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评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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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布局看，美国跨国公司会小心翼翼地在规避政治风险过程中努力寻求投资利益最大化。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在流量上降至159亿美元。理论上，疫情大流行后的复苏可能导致双向投资流量反弹，但中美双边关系长期维持对话，在对话中蕴涵未知数。直接投资能够使外国投资者控制或影响特定企业并产生较长期的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双向直接投资一直是美中经济关系的要素之一，即使中美冲突和紧张局势加剧了两国政治不信任，但两国的经贸投资依然保持着可观的热度。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结构日趋成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行业结构上发生了变化。美国早期对华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服务以及初级工业与技术行业，但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资本偏好转向消费导向型行业，如食品、汽车等产业。过去五年，美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瞄准高科技和先进服务业。中美竞争以及逐渐趋向对称的监管态势使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内容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2020年，随着中美技术摩擦加剧以及安全领域的冲突，美企在涉数据安全信息通信领域投资方面的流水出现明显下降。对中国的投资集中在食品、房地产、酒店和基础材料。2020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种类有：

汽车行业（20亿美元）的投资比2019年增加20亿美元，但大致与2017、 2018年水平持平。代表性交易包括福特在南京的新建绿地项目（5亿美元）、特斯拉在上海扩建超级工厂项目。

农业和食品是美资关注的第二大方向，总交易额是14亿美元。一些典型的案例如，百事可乐以7.5亿美元收购“Be & Cheery”，红杉资本以1.71亿美元收购石家庄君乐宝乳业。较小的绿地投资有“Beyond Meat”、百胜中国、星巴克和大力水手餐厅等项目。

娱乐业以12亿美元流量位居第三。案例如“Platinum Fortune”以2.65 亿美元收购虹投是其中最大手笔。

基础材料行业流水是7.61亿美元。2020年出现了几笔较小的交易，包括“Cabot”以1.15亿美元收购深圳三顺纳米新材料、康宁以2000万美元收购安徽一家药用玻璃厂。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流水是7.22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降幅超过10亿美元。从2019年开始美企有几笔与半导体相关的交易，包括成立两家“Nex Gen Power Systems” 新子公司；美企以3.36亿美元投资“Core Source Semiconductor”；以6500万美元成立迈科信半导体。其他交易包括“Clarivate Analytics.”和“ Red.”对中国同行的收购，但交易额均不对外公开。

消费品行业以6.44亿美元处于垫底位序。如“Costco.”在浙江和广东的绿地设施（共2.6亿美元）。

与2019年相比，美企以5.8亿美元对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总量降幅超过20亿美元。交易包括辉瑞以2亿美元收购“Cstone Pharmaceuticals”；纪源资本以5000万美元收购深圳海宝医药集团。

随着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美国跨国公司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信号，明显提升对中国本土一些新创或独角兽公司的收购。基于现实，美国资本着力在汽车、食品等领域寻求收购或绿地投资。中国政府视具体中美关系走势，一边做足下一波对外开放的政策设计，一边在具体的外资持股或投资领域借助特定事态实施监管升级，加强规范设计和“负面清单”管理，着重清查涉网络数据安全、金融等领域的西方资本控制权问题，并对外资在华代理人实施审查。监管和执法能力的提升可能抑制美国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这些动向以及中国政府的反应表明，经过长期地参与融入全球化，中国在市场、产业布局和利润预期上已经对美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特朗普政府号召产业回归，甚至使用行政命令要求美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但从2020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布局看，美国跨国公司会小心翼翼地在规避政治风险过程中努力寻求投资利益最大化。美企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精英的需要而完全放弃中国潜在的市场及投资利益，依然会精明地下注中国市场，精心并布局中国内地的资产安排。典型案例如特斯拉，2020年马斯克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毅然扩大完成超级工厂第二期的投资。上海浦东工厂是美国新创科技公司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典范。

中国中产阶级人群日益壮大，消费能力在增强，防疫初步形成的“可防可控”局面正推动各行业蓬勃发展。中国市场是吸引美国资本的关键，中美经济的高度黏性以及相互依赖存在韧性。中美在确保安全优先，过滤威胁要素的背景下，经济热度依然可期。随着中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会继续有亮眼表现。中国政府监管部门亦可能走上美国政府对中国跨国公司监管那样的外资安全审查升级路数。

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一系列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不断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潜在利润空间成为吸引美国资本的关键。对华投资，是美国企业家布局海外资产实现资本保值升值的重要环节。中国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公正性、环境保护、数字技术、电子商务和不断全球化的内资企业会对美资产生相应的影响。此前在2018年中国美国商会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了《2018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就阐明了美企在华发展的困境：缺少高端人才，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力度不够，越发严格的数据安全政策，独特的中国标准，美企无法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越发严格的“本地化”政策，政府指导的进口替代，自主创新政策差别对待外资企业，严格的许可要求等，都构成外资在华发展的现实挑战。而这种挑战刺激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部分外资“撤离”中国。

上周，中国商务部就外资撤离中国表达了态度，表示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但客观讲，如果出现一些代表性的产业撤离中国，尽管资本撤离动因比较复杂，但这也表明这些重点资本针对中国市场的评价和预期偏好出现了变化。在疫情环境下，全球各国争夺外部投资日趋激烈，甚至有“逐底竞争”的可能，一些重点国家，比如美国在中国的标志性投资，还需要中国政府多花一些功夫做好配套服务以及“稳外资”的工作，主动积极预防规模性撤资带来的消极经济与社会连带效应。

参考资料：THILO HANEMANN, DANIEL H. ROSEN, MARK WITZKE, STEVE BENNION, AND EMMA SMITH，“Two-Way Street – US-China Investment Trends – 2021 Update”，May 19, 2021，https://rhg.com/wp-content/uploads/2021/05/RHG_TWS-2021_Full-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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