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但这样的贡献在国际媒体对达沃斯的报道中几乎毫无存在感。它太严肃、太接地气、太贴近多数人的真实挣扎，也无法满足西方的自恋与恐惧。

普拉博沃谈到每天为近6000万人提供免费餐食的项目——包括儿童、孕妇、独居老人——这个项目很快将超过麦当劳全球每日供应量。他谈到从寡头手中收回数百万公顷非法占有土地，谈到“直接、坚定、公开”地打击腐败，谈到建设一个“穷人和弱者能够微笑、能够大笑”的国家。但西方媒体只沉迷于特朗普与卡尼的戏剧冲突，沉迷于格陵兰闹剧，沉迷于关税威胁与外交羞辱。世界第四人口大国领导人提出的真实政策，被当作填充材料、背景噪音，而非主角。

再看看完全缺席的国家：巴西——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G20成员、金砖创始国、人口超过2亿。今年的论坛核心层面几乎没有巴西的存在。卢拉总统没有出席，财政部长也没来。巴西在政府层面最高级别代表只是管理部长。

但达沃斯依旧照常运转，毫不受影响，继续自信地讨论“世界的未来”，仿佛一个大陆级大国是可有可无的。你无法一边声称代表全球经济，一边把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国家边缘化——或者说，你当然可以，只要你相信那2亿人根本不算数。

这种边缘化也体现在达沃斯谈论“风险”的方式上：移民、气候冲击与脆弱国家，主要被视为对西方稳定、西方边境、西方供应链的威胁。

那些因并非由他们发动的战争，或因并非由他们造成的气候破坏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被简化为必须管理的“流量”与数字。根本问题从来不是“正义需要什么”，而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免受‘他们’的不稳定”，尽管这种不稳定往往正是“我们”播下并触发的，例如伊朗。

特朗普粗暴的文明论调与达沃斯温和的“风险语言”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把非西方的生命与土地变成西方机构管理的对象。一个用关于文化失败与文明冲突的粗鄙语言表达，另一个用图表、缩写与“韧性”之类安抚性的术语表达。两者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西方利益是全球秩序的组织原则。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包括谁拥有、资助并管理这个论坛。其领导层几乎完全来自西方机构及其盟友。数据很说明问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三分之二成员来自北美与欧洲，没有一个非洲人；一半是企业高管；24人中有22人受教育于欧美大学；其中10人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哈佛。董事会中只有一人可被视为民间社会代表。没有工会人士，没有农民组织，没有原住民声音，也没有任何能代表那些将承受决策后果的数十亿人的人。

全球多数的象征性代表被安排在居高临下的“全球南方”角色中。那些付钱塑造议程的公司总部主要位于富裕世界，而非西方世界的“下属”则急于通过与帝国体系的关联来为自己镀金、增强合法性。决定哪些议程重要的媒体，也深植于西方关于进步、安全与现代性的叙事。

在这些条件下，对特朗普的接纳并非失误，而是症状。如果世界真的重视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论坛，达沃斯论坛就不该继续在舒适的滑雪胜地举办，以吸引毛遂自荐的精英；它不应在寒冷敌意的环境中举行，而应在全球多数人口生活的温暖地区举行。它应成为一个让西方领导人与金融巨头被迫以平等身份出席、并长时间倾听那些承受他们决策后果的人们的场所。它应是众多平台之一，而不是自认为有权代表世界的等级体系顶端。

但我们不应期待达沃斯的赞助者与门徒主动带来改变。改变必须从世界其他地区孕育出来。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亚洲、非洲、中东与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和精英开始抵制世界经济论坛，把资金转向别处，在新的多极视角下讨论全球议程。

这已不再是白日梦，它正在发生。金砖国家已扩展到11个成员，代表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以及近一半人口。在2025年里约峰会上，巴西总统卢拉指出一个许多人早已明白的事实：“我们正在见证多边主义前所未有的崩塌。”他说，如果国际治理无法反映本世纪的多极现实，那么金砖就必须构建新的体系。新开发银行、货币互换协议、区域贸易论坛——这一切之所以被建立，正是因为像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机构拒绝改变。全球多数不再等待许可，他们正在搭建自己的餐桌——并提供自由放养、从农场到餐桌的时令菜单。

世界经济论坛如今自豪地宣称，今年出席的领导人约有一半来自全球南方，并将其视为进步。但出席不等于影响力，到场不等于权力。当议程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起草，当镜头追逐西方领导人，当真正的交易在顶级酒店私密房间中完成，其余人不过是群演，用来为早已决定的结论提供合法性。

问题不在于亚非拉领导人能否进门，而在于他们是会继续敲那些从未为他们而建的门——还是会最终转身离开，坚持建设属于自己的平台。

在这种改变真正发生之前，世界多数应当把达沃斯视作它本来的样子：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却巧妙地把自己包装成世界利益的仲裁者，自称代表全人类发言，实则只为维护西方在全球化各个层面的主导地位与既得秩序。

自尊的第一步，是停止相信这种说辞。今年美国总统的表演，反而帮了世界一个忙：他让人无法再否认——这种说辞就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