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防疫：讲政治与讲科学的辩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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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多一直作为中国防疫典范和标杆城市的经济重镇上海，时下正处于舆论的风暴眼。

虽然上海在3月27日前一直对外表示不会采取封城举措，强调不会一刀切，会精准防疫，用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在记者会上的话说，“如果这个城市停下来，东海上就会多出很多漂在海上的国际货轮，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可随着疫情态势趋于严峻，上海亦不得不从27日开始收紧防疫举措，宣布展开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的半封城措施，浦东区先从3月28日起封控四天，浦西区接着从4月1日起封控四天。

为何上海会突然急转弯？从言之凿凿的不封城到半封城，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直接的解释自然是上海疫情态势本身。数据显示，上海每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月24日破千后，几乎每天上升一个千位数，3月30日首次出现小幅下降，从前一天的5,656降至5,298，31日降至4,144。与此同时，确诊者病例持续高走，29日从前一天的96例倍增至326例，30日增至355例，31日进一步增至358例。

这样的病例增长态势，与日增动辄几万例的其他国家相比，自然不足为惧，但放在中国，却是官方不得不严阵以待的局面。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上海之所以急转弯，是“讲政治”压倒了“讲科学”，这也是中国今天整体防疫面临的问题。27日前，上海是“讲科学”的，所以才会反复强调不封城，不一刀切，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才会说，“上海这次战役，希望在尽量无疏漏筛查的同时能够最小化影响生活，肯定是非常不容易，也难免会不顺利，但也正显示了上海绝不肯走抗疫回头路的决心。”可开始突出“讲政治”，便迅速半封城，要求市民足不出户。

“讲政治”压倒“讲科学”的分界线，正是3月30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主持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李强明确表示，“要坚定坚决实施好这一轮面上核酸筛查工作，采取全域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查、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等综合防控措施，分批实施、无缝衔接，真正把风险人群管住，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并表示要“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大仗硬仗。”

紧随大会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致信全体市民，坦言“面对传播速度、隐匿性、穿透力远超以往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有必要以最快速度摸清底数、排除风险点、切断传播链。”同一天，随着越来越多对上海防疫措施的批评与不满涌来，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表示，“面对传染性、隐匿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我们的认识不足，措施落实不到位，接受大家批评并改进。”

如果将上海防疫急转弯归因于“讲政治”压倒“讲科学”，那么也可进一步延伸并解释中国当前整体的防疫措施，因为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今天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服务于政治大局的考量，已经远大于科学理性的分析，因为说到底，“与病毒共存”才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情况果真如此吗？要知道，“讲政治”与“讲科学”，从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就像“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一样，也从来不是对立的选择题一样。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讲政治”还是“讲科学”，也不是“讲政治”是否压倒了“讲科学”，而是如何更好地良性互动，既避免“讲政治”带来的过度意识形态和上纲上线，也能更好地用“讲科学”的语言来与民众沟通，纾解不必要的恐惧与恐慌。

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应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一场社会危机，或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这类问题，总是有两个维度，而且两个维度之间是有张力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考虑，就是人们常说的讲政治、讲大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公共事务，处置公共事务的最高标准就是安全、稳定。这个责任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所以不能把权力与责任完全交给专家，而政府不能干预，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说政府干预就是错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争论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处置的根据、依据是什么？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规则和经验作为支撑，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发事件，这就导致一种张力的产生，即面对未知突发事件，政府是根据以往的规则和经验来决定，还是要听取专业的意见？怎么处理好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讲政治’，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人民健康、社会安定吗？这和所谓‘专业’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如果专业意见与政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这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在判断不清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球，会给社会造成无妄之灾。政府的顾虑就在这里。”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在谈到政治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张力时表示，“既然是张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张力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难以说消除。尤其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党是要长期存在的，中国人很少会去怀疑这一点，你可以不加入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党有些批评，但绝大多数人不大能够接受中国可以不要共产党。共产党为了保持政策的引领和执行的顺畅，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固，自然会对政治上的一致关系或者说政治忠诚有某种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只讲政治，或者说不能理解为要压倒专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讲政治也是讲又红又专的结合，你不能不懂专业，不懂专业的讲政治是伪政治。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民众负责，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诚，专业上过硬，否则让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让你做个手术，你做不好，不知道怎么打针，这样的政治忠诚又有什么用？一个老师，你讲忠诚，你不会教课，你不会去立德树人，这种忠诚也是一种伪忠诚，所以说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适当的。”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疫情爆发初期，习近平如是表示。这样的大考，不只体现在疫情早期，更体现在两年多后的今天，而且随着人们对病毒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恢复经济民生的诉求越来越迫切，对精准防疫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势必需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而政治与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亦是现代化中的关键一环，挑战丝毫不逊色于抗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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