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习近平“斗争”讲话幕后意 只针对风险不针对香港

3个月来，英国两任首相先后在香港问题上发声，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失时机的借香港向习近平喊话，蔡英文更是凭香港局势一路选票高升，在香港反修例效应外溢到国际舆论之后，来自中南海“红墙”之内的声音迟迟未有传出，目前代表中央出面表态的仍只是负责香港问题的办事机构港澳办。

关于香港的局势判断，关于林郑的近期举动，关于国际舆论对香港的表态，北京是何态度，一直备受关注，在被认为向香港示威运动“摊牌”的9月3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举行发布会的同一天，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次以“斗争”为主题的讲话，并在讲话中将“港澳台”工作列入其“斗争”事项。宽泛而言，这算得上是香港反修例事件以来，习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涉及香港的言论。

以最直观的感受理解习的这番讲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所谓对“港澳台”工作的“斗争”正是针对当前的香港示威运动表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点名“港澳台”又着实是一个警示，对于香港来说，确实需要一个理解习所谓的“斗争”的解释。但是外界无需过度解读，港人更不需紧张，首先，处于中国政治体制中心位阶，习近平的“斗争”对象不会是如此狭隘的含义，结合其此前对“斗争”的阐述，习所指的斗争对象更多的是针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变局”局势，而非单独一个香港。其次结合林郑月娥本月5日撤回修例的一系列举动以及港澳办历次记者会的内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国两制”，希望港府与“和理非”和解，争取广大香港市民理解的信号，比斗争信号更加明确。

理解习近平的“斗争”不能直接将其与当前香港局势做联想，要从历次港澳办的讲话中以及习对“斗争”的整体论述中理解。图为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新华社）

北京仍然希望与香港市民“化干戈为玉帛”

有熟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认为，习所称的“斗争”绝不是针对香港民众，不是广泛的“和理非”示威群体。与习发表“伟大斗争”讲话的同一天，港澳办记者会刚刚明确讲过，“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包括年轻学生，不管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他们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参与游行集会，只要是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都是法律允许的。”也即，只要不是以激进暴力挑战“一国两制”的示威游行都是北京所接受的。而北京也承认香港问题的“变质”是少数暴力分子所造成的。因此，北京不会因港民上街游行就要“斗争”，相反其表明“游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正是在北京步步升级对香港局势定性的基础上打消安抚广大港民的担忧及疑惑情绪。

再从9月4日，林郑提出“四项行动”，满足示威群体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担忧，聚焦由此暴露出来的土地供应、贫富悬殊、青年人的机遇以及参政渠道等关涉香港社会民生的议题，可以看出林郑是要与“和理非”大和解的。当然，这是当前林郑试图“化干戈为玉帛”的政治方案，自然也没有超出北京的接受范围。

虽然过去几个月来没有来自中共高层的声音传出，但从港澳办及外交部的回应中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从始至终，从北京传出来的声音始终围绕的一个主轴是“止暴制乱”，显然，在北京的意识里，至少在当前，面对香港局势，不是制造问题而是解决问题，如此以来，“斗争”更加不符合北京解决香港问题的思维。如果北京真有心以“斗争”的思维解决香港问题，也就不会在香港动乱了3个月，在北京判断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仍然保持怒而不动。相反，从港澳办的历次讲话中可以看出，北京是希望依靠香港的自身合力去自我“救赎”的。

港澳办的历次记者会都表明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是希望希望香港依靠自身的力量止暴制乱，而不是“斗争”制造问题。（新华社）

以此看，北京既无对港斗争思维，也无意对香港广大市民“斗争”，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说，代表北京的中央政府对自己的特别行政区进行“斗争”也是不合理。香港人此时要有一个政治判断，尽管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香港更加倾向西方。但是现实却是香港已经回归22年了，香港和大陆，香港市民与中国民众，是唯一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保守主义盛行的世界丛林中，唯一期盼香港好的，只有中国。这个道理习近平十分清楚，如果对于这个逻辑有了了解，港人对于习谈“斗争”是否针对香港的担忧，也就不复存在。

那么习近平为何会在此时强调“伟大斗争”又明确的把“港澳台”工作列入其“斗争”范围之内呢？如果一定要将“斗争”的对象具象化，习所称的“斗争”有可能是针对想要借此时机寻求推动港独的人士，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分子，以及在此事件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外部势力”。

斗争的对象是局势 是风险

习近平“斗争”的真正对象，是当这个世界不断趋向分裂的“百年大变局”，是世界主要国家保守主义盛行的大趋势，是中国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是那些“灰犀牛”和“黑天鹅”。

中共的出身是革命性政党，且其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矛盾斗争”作为世界的普遍规律看待。这就决定了，在中共自革命、建政近百年的话语范式中，“斗争”这个词从来都不曾缺席。但相比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到邓时代转向经济建设充满斗争色彩的改革魄力，再到习时代，今天的“斗争”已绝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用攻击去制造问题的“斗争”，而应是习对新时代中国崛起，应对局势的一个方法论。

回到习本次在这个名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报道中，习近平对“斗争”的完整表述是，“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从这个表述来看，对“港”的斗争还嵌在“港澳台”工作之中，而“港澳台”工作也仅是若干领域的一部分，显然这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对象或者单一领域的斗争，更明确的讲，习要斗争的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例如在经济上与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困难做斗争，在政治上与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在生态上与重大的自然灾害作斗争。当然，在“港澳台”工作上，也有与“一国两制”中出现的制度不适性做斗争的可能。

当下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最能展现中共所称“斗争”的案例，但恐怕中共所讲的斗争不仅是与美国在贸易谈判，国际规则的制定进行斗争，这还只是斗争的第一层面，习所要的斗争是向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所造成的当前时局做斗争，是习预判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阻碍中国崛起的挑战作斗争。

其实理解习近平时代的“斗争”从时间轴的方法去看或许更加清晰。习近平曾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涵义是很深的。”可见，所谓的“斗争”是早在习上台指出就已经作出的规划，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将“伟大斗争”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列；2018年12月中共政治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习在讲话中大段强调了“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还称，“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枪真刀磨砺”。至今次，将“斗争”的对象具体化在多个领域。从这个时间线来说，“斗争”是具有一以贯之的规划性的也是随着习执政不断丰富与完善的。

更全面理解“斗争”的含义，有必要将其与另一个词“奋斗”联系起来。在习出席的这个培训班讲话的主题是“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从字面意思也可以看出前半句与后半句是有着承接关系的，而习在讲话中也更明确的点出了“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从此更可以清晰的看出，所谓“斗争”只是应对时局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论，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是结果，这里突出“斗争”仍然是想强调中国面临的局势与机遇。

而其所说的斗争也不仅是动态意义上的“斗争”，还包括中国官员队伍应具有面对挑战的“斗争意识”“斗争精神”。更明确的说，习在调动中国的官员队伍，要中国的官员队伍在既有的民族复兴规划之中展现朝气的奋斗精神，在面对内外的矛盾与挑战中展现出区别于西方政客的那种使命感与担当，这当然有习作为红二代个人的性格色彩，也是其对中国官员队伍的一种理想。当然在香港当前的局势之下，显然，北京是希望港府能不畏困境与挑战，展现出“斗争”的精神面貌，找到合适的方案使香港回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