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重新开始生娃，但人口危机仍未结束（组图）

2025年5月，38岁的金宇正（化名）迎来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过去几年，他从未认真想过“要不要孩子”。“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把结婚生娃当作必须完成的人生目标。”他向《凤凰周刊》分享道，“其实我们不是不想生娃，而是觉得生娃后各方面压力都太大了。”

韩国一直被视为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过去十余年，该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23年总和生育率一度降至0.7左右，创下全球最低水平。就业压力、房价上涨以及不稳定的职业前景，让许多人把结婚和生育计划一推再推。

不过近来，这一趋势起了变化。金宇正悄然发现，在社媒上晒娃的朋友变多了。那些曾坚称要当一辈子丁克的朋友，陆续成为父母。他直言，“看到他们生娃后的生活挺开心的，我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生育率反弹，出生人口创三年新高

像金宇正这样重新考虑生育的家庭，在韩国社会不断涌现。韩国统计厅2月下旬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时隔四年重回0.8区间，实现连续两年反弹。

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回升到2024年的0.75，再到2025年的0.80。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约25.5万人，为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比上升6.8%。

2026年1月28日，京畿道高阳市，庆熙大学医院的护士正在照顾新生儿。

在韩国一些地方城市，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例如中部的天安市2025年新生儿数量比前一年增加5.8%。在西南部的江津郡，2025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6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但在人口学者看来，这种回升未必意味着转折。韩国汉阳大学教授全永秀指出，这一反弹很可能是韩国第二次回声潮世代进入育龄期，以及疫情后结婚人数增多的短期现象。“如果未来适格女性人口再次减少，韩国出生率将再度下降。”

“生孩子”的信心来自朋友圈

2019年，32岁的金宇正与妻子结婚。在父母那一代人看来，这已经是“晚婚”。“结婚之后，我们从没讨论过生育计划。家里长辈偶尔会问，我们只是笑一笑。”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无所谓。

转折出现在2024年。当时，金宇正的妻子第一次主动提出生育话题。当时两人已结婚五年，同龄的朋友们陆续成为父母。让金宇正夫妇萌生信心的动力也来自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周末推着婴儿车散步，那种模糊的恐惧感慢慢消退了。

首尔街头，一对父母推着婴儿车散步。韩国总和生育率时隔四年重回0.8区间。

2025年5月，女儿出生后不久，金宇正领取了名为“首次见面券”的补助。这是政府推出的标志性政策，旨在减轻养育费用。一胎可获200万韩元（约1.08万人民币）补助，二胎则为300万韩元。

此外，金宇正还领取了“父母津贴”。按照标准，养育未满1岁儿童的家庭每月可领100万韩元，1至2岁每月50万韩元。加上每月10万韩元的“儿童补贴”和医疗券，金宇正表示：“在育儿初期，这些补助确实能减轻一部分经济压力。”

政策改革与职场文化挑战

李在明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扩大了面向年轻家庭的住房支持。在内阁会议上，李在明还提及男性陪产假问题。他指出，仍有不少男性因为社会压力而难以请假，并要求劳动部门研究对策。

目前，韩国陪产假补贴上限已提高至每月250万韩元，育儿假期限也延长至一年半。然而，部分专家认为，如果不解决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文化问题，很难真正摆脱低生育率困境。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指出，由于韩国社会在婚姻平等方面仍停留在过去，除非性别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否则生育率很难持续提升。

各级政府和企业一同发力

相比中央，地方政府的“发钱”方式更直接。天安市对三胎的最高补助高达1000万韩元。江津郡则实行长期津贴制，每个孩子每月获60万韩元补助，最长发放七年。

2025年5月30日，孩子们穿过首尔的一条街道。

洪城郡的保障措施则延伸至备孕阶段。当地设立了公立产后护理机构，使许多家庭坐月子的费用也能报销。政府还提供居家产后护理服务，并为多子女家庭提供额外的住房支持。

由于担忧劳动力不足，韩国企业也加入“催生”竞争。房地产企业富荣集团曾因向生育员工每人发放1亿韩元（约54万人民币）而登上热搜。该公司还运营了66家幼儿园，并提供住房折扣、学费补助等全方位福利。

富荣集团向养育双胞胎的职员发放2亿韩元奖励金并合影。

其他企业紧随其后。双铃集团对生三胎的员工奖励4000万韩元；乐天集团为生三胎的员工提供2年免费租车；三星电子则允许育有三个子女的员工在退休后仍能重返岗位。

为了支持这类做法，韩国政府于2024年制定法案，规定企业向员工发放的生育补助金，在孩子满2岁前均可全额免税。

房价与生育压力直接相关

在韩国，房子仍是阻碍生育的最大门槛。“结婚等于买房”几乎是默认公式。21岁的大学生敏智坦言：“如果要结婚，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房。现在房价太贵了，工资很难负担。”

以首尔为例，公寓中位数价格在2024年首次突破10亿韩元。韩国家庭资产中约76%是房地产，房价收入比高达24.1倍。这意味着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即便不吃不喝，也需要24年以上才能买房。

首尔的公寓交易价格创下近五年来最大涨幅。

韩国国土研究院研究显示，房价变化对第一胎出生率的影响超过30%。房价每上涨1%，次年生育率将下降0.002。这种压力迫使许多年轻人将生育计划无限期推后。

即便有了孩子，职场压力依然存在。敏智担心，如果因为生育离开竞争激烈的音乐剧舞台，很快就会被别人取代。她的女性朋友中，大部分人都想优先发展事业，不想因为前程耽误了生活。

2025年4月8日，首尔，几位女性推着宠物推车散步。

人口结构并未真正改变

尽管数据回升，但人口学家认为这更像是一次“回声潮”。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婚后两年内生育的夫妻占比较往年有所增加，这主要受益于新冠疫情后的婚姻回潮。

同时，韩国1991至1995年出生的“回声潮世代”正步入生育适龄期。由于该群体基础庞大，即便个人生育意愿未变，出生总人数也会随之上升。

过去十余年，韩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危机仍未解除。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洪锡哲分析认为，目前的政策多侧重于降低育儿成本。如果不解决就业不稳定、企业收入差距等深层结构问题，很难保证生育率能够持续回升。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金明中也指出，韩国必须改善阻碍婚姻的各种因素，如性别薪酬差距、育儿导致的职业中断等。只有营造让女性能够安心长期工作的环境，并跨越政治纷争制定对策，才是提升出生率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