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为什么不会出现张雪峰（图）

事实上，不仅澳洲没有出现张雪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张雪峰。日本、韩国、新加坡在教育上也都以卷闻名，但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全国性的志愿代言人。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特例？

别跟我说中国底层翻身难，张是为底层指路。去看看他动辄上万元的收费标准，有几个底层家庭出得起。假设他的指导真的有用，受益的也只会是中产以上家庭。于是中产纷纷走上了“明路”，底层继续找不到北，社会只会进一步分化。

需求决定市场。中国会出现张雪峰，说明中国人在教育方面有一种特别的需求——对“决策代理人”的需求。

其实无论中澳，中学里都是有升学辅导老师的，有关考大学选专业的问题，都可以去请教他们。但升学辅导老师跟张雪峰的区别在于，他们只提供路径和建议，不会帮学生做出决策。所以中国家长缺的不是升学辅导，而是决策代理。

我女儿九年级开始，每一年都会面临各种选课的纠结。在我看来，在她这个年纪，选什么课对未来影响都不会很大，没有什么选对选错之分，所以只会跟她说，选你喜欢的课或者擅长的课就行。所以迄今为止，她的课全是自己定的，我从没帮她做过一次决定。今后考大学选专业，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我不能代表其他澳洲学生的家长，但据我了解的情况，绝大多数中学生都是自己决定上什么课，从没听说过有家长为了选课睡不着觉的。既然孩子可以自己决策，自然就没有“决策代理”的需求。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会产生巨量的“决策代理”需求？这是因为，中国有一种“规避责任型决策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做决定时优先考虑是“万一错了，我能不能不负责任”。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害怕负责？因为中国社会对“试错”存在着系统性的否定，所以绝大多数人对错误的后果都存在高度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往往不是来自错误本身导致的严重后果，而是来自环境对错误的严苛态度。说直白点，就是师长领导的责骂。

有一部电影叫《爆裂鼓手》，里面的那个乐队指挥兼老师，对学生极度严苛，出一点小错就会又打又骂。豆瓣有一条用户短评很亮眼：这不是我的驾校教练吗？我看了以后就会心一笑——是的，我当年的驾校教练就是这个样子的，少打一把方向、晚换一秒钟档位都会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

我相信，不仅仅是驾校教练，每个中国人一生中都可能遇到过类似的家长、老师、老板，甚至打牌打游戏的搭档，他们不容许你出一点差错，一出错就会气急败坏地责问“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简单都会搞错？”那口气就像害他损失了一个亿一样。

我在澳洲职场上就从没碰到过这种事情。每次有上司或者同事跟我说“你这里可能做错了”，我就会表示抱歉，每次他们的回应都是no worries, it happens。大家都默认犯错很正常，对错误就不会有太大的恐惧，氛围就会很松弛。

在一个松弛的社会里，承认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错误面前可以一笑了之。但在一个紧张的社会里，恪守的是“一步走错，满盘皆属”，所以就错误面前就会人人自危。自危了就会害怕负责，害怕负责就会寻找决策代理。张雪峰正是一个低容错率社会的产物。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所谓“低容错率”，更多的是来自于主观态度，而不是客观后果。现实中，没考上大学或者大学选错专业，后来事业成功的也并不少。张雪峰本身也不是靠自己的大学专业成功的，他的升学咨询事业完全是另辟蹊径。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焦虑的氛围，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责骂文化下的集体臆想。

这种文化的吊诡之处在于，臆想可以塑造现实。正是因为臆想“考不上大学就完了”，或者“选错专业”就完了，那些“对的大学专业”就会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企业招聘也就会自然而然向这些专业倾斜。这种现实又会反过来强化本来的臆想，让人们益发深信“选错就完”，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这个社会的容错率本没那么低，觉得容错率低的人多了，社会的容错率自然就会变得很低。一切都是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