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生前忠告耐人寻味 别让高歌猛进的民族主义害了中国（组图）

2015年逝世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长期被世人誉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观察家。在他生前，哈佛大学知名教授、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等人采访过他，并于2013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书中不少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和世界仍有启发意义。

在书中，与数代中国领导人都有交往的李光耀认为，“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李光耀说他相信中国领导层已认识到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教训，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而是“避免麻烦，微笑着迎接未来四五十年”。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李光耀在书中提及“一年前，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他是否相信中国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理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据李光耀的说法，“这位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会确保年轻人明白这一点”，“我希望他们做得到”。

这段对话耐人寻味。李光耀此处说的“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理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应该是指过去一些年中国官方主流叙事和意识形态宣传，都在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以李光耀作为世界一流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睿智，以及他长期以来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他这样说显然不是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而是他认为过度渲染和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容易造成年轻人的盲目自信和自我膨胀，由最初对国家的自豪感滑向自负，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并可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下去，势必妨碍中国与世界的正常交往，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可能到处树敌。

李光耀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迄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歌猛进，年轻世代的国家主义认同和爱国主义情绪尤为强烈，整个社会的舆论场生态为之一变。当然，这个转变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甚至不乏自信过头，滑向自负，以至于沦为笑料的案例，比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前夕提出的“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以及被人民网痛批为“逞口舌之快的精神胜利，于国于民都可说是‘瘟疫’”的浮夸自大文风，但总体而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不断高涨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伴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香港反修例骚乱等一系列事件的叠加刺激，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催化，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可以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高点。

在普通网友、自媒体中，曾被人民网痛批的浮夸自大文风再度卷土重来，片面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的文章、内容、标题到处可见，炒作和渲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意和变现秘诀。在思想市场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和复旦大学教授沈逸关于中国是否应该以人道主义对待疫情肆虐的印度的争论，尤其具有风向标意义。胡锡进在10多年前甚至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出版前后，一直都被许多人认为是立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备受海内外自由派的嘲讽。不料，当立场更激进、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的沈逸出场后，主张对印度克制和人道主义的胡锡进竟被大量网民视作曾用来形容自由派的“公知”。短短几年间，如此反转，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崛起的胡锡进竟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反噬，既令人唏嘘，更印证中国社会风潮和思想市场的整体性大转向。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9年赵本山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的一段调侃：“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抚今追昔，这段话可谓是今天许多中国人心理认知的写照。假若李光耀能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今天中国，不知他会作何感想？大概率他会更加忧虑，他会发现自己生前对中国的提醒和忠告并未发挥作用。

只是，民族主义如此狂飙突进的社会风潮是中国高层所乐见吗？答案是未必。从李光耀书中说的当初中国领导人对他的答复来看，从高层依然将中国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看，从李克强公开讲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国情来看，从中国政府依然将对美工作重心放在管控两国矛盾并致力于构建竞争共存的中美关系来看，从作家方方遭受围攻时坦言“官方有人找过我”，“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来看，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高层总体上还是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知，并未被民族主义裹挟。道理很简单，中国高层毕竟掌握着更多的信息渠道，又大多如李光耀所言经历过“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再加上体制内的确汇聚大量精英，其中必然不乏能理性认识民族主义之士。

既然如此，那为何民族主义能在中国高层总体比较清醒的背景下高歌猛进？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民族主义本身并无问题，合理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秩序下是正常而又合理的现象。放眼世界，很少有一个人的思想认知里不或多或少带有民族主义成分。你出生和生活在某个国家，对某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心理归属和情感依托，或对某个国家有一种想象的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认同，都会大概率产生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中国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屈辱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唤醒和形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这也是中国当初抵御外部殖民者、侵略者，激发民族血性，同仇敌忾，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放思想，打开国门，与西方进行正常的沟通与合作，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有明显淡化，启蒙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推行了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始持续塑造和建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认同。

其二，近些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高歌猛进是内外形势叠加的结果，包括对内官方通过民族主义来进行思想认识的整合，巩固既有政治秩序合法性，制衡批评和反对声音的舆论压力，对外是外交风格强势转向所需和美国遏制压力的深度刺激。目前来看，暂且抛开价值观之争不谈，单从中国官方期待的效果——在高层保持清醒的同时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意的支持和配合——来看，的确比较成功。

但凡事过犹不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样，既能为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危机和内部思想撕裂提供有力的精神资源，又会限制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国际交流合作，让一个国家对自身国情产生虚幻想象，对外政策容易陷入强硬、被排斥和警惕、再强硬、再被排斥和针对的恶性循环。当年仅21岁的奥运冠军杨倩因发布收藏耐克鞋的照片遭到攻击，当胡锡进都能被昔日他的读者批评立场不坚定，背后所暗藏的社会风潮转向已经达到一个令人忧虑的程度。要知道，作为思想武器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被官方所运用和定义，但也可以被民粹主义者、煽动家所利用和定义。胡锡进和沈逸同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分歧和争论某种程度上是顾全大局、有纪律有原则的官方版本的民族主义和民间冲动易怒、有失民粹的民族主义的矛盾。而后一种民族主义趁着官方的默许不断壮大，时至今日，已对中国和平崛起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带来困扰。在中国高层总体上比较清醒的当下，官方民族主义至少在理念上能维持和而不同、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但民间的民族主义已有民粹化、狭隘化、盲目排外的风险。

今天中国许多人都有一个忧虑，那就是今天的高层、精英尚能比较清醒，他们有着历史纵深感，大多如李光耀所说经历过“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知道陷阱很多”，因此能比较成功地驾驭民族主义，但时而久之，越往后的高层、精英，尤其是近些年在民族主义浸染下的年轻人有朝一日成为高层、精英，缺乏历史纵深感的他们，会否被民粹民族主义反噬？

苏轼说过：“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对于当下中国来说，近些年一路高歌猛进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便是如此。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总好过临时抱佛脚，允执厥中更是好过极化思维和过犹不及。中国社会要趁着尚未被民族主义反噬，民族主义还没有全面激化和民粹化的当下，及时加以引导和平衡，给更多理性、清醒的声音以多元空间，让舆论场更多的声音都能保持温和理性，有格局、胸襟和国际主义视野，不民粹不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