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税暴涨反养肥黑市？2030年前，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全面掌控澳洲烟草市场

当健康倡导者最初梦想终结烟草巨头对澳洲的控制时，恐怕没有人预料到，有组织犯罪集团会在这场博弈中扮演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月，一项针对烟草危机的参议院调查再度听取证据——仿佛还需要更多证据似的——进一步证明：政府不断攀升的卷烟税与懈怠的执法，如何将澳洲数十亿澳元的尼古丁市场拱手送给了犯罪分子。

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到2030年，有组织犯罪可能完全控制澳洲价值数十亿澳元的烟草市场。摄影：Marija Ercegovac

据部分估算，目前澳洲65%的烟草销售已在黑市完成，远高于2020年的16%。

这是过去十年烟草消费税几乎翻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如今一包20支装的香烟，比2016年要多缴28澳元的税。

每年有数十亿澳元流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口袋，而非政府国库；与此同时，吸烟率也再度抬头。正如多位烟草业高管所指出的，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策灾难，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上演。

英美烟草（BAT）高管 Simon Trussler 在提交给调查组的书面意见中直言：“我从未在任何其他国家见过合法烟草销售和税收如此急剧、极端地崩溃。澳洲是一个独特的反面案例，正被全球当作教训——示范如何不该用烟草税来实现财政或健康政策目标。”

健康倡导者或许对这番论调嗤之以鼻，但当政府自己的监管机构——非法烟草与电子烟专员（ITEC）——估计去年非法销售已占据高达60%的市场份额时，这一现实便难以回避。

这意味着有组织犯罪对市场的渗透，比行业预测的更快、更肆无忌惮。澳洲便利店协会（AACS）去年8月表示，非法烟草约占澳洲所有香烟销售的一半。

非法烟草与电子烟专员 Amber Shuhyta 坦言，要扭转这一局面将极为艰难。

本月在堪培拉听证会上，非法烟草与电子烟专员 Amber Shuhyta（右）。摄影：Alex Ellinghausen

她在提交给调查组的书面意见中警告：“有组织犯罪有可能进一步深度盘踞，不断开发专门用于逃避检测的创新产品设计和销售渠道。”

她所在的机构估计，仅去年一年，政府就损失了高达118亿澳元的消费税收入。

“这笔钱不是用来资助公共服务的，而是流进了有组织犯罪的腰包——劳动者和合法企业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澳洲便利店协会首席执行官 Theo Foukkare 在调查听证中如此表示。

本月初，一位匿名的 Philip Morris 高管在闭门听证中向调查组发出警告，称向有组织犯罪彻底投降，似乎已是无法避免的结局。“按照目前的轨迹，到2030年合法供应将不复存在……整个尼古丁和烟草产品的供应将拱手让给有组织犯罪集团。”

由独立连锁超市Ritchies IGA委托Oxford Economics撰写的一份报告，正是这一预测的数据基础。该报告指出，若无政府干预，到2028-29财年，有组织犯罪将占据近90%的烟草消费总量。

澳洲边防部队突击检查中缴获的非法卷烟数量持续攀升。摄影：Luis Enrique Ascui

该报告作者及烟草公司高管建议将卷烟消费税削减至2019年的水平，这也成为他们与健康倡导者之间最核心的争议战线。

澳洲医学协会主席 Danielle McMullen 援引加拿大魁北克的先例，力证单纯削减税率行不通。她说：“绝对没有证据支持减税能打击非法烟草的观点——恰恰相反，那些削减消费税的地区出现了双重恶果：吸烟率上升，非法烟草贸易却毫无改善。”

澳洲医学协会主席 Danielle McMullen 是反对降低烟草消费税的代表人物之一。摄影：Alex Ellinghausen

Oxford Economics则从同一加拿大案例中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大幅削减消费税曾令非法烟草销售大幅萎缩。

巨头财务：风雨飘摇中依然向海外输血近10亿

然而，这场危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幕，是掌控九成合法市场的全球烟草巨头展现出的惊人财务韧性。

英美烟草（BAT）、Philip Morris和Imperial Brands的最新财务报表显示，三大巨头在保护自身运营健康、向海外母公司输送高额股息方面，成效显著。三家公司去年均实现盈利（英美烟草含一项非现金减记）。仅在2024和2025财年，三家公司合计向全球母公司汇出了9.5亿澳元股息。

其中，控制着逾44%合法市场的英美烟草贡献了绝大部分——接近8亿澳元。

而当你看到这家公司的收入与消费税支付数据，这一成就便更显得出人意料。

2020年，英美烟草从客户处收到的现金总计94亿澳元；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年，这一数字骤降至41亿澳元。与此相应，政府消费税收入在此期间也缩水了约50亿澳元。

英美烟草2020年录得盈利6.52亿澳元，去年则报亏2.91亿澳元——但亏损主因是将澳洲业务价值减记了5.56亿澳元，实际经营层面依然盈利可观。正因如此，该公司去年仍向母公司派发了高达3.932亿澳元的股息，资金来源是提前清减库存所释放的充裕现金流，令2025年全年正现金流达7.333亿澳元。不过，随着销售进一步萎缩，这套操作的生命周期恐怕十分有限。

Nick Coatsworth 是主张将澳洲烟草税削减至2019年水平的批评者之一。摄影：Michael Quelch

同样的销售崩溃与消费税冲击，也在其他两家竞争对手的财务报表上得到印证。

Imperial Brands尽管收入近乎腰斩，毛利润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从2020年的1.151亿澳元仅微降至2025年的1.024亿澳元，去年还向英国上市母公司汇出5000万澳元股息。Philip Morris的净利润则从2020年的9000万澳元降至去年的3300万澳元，去年未有派息，但2024年支付了6800万澳元股息。

减税还是维持高税？健康与现实的正面交锋

到2030年，这三大巨头是否还有生意可做，或许取决于这场税率之争究竟花落谁家。

上周，这场辩论中最引人瞩目的声音来自传染病专家 Nick Coatsworth——他曾在新冠疫情期间出任澳洲副首席医疗官。

他直接批评了那种将降低吸烟率置于一切之上的“公共卫生绝对主义”，并力主将消费税回调至2019年水平。他将高税派人士比作疫情期间质疑他的批评者，认为双方犯了同样的认知错误。

“与新冠的类比是成立的，因为思维模式如出一辙：一个狭隘的专家群体定义了问题，提出越来越严格的干预措施，并将任何权衡取舍视为干扰而拒绝正视，”他说，“然后，当政策视野之外的危害浮现时，他们坚持认为答案就是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彻底。”

参议院调查将于6月30日公布最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