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数万件中国国宝,瑞典这家博物馆要倒了?(组图)

瑞典东亚博物馆。(取材自红星新闻)
瑞典东亚博物馆可能被迫关闭的消息,让瑞典与中国曾经密切合作考古的渊源再度被提起,不少中国人感慨,即使在中国主导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当年仍没能全部留下;如今,中国已经强盛,人们期待,这些中国文物能以更合理的形式保存,让中国人守护自己珍贵的文化遗产。
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总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Britta Söderqvist)近日宣布,由于房屋租金大幅上涨,决定在2027年关闭旗下四座博物馆中的两座: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这个消息在瑞典社会招致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让租金毁了文化,也引起远在6000多公里外的中国舆论的关注,因为预计关闭的东亚博物馆,被称为是「中国文化最大海外宝库」,闭馆后,这些文物何去何从、是否回流中国以及保存的相关争议,备受关注。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在可能关闭的两座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是中国人尤为关心的一座。它的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其中80%到90%来自中国。更特别的是,博物馆中绝大部分的馆藏背后还有一段特殊的故事。这样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一旦关闭,大量中国文物的命运,也将陷入迷雾之中。而在当地挽救博物馆声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
高房租挤走博物馆?
东亚博物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船岛上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明黄色建筑,馆藏有新石器晚期的绚丽彩陶,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还有数十万本中国古代典籍。目前,东亚博物馆由于修缮原因暂时关闭,计划在2026年秋天重新开放,但如今,重开的承诺似乎无法兑现了。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取材自澎湃新闻)
这不是东亚博物馆第一次面临关停的命运。早在2016年9月,时任世界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安·福林就曾提议关闭东亚博物馆,将其与民族志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合并。当时,她给出的理由也是「没钱负担」,后来因为遭遇了强烈抗议,博物馆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现在,危险似乎真的来临了。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为东亚博物馆积极发声。斯德哥尔摩市反对党领袖扬·约翰松称,如果城区租金太高,两座博物馆可以考虑搬迁到郊区,但绝对不能选择一关了之。他强调,斯德哥尔摩是享誉北欧的文化之都,政府相关机构却要主动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机构搬迁、关停。这样的做法,对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种打击。
尽管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已经保证,无论结果如何,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馆藏都会被完好保存,但人们依然对这些文物的去向忧心不已。

东亚博物馆中中国主题的展览。(取材自澎湃新闻)
大量陶器来自仰韶
东亚博物馆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文物?这源自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第一次来到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面对著厚厚的黄土层,他很快发现土壤中布满了陶器碎片,几分钟后就找到了一片绘制著黑色花纹的暗红色碎陶片。这一切让他觉得简直「不可想像」,也确定这片土地上将有重大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东亚博物馆的奠基人和首任馆长,如今东亚博物馆里的核心馆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从中国寄回的。
1914年,学习地质出身的安特生应北洋政府之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任务是替中国人「找矿」。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兴趣从古生物转向了古代人类文明,考古活动中的丰富证据让他确信,他能在这个领域有重大发现。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大量陶器。此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确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共同对仰韶村遗址展开发掘,他们在17个发掘点,约30万平方米的空间中,发现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国学者传授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手法,为中国的考古学建设打下了基础。接著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导了甘肃等地的考古调查,「马家窑文化」、「齐家坪遗址」等遗址相继被发现。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获得的人头形彩陶器盖。(取材自中国新闻周刊)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国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虽然安特生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授权,但这些文物并不能归属他个人所有。此外,他的活动还得到了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考古学专业出身、对中国文物极度狂热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这批在中国发现的文物。
约定一半藏品寄还中国
最终,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国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建议安特生将各个遗址中挖掘出的人类遗骸全部留给中国,而他在中国获得的陶器、动物骨骼等可以先运抵瑞典进行描述、研究后,瑞典方面会将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寄还给中国。瑞典还保证,将创建一个关于中国文物和艺术的博物馆,将分得的中国文物传承下去。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计划有损中国人的利益,也并不公平。但在当时,中国刚刚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科,没有能力独立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没有相关的文物保护法,更没有对文物的话语权。最后,「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签署了协议,同意在未来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东亚博物馆馆藏中国陶制墓葬俑。(取材自中国新闻周刊/东亚博物馆官网图)
负责操办返还文物问题的安特生并没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与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担任馆长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的第一批珍贵藏品,就是安特生带回的约3万件未修复的陶器、陶器碎片,这就是现今东亚博物馆的前身。
从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后7次将1300多件文物返还给中国,返还的文物典藏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下属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可惜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陷于战火,安特生返还的绝大多数文物已不知所终。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安特生当年返还给中国的文物还是现出了踪迹。2005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三个重量明显轻于矿石标本的箱子,以及里面一些古陶器碎片,经核对证实,这些文物应该是当年安特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联合发掘、留在中国的成果。而箱中「混进」的一件写有特殊编号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还给中国的文物清单上。
为何这些陶器、碎片会出现在北京?事实上,如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就是创立于1916年的「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安特生返还文物的接收机构。抗战期间,「地质矿产陈列馆」馆藏在北京等地分别保存,战后又在北京重新合并,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藏品库中的原因。近年还有300多件安特生返还的石器、陶器文物一直存在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曹希平判断,其中28件陶器应是安特生返还文物中的一部分。

位于斯凯普霍尔门岛的瑞典东亚博物馆(黄色建筑) 。(取材自中国新闻周刊/东亚博物馆网站截图)
而安特生的经历也能证实,他曾在1936年11月来到中国亲自送还文物,参加活动,还在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见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中国文物异域度过百年
瑞典与中国签订的文物协议,客观上让中国考古学界开始有了明确的权利意识。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南部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当时,李济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资助,但他坚持与对方签订协议,约定发掘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主持,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须全部留在中国。
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在考古行动中采取各种方式,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学联合多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规定外国人来华考察应该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并与来「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签订协议,让他保证将考察得来的文物留在中国。

东亚博物馆馆内藏品。(取材自红星新闻)
到了1930年,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古物保存法」诞生,明确规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但在乱世之下,大量中国文物依然在战乱中消失无踪,或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在海外的艺术馆、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放眼世界,以协议的形式大规模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几乎只有瑞典东亚博物馆这一家。
如今,东亚博物馆与它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一起,度过了近百年的时光。1939年,安特生退休,他和东亚博物馆的继任馆长、汉学家高本汉一起继续投入对中国的研究,也在瑞典培养了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承人。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中,就有马悦然、林西莉等一批对中国极为了解的汉学家。
曾与中国签署文物协议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在1950年加冕成为瑞典国王,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文物,1959年把收藏的2000多件中国文物赠予了瑞典东亚博物馆。1963年,东亚博物馆搬迁至船岛的地址,与古斯塔夫六世所在的王宫相距不远。很多人认为,这个安排,是因为国王希望随时都能看到他热爱的中国文物。
后来,安特生、高本汉和古斯塔夫六世相继离世。瑞典东亚博物馆也经历了几位「中国通」的管理,他们始终关心著这批文物的命运。2002年,东亚博物馆曾联系过中国方面,公开寻找安特生返还文物的下落。2004年,时任东亚博物馆馆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马思中,还将博物馆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马返还给了中国表现。
这些专业学者对博物馆的管理,如今都变成了历史。近年来,东亚博物馆的管理者不太了解中国文化,有能力守护博物馆的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博物馆的命运会陷入今日的僵局,也算是意料之中。
报导指出,正如2016年那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中,马悦然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瑞典方面把来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馆「混搭」在一起管理的行为,听起来似乎符合「多元主义」的精神,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

东亚博物馆馆藏中国明代绿釉陶瓷人形雕塑。(取材自东亚博物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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