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如何区分澳洲政治的“左”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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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治，和很多事务一样，并非只有“左”和“右”两端。它就像一条光谱，除了两端，中间还有渐变的颜色。不同的政党团体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也不同。

如何区分政治上的“左”和“右”？

政治光谱上的左右概念始于1789年5月的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

澳大利亚华裔时政评论员刘路新博士介绍说，在当年的法国，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是特权阶级，包括教士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阶级，比如商人、工人和农民。会议举行当天，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到了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到了国王的左边。因此从那以后，但凡国民会议召开，主张民主自由的改革派坐在左边，维护王权的保守派坐在右边，这就是政治左右两派的来由。

“三年之后的1791年，又召开了法国国民议会，温和派的保皇党坐在了右边，激进的革命党坐在左边。从此就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说法，”他说。

时政评论员杨涵说，澳大利亚左右派政党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左派政府希望“大”政府，注重再分配上的公平，通过税收为底层民众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右派党派则向往“小”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让看不见的那只手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更为有效地分配。

他说澳大利亚工党的一贯主张认为在社会福利上要关怀、保护低收入者。

“这是左派政党，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理念，要保护底层的基本福利、工会的权利，还有最低工资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第二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左派政党相信气候科学的真实性。”

他说作为右派政党的自由国家党联盟如果继续执政的话，政府会放手发展自由市场经济。

他指出有人认为联盟党更善于管理国家财政与经济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宣传。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和影响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金融货币政策是由独立的央行制定的。”

“不管哪个党上台，澳大利亚经济主要受到的影响还是跟国际经济秩序，包括跟中国的经贸联系。这都超出了政府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政治光谱里的中间派

刘路新博士认为澳大利亚选民的构成基本上是个枣核型，处于政治光谱中央位置的人明显多于处于两个极端的选民。

他指出来自海外的华人，他们此前的政治意识可能或受到祖籍国的影响，但是在澳大利亚居住一段时期之后，他们也入乡随俗，政治选择也更加个性化，更为务实，注重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现在，工党、自由党和绿党都在向中间靠拢，这意味着他们都更关注解决当前的问题，选民当下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很长远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工党和自由党内还会分成多个派系，有些工党中的右派可能与自由党内的左派更合拍。

刘路新博士举例说：“前工党联邦参议员、已去世的金伯利·基钦（Kimberley Kitchen）就是工党中的右派，她曾在很多理念上和自由党交往、交谈起来更方便。可是却遭到工党左派及中间偏左势力的不满。”

刘博士还说前联盟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气候变化上的观点也更接近工党，因此也被联盟党内更为保守的派系逐下党魁和总理宝座。

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会不会改变？

刘路新博士指出，政治并非一成不变。二战结束后，政治左右翼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理念与观点。

“从二战开始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西方的一些右派也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社会。左派也开始支持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球经济，”刘路新博士说。

“现在，欧洲、尤其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左派认为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经济。”

刘博士认为在西方政治左右派的立场和观点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再严格区分政治光谱中的左右派势力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刘路新博士指出，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一个趋势是大家都在向中间方向移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近些年的多次大选中，澳大利亚两个主要政党的竞选政纲相似的原因。

“由于自由党和工党的政治色彩不够明显，就产生了很多独立的候选人，”刘路新博士说。

然而，另一位澳大利亚时政评论员杨涵却不同意有关澳大利亚两大政党政策趋于一致的说法。

“区别还是蛮大的。区分最大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只有在国家安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方面澳大利亚左右两党是趋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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