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暴露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核心的混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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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以对伊朗战争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冲击，澳大利亚精心校准却略显混乱的外交策略正显得难以招架。

政府之所以难以清晰说明其对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对伊战争的支持，本质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特朗普主导、局势高度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澳大利亚对自身角色与责任的定位仍不清晰。

这表明，阿尔巴尼斯政府一直以来所采用的严密话术与谨慎措辞——既成功稳定了对华关系，又避免招致特朗普不满——在当前中东危机这样的情境下，已显露出明显局限。

由于担心其对伊朗战争的支持在国内可能引发的反应，阿尔巴尼斯采取了一种“试水式”的外交方式。他知道澳大利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又希望维持一种表象，即澳大利亚的参与理由并不完全与美国或以色列相同。

然而，这种做法反映出在如何应对特朗普以及未来局势方面，政府缺乏更深层次的信念与判断。

与此同时，政府接连发布多项声明，但整体立场仍难以清晰辨识。“集体安全”等表述被频繁提及，但缺乏具体内涵。

而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正开始像是在高空钢丝上的踉跄前行——政府在不同立场之间摇摆，希望没有人察觉。

在过去几周中，总理及其高层国家安全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和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先后多次表述出一系列彼此交织的立场，包括：

澳大利亚支持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但拒绝评论这些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

在一艘美国核潜艇击沉一艘伊朗军舰（该军舰当时正结束与印度的联合演习返航）的行动中，舰上澳大利亚军人被要求不参与此次作战；

澳大利亚现已提供有限的后勤支持与人员，协助海湾国家的防御，但同时又声称自己并非此次冲突的参与方；

这一支持请求既来自阿联酋，也与美国方面的类似要求相呼应，其方式带有当年澳大利亚“被动卷入越南战争”的影子；

同时强调，这类军事支持不应被视为冲突升级。

这种在公开表述中显得颇为别扭的立场反复，反映出政府对战争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存在明显顾虑——不仅涉及中东地区的战略变化，也包括一旦国内加油站供应趋紧所可能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但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目前尚未得到解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澳大利亚对海湾国家的义务究竟是什么？一些媒体分析人士将这些国家称为澳大利亚的“盟友”，但澳大利亚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军事条约。以色列亦是如此——与一些夸张说法不同，它并不是澳大利亚的正式“盟友”。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艘搭载澳大利亚军人的美国潜艇击沉伊朗舰艇的事件，无意中预示了一种可能的未来：如果美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需要动用澳大利亚的AUKUS潜艇，类似情形或将重演。

显然，对美同盟的依赖对阿尔巴尼斯而言难以抗拒——正如AUKUS协议所体现的那样。工党迅速表态支持这场战争，但从公开信息来看，几乎看不到对其潜在严重后果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在这场战争缺乏明确终局的情况下。

这些后果包括：一个被激怒的伊朗政权，可能比其前任更加专制，并更加坚定地重建其已遭重创的地区代理势力。

那么，从一开始政府是否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

在法律与道义层面，澳大利亚本可以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明确表示不会支持一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战争。

这正是2003年工党领袖西蒙·克林（Simon Crean）在反对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时所采取的立场。

或者，政府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更坦率的方式：公开承认澳大利亚正与盟友一道参与一场其认为“有必要”的战争——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承认这一行动在法律上并不符合国际法，但在战略上仍被认为值得采取。政府还可以进一步论证，这场冲突凸显了澳大利亚需要具备潜艇能力，以在未来类似“未宣而战”的局势中保障能源安全。

但现实呈现出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尽管政府不断强调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但一旦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澳大利亚仍几乎本能地参与其中。那句熟悉的口号——“澳大利亚会在场”——依然存在，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高声宣告，而是含糊其辞。

与2003年的霍华德政府相比，这种反差尤为明显。尽管当年的决策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催生伊斯兰国（ISIS）、加剧地区动荡，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际秩序的失序——但至少，没有选民会怀疑霍华德对其决策的坚定信念。

但这次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最终又向中国传递了什么信号？或许中国领导人并不需要别人提醒，但他即将与特朗普举行的峰会，其议程之上必然笼罩着美国在伊朗两次以及在委内瑞拉一次采取行动的先例。

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大国可以为所欲为。

关于作者

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是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现代史教授兼高级研究员，正在为New South Press撰写一本有关澳大利亚的中国争论的著作。

詹姆斯·柯伦同时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国际编辑及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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