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智囊：是时候松绑“今日香港”了（组图）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句看似简单粗暴的口号，似乎正在成为台湾年轻人的信条和箴言，一方面用以徘拒和抵抗大陆和“一国两制”，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获取些许满足感。在回归二十余年的今天，台湾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今日香港”，并在此基础上理性看待“明日台湾”？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由他来解开“今日香港”的谜团。 

记者：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往往喜欢将香港当做一个参照系，以此来徘拒大陆以及“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但其实我们知道，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是全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本质上是法律问题，而另一个是国家主权问题，就算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也与香港已经践行的“一国两制”不会全然相同，更不用说香港回归之际，内地与香港的巨大差距，也与今日台湾与大陆的情况很不同。 

刘兆佳：没错，可以这样说，内地在过去40年崛起之快之急，和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乎“一国两制”设计者的预期和想象。当中央提出“五十年不变”的时候，很难会估计到香港会因为国家的急速崛起而发生变化，而内地的剧变又极大的改变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再有就是，中国的崛起不但为国际格局带来冲击，而且也改变了香港面对的国际环境。 

再看香港，尽管回归后在发展上仍然取得一定的进展，而且成果比不少西方国家为佳，但与内地比较则在发展速度、幅度和全面性上相差甚远。鉴于香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型经济体，而且在回归以来备受政治内耗和管治维艰所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乏力可以理解，但仍然难免令人失望，尤其是香港在回归后虽然得到但却因为严重内耗而未能充分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发展机遇。 

记者：外部环境在变，内地在变，香港自身也在变，但当所有的“变”与“五十年不变”发生对撞时，对于香港的冲击可想而知。 

刘兆佳：香港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变幻才是永恒”无疑是香港社会的最佳写照。然而，为了稳定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回归后香港的信心，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持香港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从现实角度而言，要真的达到“五十年不变”的目标本来已经不容易。国家在改革开放战略下迅速崛起，对香港产生了巨大和难以预测的冲击，也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带来崭新的课题。那些冲击其实在香港回归前已经颇为明显，而在回归后更是势不可挡。结果是，今天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和“一国两制”方针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时所认识和蓄意保持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您提到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冲击反应最快的应该是经济层面，但经过传导，又很具体而微地改变着香港的社会结构，比如贫富分化等结构性矛盾。

刘兆佳：事实上，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断拉开，而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发展。今天，香港的贫富悬殊情况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更是位居前列。制造业“空洞化”使得在短时间内大部分制造业的职位流失，很多香港人因此失去了大量的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受影响的不但是工人，也包括不少的中产人士。尽管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崛起，提供了一批优质的、高回报的职位，但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香港人尤其是教育程度快速上升的年轻人的需要和要求。 

内地改革开放和中央的“惠港”政策诚然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但能够受惠的行业、企业和人才毕竟有限，部分人甚至因为来自内地的竞争而蒙受损失，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使香港原来已经严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有所恶化。 

同样重要的，是在内地改革开放的40年中，香港内部政治斗争不断，英国人在离开香港前在香港的发展上无心恋战，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介入又欠积极，加上管治乏力，因此使得香港的社会情况难以有显著的改善。 

记者：放在大的周期和历史背景下，在您看来香港自回归至今，究竟发生了哪些“量变”和“质变”？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最先是从一些社会问题开始的，而后慢慢累积，逐渐趋于政治化，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可谓一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爆发。  

刘兆佳：香港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各种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并交迭爆发。第一，产业结构的改变导致社会阶层的结构改变。一个愈趋封闭但人数不多的“上层权贵阶层”逐步形成，财富愈趋集中和行业垄断的情况相当严重。中产阶层萎缩而且内部分化，人数比例不高的由高端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上层中产人士处境越来越好，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为数多得多的中产人士向下流动或经常受到向下流动的威胁。低下阶层的人数不断攀升，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愈趋恶化。 

第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并深受就业、事业和置业问题所困扰。一些年轻人通过组织和参与各式抗争行动以宣泄其不满和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 

第三，阶级矛盾和冲突愈趋明显，社会上的“仇富”心态抬头，反精英情绪和民粹主义炽烈。中产人士怨气上升和言行激进化的现象明显。 

第四，部分社会矛盾在反对势力的利用下变成政治斗争的催化剂，加剧了香港的政治内耗。 

第五，一部分香港人对个人和社会现状的不满转化为对来自内地的人士和移居香港的内地同胞的抵触情绪，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不利。其中，香港中产阶层走向“激进化”是香港稳定和有效管治的最大威胁，年青中产人士更是香港近年来数量日增的集体抗争行动的中坚力量。 

记者：如果把您提到的这些可见或可感知的“变”作为“果”，那进一步寻根溯源，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的“因”促成了这样的“果”？ 

刘兆佳：首先和最明显的是香港人对国家和民族在态度上的改变。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华民族取得了过去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强国地位，扭转了百年的屈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叹，当然也因此引发了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嫉妒和恐惧。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增加了好感，也提振了信心。不过，对于那些一向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有抵触情绪或者崇奉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香港人来说，由于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对国家发展有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崛起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些人骨子里可能不敢轻视甚至钦佩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但国家在他们意想不到或不希望见到的情况下崛起却无疑推翻或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念和想法，迫使他们不断找中国共产党的岔子，把一些内地的“落后”、不文明和不符合西方人或香港人要求的东西无限放大和加以鞭挞，一方面藉以“印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看法，另方面则企图挑拨香港人与国家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第二，内地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比较下香港人的生活条件则有“踯躅不前”的情况，而两者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则因为自由行、香港人愈多到内地发展、内地人才和移民来港日多和内地企业和资金涌港而日益频繁。然而，由于香港人与内地民众在文化、生活方式、社交礼仪和思想心态上差异甚大，接触和交往增加无疑会加深彼此的了解，但也同时造成了不少摩擦，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了隔膜和裂痕。 

第三，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形成分化。改革开放的成功，让内地更有能力支持香港的发展和协助香港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纵使在一些政治议题上中央和部分香港人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共识，但大多数香港人仍然认为“一国两制”整体上是成功的，是对香港有利的，更希望“一国两制”在“五十年不变”后能够经改进后延续下去。认为“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利的人一般认为国家的崛起和内地对香港的影响日大对香港原来的制度、价值观、利益和生活方式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严重削弱香港的独特竞争优势，泯灭“两制”之间的界线，并使香港走向“大陆化”，所以不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然而，这两种人都有着共同的担忧；他们忧虑香港对崛起中的国家的价值和贡献不断减少，但却又因为一些政治议题与中央不时发生龃龉和摩擦，中央是否愿意在2047年后在香港延续“一国两制”方针乃未知数，因此担心“香港前途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爆发。 

记者：也因为以上这些分歧，所以在面对香港未来的问题上，比如远至“五十年不变”之下的2047，近到今天的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相关的战略和政策以至港府所应该担当的角色和功能分歧甚大。 

刘兆佳：其实，在回归前后，由于香港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和社会矛盾突出等深层次问题涌现，香港应该往哪里去，而政府又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等问题在香港激发了不少争论。 

虽然不少人觉得过去香港赖以成功的经济社会制度、各项重要公共政策、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只担当有限功能仍有存在的价值，但却因为那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对香港发展不利或成为阻碍香港解决深层次问题，由此感觉到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有改革更新的需要，但一方面却对改变过去的东西心中忐忑不安，而另一方面则对究竟应该采纳哪些新制度、新政策和新政府功能心中没底。 

比如说，即便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要求港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更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仍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和民众依然抱残守缺，视政府“干预”为大逆不道的事。虽然随着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香港有需要加强和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能获得美好的发展前景，但种种心理和政治障碍却使得社会上仍然缺乏对是否融入国家的强大广泛共识。对未来发展方向和相关方针政策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要凝聚各方面力量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香港便非常困难。回归以来，不少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穷尽的争论之中，严重拖慢了香港的发展，也使得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得到适当的处理。 

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的的确确在不同方面对香港造成了冲击，改变了香港人对国家、中央、内地以及对香港本身的心理预期，产生了不少心态上和行为上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香港的原有状况“五十年不变”极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因此而碰到了一些过去意料不到的事态。 

记者：退一步讲，“一国两制”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再正常不过，本身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和看待。不过，因为一些现实层面的社会矛盾，所以在香港往往会拿着放大镜看“一国两制”，而且从主观上更愿意简单粗暴的归因，最后什么问题都可以放在“一国两制”这个筐里。 

刘兆佳：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碰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又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政治问题和冲突。在前面我提到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改变，尤其是产业结构转型举步维艰、金融危机多发、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理想、社会分化愈趋严峻、年轻人面对众多的生存和发展的难题、社会怨气深重和民粹情绪澎湃等，使得一部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对国家、对中央、对内地和对内地同胞产生质疑或抵触情绪。 

这一部分人同时又对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担忧、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抱怨、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表现和香港的政治体制不满、对内地的腾飞怀抱复杂的不平衡心态和缺乏安全感。这些人尤其是反对派势力，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所知不多或只有片面理解的年轻人，更是各种挑战基本法和中央权威、否定“一国两制”、提倡从香港乃独立政治实体的立场、对“一国两制”作另类诠释、策动各种不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主张和行为的鼓吹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而与此相关的最为严重的事端无疑是“占领中环”和一连串的激进暴力行为。 

一些以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提出把香港与内地分割、放缓或甚至中止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减少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交往接触、和摒弃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任何计划。更为极端的行为，是要推动香港独立、公投自决、启动“第二次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和通过压缩中央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利和职能，好让香港实质上成为独立政治实体。这部分香港人的存在，构成了全面和准确实践“一国两制”的巨大障碍，也为香港充分利用发展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妥善处理由此而引发的挑战制造了不少阻力。

要处理好“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社会矛盾突出和政治冲突不断等，强化香港竞争优势、大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多元化、让更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鼓励公平竞争、缩窄贫富差距和处理好贫穷问题乃必由之路。纵使政治问题比如政制改革，由于香港仍然存在多股蓄意与中央对抗的力量的缘故，不是一时三刻所能解决，但如果能够处理好那些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香港的政治氛围亦会趋于缓和，反对势力的活动空间也会减少，迫使他们调整政治立场或走向边缘化。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56180024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